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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揭華工血淚 台灣官千金臥底英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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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筱雯╱臺北─倫敦越洋報導】勇敢的台灣女性!來自台灣的女記者白曉紅去年花了2個月時間,涉險到倫敦的妓院臥底採訪,她除了得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還不時被老鴇威逼接客,但她強忍如人間煉獄的折磨,終於完成任務,成功揭露皮條客逼迫、剝削中國非法移民賣淫的醜態。白曉紅的父親是臺北市前副市長、現任臺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白秀雄,白秀雄昨說:「我以女兒為榮!」

 

英國的「第四頻道」(Channel 4)電視台,20130923播出白曉紅這次採訪的紀錄片《性:我在英國的工作》。白曉紅說,國內民眾如有興趣,可透過第四頻道官網觀看。

 

白曉紅(44歲)輔仁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曾任《衛報》記者,長期關注非法移民困境,現為獨立記者。去年7月到9月初,她與導演布魯菲爾德(Nick Broomfield)合作,到倫敦一家按摩院(妓院)當幫傭,進行偷拍、偷錄音調查蒐證,但老鴇不斷遊說她兼差接客,除了辱罵還百般施壓,她一度被老鴇開除,但為了完成紀錄片又回頭懇求老鴇再僱用她,前後歷時約2個月才達成任務。

 

白曉紅是到倫敦郊區芬奇裏區一家妓院應徵幫傭,她謊稱是來自中國的單親媽媽,簽證過期,非常需要賺錢,滿口粗話的老鴇瑪麗(化名)也是中國非法移民,經營多家按摩院,旗下妓女多是中國人,老鴇和中東籍男友常羞辱妓女,嫖客則常不戴保險套性交,賣淫小姐雖擔憂健康,卻無奈承受。

 

白曉紅在妓院打雜煮飯,清晨開工,隔天淩晨2時才收工,老鴇一開始就建議她兼差接客,遭她婉拒,但老鴇始終不放棄,每次遭拒就惡言辱罵她,還刻意刁難,不准她休息。老鴇最後對她下最後通牒,不接客就滾蛋。

 

白曉紅說,她在臥底過程中,天天擔心害怕,最令她不安的是老鴇總要她接客,老鴇不停遊說:「你到英國來目的就是賺錢,如果不為家裡人犧牲多賺一點,還算是個好母親嗎?」老鴇還會要嫖客和其他小姐利誘她接客,她感到遭孤立,心情很沮喪,有時忍不住衝進廁所掉淚,但老鴇「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給」,只要她待得稍久一些,就不斷敲門逼她出來,而老鴇的男友體形魁梧,她也擔心遭到暴力威脅。

 

對於她接觸的性工作者,白曉紅感嘆她們是一群沒有聲音也沒有權利的人,她們大多不懂英文,和英國嫖客見面竟是跟英國社會唯一的聯結,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人來自農村,中文都不會,是文盲,唯一會說的英文是:「半小時50英鎊(約2400元台幣),1小時90英鎊(約4300元台幣)。」她們連生病都無法請假就醫,更不可能找任何社福機構求助,令她很心酸。

 

對於她能真實記錄這些非法性工作者的辛酸,她說:「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導方式。從她們的視野來看她們的經驗,是我一直想做的。」

 

白曉紅透露,她臥底是用暗藏攝影機的眼鏡偷拍,因眼鏡常需充電,她準備了約20副特製偷拍眼鏡,每次充電時還得小心藏匿,以免被發現,但眼鏡收音不理想,還得用iPhone偷錄音,有次iPhone不小心從口袋掉出來,老鴇質問她怎會有高價智慧手機,懷疑她偷了客人財物,她費盡唇舌解釋才解除危機。

 

白曉紅說,她常涉險臥底採訪,事前鮮少和親人討論,只能告知親近朋友最近會失聯一段時間,她事前做足準備,先對採訪的環境有足夠認識,才能做出深入的調查報導。

 

