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白仙丹104.01.16攝於士林官邸

清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爆發「朱一貴之亂」。

五月二十九日朱一貴於阿公店（今高雄岡山）起兵為亂，號稱「義王」，建號「永和」。亂民攻打各地官署及清軍駐營。當時清廷駐台兵力不多，武備鬆弛、軍紀散漫。朱一貴起兵十餘日，全台幾乎全部淪陷。

清廷聞訊後，迅速調集大軍來台。七月初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派一千七百名兵丁從南台灣的下淡水（今高屏溪口）登陸，七月十日北台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水師提督施世驃率軍一萬八千名走海路自鹿耳門登陸。十七日二路會師包圍府城，兩日後克復府城，隨後追剿各地叛軍，迅速鎮壓了這場動亂。

事平後福建水師提督姚瑩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

康熙認為，正因台灣未築城，亂民攻下府城之後，無法據城以守，所以朝廷大軍一登陸鹿耳門，便能直撲府城，迅速平定叛亂。倘若府城築城，日後被叛民攻佔據險以守，則禍害無已。因此否決了此議。這也是往後直到慈禧太后的年代，台灣各地都以竹圍城的原因。康熙以及其後的雍正對台灣築城持否定意見；再者，台灣西部沒有供築城的土石，東部雖富藏礦石，當時並不知道，且東部仍為山番所盤據，土石均需由福建運來。另外，台灣土質鬆軟，無法支撐城牆，需先夯土築實，費時費工。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也奏請增添駐台兵員，以防止叛亂。

康熙亦認為駐台兵力應已足夠，此事件是台灣地處偏遠，吏治敗壞導致民變。經研議後，決定新設巡台御史一職，每年派遣滿漢御史各一員前往台灣稽查吏治，以一年為期（後改為兩年一任），期滿更替。使朝廷可以直接掌握台灣民情，避免再次發生動亂。

康熙此舉背後的原因是當時大清國國庫已因他經年大舉四處巡行遊歷而空虛，無力負擔增添兵員的糧餉，而台灣本身的稅收根本不能負擔現有官員和兵備所需，清國政府每年都需耗費無數的銀兩來維持台灣的統治。這是當時閩台人士所稱「台灣錢淹腳目」的真象，大陸每年流入大量的白銀供做官員兵丁的薪水糧餉，卻未能回流，致使台灣錢多。現代經濟學知道錢多會造成物價上漲，台灣物價高於福建，閩商自然樂於運貨行販台灣。這是當時之人所不曉得的道理。

在這樣的背景下，漢人黃叔璥和滿人吳克禮被選派為首任巡台御史。

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兩人從北京出發，風塵僕僕南下，由福建渡海，於在六月初抵台。次年任期屆滿，適逢康熙皇帝逝世，雍正皇帝即位，兩人又留任一年。

黃叔璥（1682－1758），字玉圃，號篤齋，順天府大興縣人（今北京）。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進士。曾任湖廣道巡按御史、浙江道巡按御史。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亂平，獲派與滿人吳達禮同時擔任巡臺御史，隔年啟程赴任，留台大約兩年。約在乾隆十六年（1753）以江南常鎮道兼署揚關稅務任內致仕退休。其所著之《台海使槎錄》、《南征紀程》等書對於閩南、台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黃叔璥是三考出身的進士，但留心經世之學非死讀書之輩。抵台之後即認真考察台灣吏治民情。當時台灣正如與之同時的北美大陸，居民多是挺而走險之輩，龍蛇混雜、民風強悍，凡事以拳頭做道理，械鬥不時發生。民間不時發生衝突紛擾，除漢人與土著之間因拓墾的衝突頻傳，不同族群的漢人亦常因土地、水源之爭奪甚至口角小故而械鬥，官府難以治理。需有能力卓越的官吏來處理台灣的政情與民情，無奈台灣苦瘴，大多人視為畏途。以致來台之官吏均非適才，多的是無能庸才，甚至貪官污吏，以致更容易激起民變。

朱一貴之亂之肇因即是如此。朱一貴（1690－1722），福建漳州長泰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來台，起初在台廈兵備道陳璸的衙門擔任差役。離職後曾擔任傭工，也曾種過田，事件發生前在鴨母寮（今高雄內門光興里）以養鴨為業，為人豪爽好客，有「小孟嘗」之稱。

