就地理位置而言，大南澳地區位於台灣東北，宜蘭縣境最南，與花蓮縣交界之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地理環境與花蓮相近。
蘭陽平原至蘇澳已到盡頭，由南方澳後方山嶺翻山而過的大南澳地區，景觀已是花東山脈和海岸小平原。
蘇花公路在距海岸不遠處由北自南貫穿大南澳地區。公路以東臨海的部分屬蘇澳鎮，公路以西屬南澳鄉。奇特的人文劃分讓蘇澳鎮有條狹長的尾巴。如此劃分造成很多唐突和不便之處，唐突的是南澳火車站屬蘇澳鎮不屬南澳鄉。南澳鄉公所在蘇花公路旁，馬路對面的蓬萊國小卻屬蘇澳鎮，這一邊的居民要辦理戶政、地政事務，不是到馬路對面，而需翻過南澳嶺、東澳嶺到蘇澳，車程需要一個小時左右，如遇蘇花公路坍方封路，則無法成行。
造成如此奇怪的現象，牽涉到兩段湮沒的歷史和一位在歷史中沒沒無名，卻因石碑而留名的人。
遠因：牡丹社事件（八瑤灣事件）
藉口？侵略？番人番語！
1871年10月18日（清同治10年，明治4年）一艘琉球國宮古島船舶山原號，由那霸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即今之九棚灣），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餘人登陸覓食。幾天後遇上高士佛社原住民，54人慘遭殺害，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楊友旺、楊阿才營救下前往台灣府，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琉球館，後乘船歸國。以上史稱宮古島民台灣遭害事件，而後日軍伐台，中國稱牡丹社事件，日人稱為八瑤灣事件。
事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向清國總理衙門抗議，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今日本岡山縣小田郡）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搪塞，副島便言：「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圖，隨口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日方遂抓住這句話柄，積極準備向「無主番界」出兵。
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向英、美等國租用輪船，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
註：二十年後，樺山資紀（1837-1922）與水野遵（1850-1900）分別出任第一任台灣總督和第一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
出兵前夕，英美等國卻轉變態度表示反對，聲明中立並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決定停止行動，大久保利通親自到長崎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
註：西鄉從道係舊薩摩藩士，其兄西鄉隆盛（1828-1877）名列維新三傑，更是桀驁不馴 。明治初期隆盛積極主張征韓與征台，與維新眾臣意見不合，於是舉兵稱叛，史稱西南戰爭，兵敗後隆盛切腹自殺（即電影幕府將軍的背景故事）。西鄉從道獲任蕃地事務局長並晉升中將，原本係維新朝臣對西鄉家與薩摩藩的安撫措施。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8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原住民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原住民敗逃，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佔領後焚燒村屋並撤回射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投降。日軍移營龜山（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長期駐紮。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灣，清廷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防務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另由李鴻章調唐定奎率領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當年農曆九月中旬以後到十月間陸續抵台，清日在台戰力情勢逆轉，沈葆楨的談判地位因此提升了許多。
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陣亡者僅20餘人），又已耗軍費1260餘萬日圓（尚未計算購買運兵用船舶的770萬日圓），深感難以持續。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中國交涉。
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實因情勢窘迫。因此中國政府起初態度強硬，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表示：「一錢不給」。 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強勢介入。於是中日兩國在1874年9月22日簽訂北京專約，共有三條，主要內容為清國以撫卹和價購日人工事為由支付五十萬兩白銀予日本政府。第三款後段特別載明：……至於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近因：羅大春開路
由於日本入侵台灣，這才引起清廷的重視，清同治十三年派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加強防務。事件結束後，沈葆楨奏請朝廷「開山撫番」，派遣官兵分別修築北、中、南路，以打通台灣東、西之間的聯絡道路。其中北路由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率領13營官兵，開闢蘇澳至花蓮奇萊之間的道路，這條北路後來被我們稱為「蘇花古道」。
羅大春開築的北路完成後，漢人隨即進入大南澳地區，但遭受當地泰雅族旳激烈抗拒，北路因之中斷。直到光緒十六年（1890）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派兵征討泰雅，並留兵三營沿線駐守。雖然如此北路到花蓮一直未能復通，但漢人自此在大南澳地區有了穩固的據點，從此落腳於海岸平原。日治時期基於漢番隔離將此地區劃箒蘇澳郡管轄，光復後未改原有劃分。
附一
日治初期，日人修築沿海理番道路，大致依循羅大春的北路路線。1916至1927年間再修「東海徒步道」，路徑是現今蘇花公路的大致路線，1927至1945年間又完成可供行車的「蘇花臨海道」，這就是光復後蘇花公路的基礎。
附二
羅大春，貴州施秉人，行伍出身，堀起於太平天國之役。後隨左宗棠入福建，歷任建寧鎮總兵、福寧鎮總兵、福建陸路提督。同治十三年為沈葆楨奏調台駐防一年（1874.8-1875.8），後調湖南提督，光緒四年被革職。
附三
羅大春開路紀念碑全文
大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丙戌，福建陸路提督黔中羅大春欽奉諭旨，巡防臺朔，開禁撫番，秋七月癸丑，師次蘇澳，八月辛未，達大南澳。初，臺澎道江右夏獻綸以千人伐木通道，自蘇澳及東澳，七月戊午，還郡東澳。以往萬山茸然，恒古未薙，兇番伏戎，大為民害，大春徵募濟師，斧之、斤之、階之、級之、碉之、堡之，又從而以番說番，招撫之。於戲！軍士縋幽鑿險，宿瘴食雱，疫癘不侵，道路以闢。朝廷威福也，將校用命也，不可不紀，囑幕次三衢范應祥撰文，三山應道木書丹，龍眠方宗亮、齊安高士俊選石勒諸大南澳道左。黔中馮安國監造。
附四
南澳朝陽社區因位於風浪大的出海口，日人命名為浪速，閩南語諧音「娜娘仔」，因之以為地名，光復後改名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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