白曉紅說,她不想提家庭背景,因為「不想沾父親的光」。白秀雄昨說,身為父母難免會擔憂女兒安危,但對女兒關懷性工作者很感動。

 

白曉紅目前是以自由撰稿身分獨立採訪,她說,一切都要單打獨鬥,拍攝紀錄片的電影公司雖會協助,但她臥底時也常擔憂就算要向外界求援,援助人員會不會來太晚,只能自己小心行事。對於未來會否回台在傳媒任職?她笑說,離台太久,「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台灣社會脫節了!」她會繼續做調查採訪,也不排斥媒體報導。

 

 

IDO社區 2006-8-5

華裔女記者白曉紅:與中國偷渡客生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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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白曉紅 1968年生於臺北。1991年輔仁大學畢業後,留學並定居英國。2001年正式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報》,報導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問題。同時也為《聲音》雜誌(Voice)做專題報導,並擔任英國《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的編輯。其父白秀雄先生過去擔任過臺北市副市長職務。

 

“你不經歷他們的生活,怎麼能真正瞭解他們?”這是當被問及為什麼決定以匿名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採訪時,白曉紅的回答。

 

將白曉紅拉入我們視野中的,是她在本刊發表的《中國偷渡客泣血英倫》。為了這組報導,她匿名深入到中國偷渡客中,與他們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費三年左右的時間,進行了250多項訪問(並經常短期與受訪者居住),寫成一本名為《隱形生產線》的書,以記錄英國非法勞工的勞動和生活現狀。

 

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

 

雖然出身於臺灣國民黨官員家庭,但白曉紅似乎從小就對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有諸多不滿。上初中時(老頭插嘴:白女士上的是國中,本文是大陸報導大陸目前仍是初中),她因反感學校軍事化的制度而寫文章到當地電臺,結果差一點被學校退學(老頭插嘴:台灣國中似乎沒有軍事化制度,有教官的是高中)。此後,為了順利地從初中畢業,白曉紅不得不有所收斂。然而上了高中沒多久,她又“原形畢露”,成了學校有名的“問題學生”,經常因為拒絕向蔣介石銅像敬禮之類的事而被教官罰站。而且她還嚴重偏科,她喜歡的科目,比如英語,經常拿第一名,並代表學校參加語言競賽,不喜歡的科目,卻是碰也不碰。1987年,白曉紅考入臺灣輔仁大學,學西班牙文學。相對于中學而言,大學有更加自由、開放的氛圍,使白曉紅終於有機會“明目張膽”地以自己的行動表達她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當時臺灣學生運動的初期,那時的學運多以校園的議題為主,如台大發起的學生主權運動。在輔大(輔仁大學),‘軍事教育退出校園’、‘校園自治’一直是這個時期的訴求。到了1986年後,臺灣學生運動已與本土社會運動(比如環保運動)結合在一起,它的訴求也就反映了整個臺灣民間社會對執政者的要求。這個時期,學生運動更直接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當局,要求民主化和‘國會’改造。記得在1987-1988年期間,幾乎每週都有街頭活動——多在政府行政部門前,或有象徵性的地點,如中正紀念堂,我和同學們四處散發傳單,在校門口召集學生參與。我是個活躍的參與和宣傳者,但不是領導。

 

“令我最記憶猶新的一次學運,是19903月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開始的,各校學生聚集,佔領‘中正廟’——學生這麼稱呼中正紀念堂——一個多月。那是臺灣學生對老人政治和軍人‘組閣’(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最激烈反抗的表現。參與的學生同時在學校裏呼籲同學罷課,去佔領中正紀念堂。我記得當時的廣場氣氛,似乎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這是臺灣學運發展的最高潮,它使學生成為全民的代言者,這可從每天到廣場上送茶水的熱情大眾那裏看出。國民黨政府在這種無可抵擋的全民壓力下,不得不允諾召開國事‘會議’,學運因此收場。‘國事會議’成為1990年代臺灣‘憲政改革’的開始。”

 

在白曉紅的骨子裏,有一種強烈的追求自由和對現實的反叛精神。國民黨統治下的保守、壓抑的臺灣,顯然與她的精神訴求格格不入,“臺灣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從小到大,你必須循著社會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來,沒有個人自由創造的空間,沒有他途可尋。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總之,離開臺灣,到國外尋找自己的空間,是我的願望!”