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灣鳳山縣縣令出缺，省方福建因無人肯來台致遲遲未補，知縣職務由台灣知府王珍攝理。王氏將政務委由其次子處理，其子不具官吏身分，致其政令為台民不服，偏又強行執法，終於引起民變。

黃叔璥在台期間僅短短兩年，留給後世的重要歷史遺產是他在離台前完成了近九萬字的《臺海使槎錄》。他大量蒐覽明鄭時期及清治以來台灣府志、縣志等文獻，並以實地巡視考察的心得，撰寫成此書，以供施政者參考，流傳後世，成為重要的台灣文獻之一。

《臺海使槎錄》內容包括兩部份，一為《赤崁筆談》，蒐羅整理出關於台灣歷史、地理、海洋、氣候、交通、物產、財稅、武備、風俗、宗教、商販等文獻，以供施政參考。另一為《番俗六考》，是台灣官方第一次有系統的民情調查，記錄當時台灣平埔族的文化習俗。

《番俗六考》記錄北路（台南府城）以北的諸羅番十，南路鳳山番三，計十三類群。分述各平埔族的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並且附錄「番歌」，是最早採錄平埔族歌謠的代表文獻。《番俗六考》成了後人研究平埔族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

1721年來到台灣的黃叔璥，因緣際會的記錄了十八世紀初台灣平埔族社會的風貌。其記錄所以珍貴，在於一百多年後，平埔族人在漢人優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漢化，而喪失了舊有陋俗。其生活習俗與漢人差異漸少，已不像黃叔璥親眼所見的平埔族社會，各族群之間文化差異鮮明，所以《番俗六考》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平埔族文化所倚重的參考來源。

日據初期來台的日本人類學者，擁有現代人類學知識，也對於台灣民族誌興趣濃厚，然而由於平埔族多已漢化，因此學術重心轉向於高山族的研究。而學者對於平埔族的族群分類，也與合黃叔璥《番俗六考》中的各族群的地域劃分大致相符，足見此書的參考價值。

繼黃叔璥巡台後二十年，另一位滿人巡台御史六十七於乾隆九年奉派巡台，任滿後又留任兩年。六十七來台翌年，特別指派畫工詳繪平埔族人的生活風貌及台灣特殊物產，佐以簡單之文字介紹。留下《台海采風圖考》及《番社采風圖考》兩本畫冊。

黃叔璥的《番俗六考》和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一以文采，一以圖繪，同以巡台御史的身分為十八世紀的台灣平埔族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記錄。然影像遠比文字更易打動人心，故《番社采風圖》在歷史上的知名度及流傳性都超過了《番俗六考》。

附一：黃叔璥家的一門五登科

清人李氏《求己堂集》記載：黃叔璥之父黃芳洲篤信佛法、道教，康熙年間在回陽當教諭，與夫人都喜歡行善積德。任官時期曾捐錢刊刻《金剛經》、《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廣義》各種經文數十部。他的夫人也隨喜捐錢印贈《玉歷寶鈔》一千本。並且時常買魚、鳥放生，其數成千上萬。夫婦倆生了五個兒子：長子叔琳是康熙辛未年的探花，次子叔璥是康熙己丑科的進士，三子叔琪是康熙乙酉科的舉人，四子叔琬是康熙己丑科進士，五子叔瑄是康熙癸巳科秀才。

按：黃氏五兄弟在仕途的優異成就應為基因之故，時人卻以宗教迷信之事附會。

附二：六十七簡史

六十七，滿洲鑲紅旗人，姓氏不詳，字居魯。1744年以給事中本職擔任滿籍巡台御史，與漢籍巡台御史范咸重修台灣府志。著作有《游外詩草》、《台陽雜詠》、《台海采風圖考》及《番社采風圖考》等。任台三年後，1747年被福建巡撫周學健以「積習相沿，因循滋弊」之考語上報朝廷，革職離台。

二百多年後，台人仍習慣不講事實，祇用形容詞扣帽子，我們已無法得知周撫所謂「積習」是積何習？「因循滋弊」是滋何弊？

《番社采風圖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