 

1991年,白曉紅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一開始她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學文化批判理論。這期間,她結識了一些社會主義組織,並在兩年多裏定期參與他們的活動,這讓她逐漸認識了英國社會。之後,她為臺灣的出版社介紹新書,承擔翻譯及撰寫導讀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學校學。這次,她選擇了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她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報》。

 

20043月,在英國傳媒大舉辯論外籍勞工之時,白曉紅裝扮成簽證已過期、急著找工作的中國學生,深入到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深入體驗英國非法移民的生活。“對我來說,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導方式。從他們的視野來看他們的經驗,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這組調查性報導在英國《衛報》刊出後,在英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激起了英國社會各界對外籍勞工,特別是無證勞工近似奴隸的生存狀態的關注,並致使政府在數月後通過了《工頭執照法》,將工頭納入國家註冊管理體系。

 

“我最敬佩的新聞從業者,是像岡特·沃拉夫(德國調查新聞記者)這樣的記者。岡特·沃拉夫用了2年時間,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與外籍勞工共同生活、工作,親身體驗了德國社會底層外籍勞工悲慘的生活狀況。他的報導‘Lowest of the Low’揭發了德國這個所謂先進國家裏的種族隔離,以及政客和宗教領袖的虛偽,震驚了歐洲。此後,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調查新聞學’的代名詞(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調查’之意)。‘以欺騙的手段,來揭發社會的欺騙,’岡特·沃拉夫當時就是這麼說的。”

 

人物週刊:身為曾經的臺北市副市長的女兒,能談談你父親白秀雄先生嗎?

 

白曉紅:我以前常對我父親說,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說是技術官僚。

 

人物週刊:你大學時代經常參加學生運動,你父親對此是什麼態度?

 

白曉紅:他通常是保持著“既不鼓勵,也不制止”的態度。由於他的工作,他無法主動地支持我的行動,但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倒經常流露出對國民黨的不滿和憎惡,這對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勵作用。那時,我經常對他說,“你為什麼不呢?”他的回應總是一聲歎息:“哎!”

 

人物週刊:你的父親,你的家庭,對你的性格與你目前所從事的職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白曉紅:我父親在我大學時代常看著我的“所作所為”,很自在地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其實,他的這種態度給了我挺大的發展自由。我想出國念書,他完全支持。我父親在社會工作領域,我母親在教育領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親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我從小就看他們寫的書,從小喜歡拿筆亂揮,喜歡用筆表達意見。我7歲就愛投稿,是臺灣兒童愛看的《國語日報》的忠實讀者。我父母親從我小時候就鼓勵我投稿,常給我加油。

 

人物週刊:美國有位學者提出,新聞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批判意識並樹立深刻的社會責任感,你同意這一觀點嗎?

 

白曉紅:非常贊同。我相信,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待你的家庭?會想家嗎?你在英國有自己的家庭嗎?

 

白曉紅:當然會想家啦!不過我和我父母親和弟妹都很看得開。我們經常在倫敦或歐洲其他地方見面,一同旅遊。其實我發覺,我和父母親之間的距離越遠,感情越好。或許是距離帶來了比較客觀地看待對方的機會。過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現在都變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漸把倫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過日子。我和約翰住在東倫敦,結婚多年。他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物件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週刊:你對目前在《衛報》的工作滿意嗎?今後是定居英國,還是回歸故里?

 

白曉紅:我對我的工作還算滿意。正準備將《隱形生產線》改寫成英文版。目前沒有回臺灣的打算,主要因為離開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還需重新調適。

 

人物週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曉紅:婚姻是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主要機構。很多中國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來看待它。對我而言,它只是一張紙,沒有意義。結婚,是讓父母高興!

 

人物週刊:如果讓你用一句話做一個自我評價,你會說什麼?

 

白曉紅:不夠實際,需要以經驗來讓自己成熟。

 

 

BBC中文網 2013 4 22

專訪:新書揭示華人性工作者在英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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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華裔記者、作家白曉紅出版新書揭示華人性工作者在英狀況。白曉紅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談到臥底偷拍的艱難過程。

 

英國華裔記者、作家白曉紅(Hsiao-Hung Pai)幾天前通過The Westbourne Press出版社推出第三本英文著作《隱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國》(Invisible: Britains Migrant Sex Workers)。

 

白曉紅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子川專訪時介紹,她幾年前為第一本書《華人耳語英國隱形勞工的真實故事》(Chinese Whispers –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做調查的時候發現,雖然21世紀初的華人非法勞工仍然是男性居多,女性只佔十分之一左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多女性中國非法勞工來到英國,從事低微的工作。

 

在北安普敦郡的一家農場臥底打工時,白曉紅結識了一名女性華人非法勞工農場冬天淡季的時候她去威爾士首府卡迪夫的一家「按摩院」做性工作,春天的時候回到農場做工。

 

接觸多了,白曉紅從這位勞工口中了解到中國女性在英國從事性工作面臨的重重問題和危險,覺得有必要就這個話題深入研究。

 

隨後的幾年,白曉紅曾到全英各地的按摩院臥底,也前往倫敦市中心Soho區的色情場所調查訪問,多次遭拒之後,找到了願意接受採訪的波蘭性工作者Beata和英國老鴇Pam,並在幾年內多次追蹤採訪。

 

困難

 

白曉紅原籍台灣,關注英國非法勞工課題十年有餘。

 

2012年,應著名紀錄片導演尼克·布魯姆菲爾德(Nick Broomfield,也是講述中國非法移民的電影《鬼佬》的導演)的邀請,白曉紅幾次到倫敦的幾家「按摩院」臥底當保姆,並使用專門設備偷拍。

 

儘管白曉紅之前曾經多次臥底報道,但是這次要兼顧偷拍和錄音,整個經歷非常困難。

 

「我以前從來沒有偷拍過,這個過程在技術上非常複雜,雖然經過培訓,但是在『按摩院』邊工作邊偷著做這些依然困難重重,曾經有時候有一、兩天的時間因為設備無法充電失去素材,就只好盡量延長工作日期,收集更多素材」,她回憶。

 

身為女性,白曉紅到「按摩院」當保姆時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在生意繁忙的時候,老鴇不斷要求她幫忙接客。遭到拒絕後,老鴇就一直施加壓力、謾罵、挑毛病,並剋扣工資。

 

「這些臥底經歷使我看到,沒有身份的非法勞工性工作者隱形生活在地下,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護,有時會受到無理客人在精神和肉體上的傷害」,她強調。

 

儘管在本質上,英國從事性工作的華人女性跟做其它工作一樣辛苦且沒有保障,但是這一行受到的社會歧視要遠遠高於其它行業。

 

白曉紅分析:「在工廠、農場、工地打工要比性工作公開,入了這一行就等於幾乎完全地下,要瞞著朋友、同鄉以及遠在中國的家人,幾乎就是隱形的。」

 

答案

 

白曉紅表示,經過這幾年的研究,大致了解到華人非法勞工性工作者在英國的基本狀況:工作情況、從業者背景、與雇主的關係等等。

 

在英國的海外性工作者總數為兩萬多人,而華人在其中僅佔一小部分(沒有確切數字,估計約數千人),多數來自東歐和俄羅斯。

 

在英國的華人性工作者中,很多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下崗職工、福建省一些農村地區的居民,小部分是學生身份,極少數來自台灣。

 

這些女性很多人中年失去工作,有的遭遇婚姻不幸,需要獨自一人撫養子女和老人。「沒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打黑工很辛苦,收入也很低,促使很多女性進入了性行業」,她說。

 

白曉紅的研究發現,儘管絕大多數華人性工作者是主動入行,還是有一定數量的女性被拐賣到英國。她的新書中就記錄了一個東歐女孩被騙到英國當妓女的悲慘經歷,涉案的妓院老闆曾經因此被判刑。

 

那麼,英國政府應該怎麼做來減緩甚至解決海外非法移民性工作者的問題?白曉紅認為,把性工業一定程度地合法化是唯一的出路,至少把相關問題拿到台面上來討論、認真對待。

 

「儘管做這一行收入相對較高,但是很多華人性工作者不僅沒有身份,還從事一種不合法的工作,雙重的非法只會使她們置身更加脆弱的境地」,她說。

 

白曉紅接觸到的華人性工作者中,多數都認為選擇做這一行是正確的為了養家、養小孩,自己犧牲幾年的時間多掙錢。她們基本上都會在還完債、存夠錢之後返回原籍生活,沒有長期停留在英國的想法。

 

希望

 

白曉紅的新書除了呈現英國非法移民性工作者的生活狀況之外,還舉出巴黎社區計劃「蓮花專車」(Lotus Bus)的例子。

 

參與該計劃的義工都會講中文,他們定期到巴黎特定地點向性工作者提供諮詢服務,並免費發放安全套等用品,深受包括華人在內的海外性工作者的歡迎。

 

「英國的相關社區組織很難接觸到華人性工作者,也就無法提供任何資訊和服務,法國的例子值得學習」,白曉紅說。

 

白曉紅認為,警察對「按摩院」的突襲,對「小姐」們來說沒有任何好處,只能讓她們更加地下化,因為老闆隨時可以關店,搬到別的地方做生意,而性工作者可能面臨被逮捕和遣返回國。

 

紀錄片的導演布魯姆菲爾德的也希望性行業能夠合法化,因為這樣才公開合法化才能夠規範管理這個行業,地下行業的身份只會對從業者不利。

 

白曉紅透露,她曾經臥底的幾家「按摩院」仍然在營業中,只是有一家換了地址。

 

改善海外非法移民性工作者在英國的生活狀態,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白曉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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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曉紅(1968生,2017年虛五十),台灣彰化人,生於台北市。其父白秀雄,曾任台北市副市長。1987就讀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在學期間曾加入學運野百合運動」,爭取臺灣民主。1991年大學畢業,至英國威爾斯大學進修文化批判理論,自此定居英國。2001就讀西敏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班,在學校教授推薦下,進入《衛報》擔任記者。2004年假扮為中國學生,至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深入體驗英國非法移民的生活。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引起英國民眾對於非法移民勞工的重視,並於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2013年,假扮為清潔婦,潛入非法妓院訪問,報導許多逼良為娼的案例,並拍攝紀錄片《性:我的英國任務》。已婚,與其夫居住在倫敦。

 

 

秀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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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秀雄(1941年生,2017年虛七十六),生於日治台灣台中州北斗郡沙山庄王功(今彰化王功),社會學者,專長為社會福利,也是一位政治人物,曾為中國國民黨籍,2015年創社會福利黨,任副主席。曾任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台北市政府副市長(陳水扁任市長時拔握,馬英九時期續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現任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白茂榮社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國青年教國團召集人。

 

201410月台北市市長選舉時支持無黨籍參選人柯文哲,柯當選市長後,擔任柯文哲市政顧問與「社會局局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1219因不滿柯文哲宣布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醫師許立民將出任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白秀雄與社會局局長遴選委員會其他11位遴選委員發表具名抗議聲明,並宣布辭去市政顧問一職。

 

 

白曉紅近期發表的文章:

 

風傳媒 2015-07-13 06:00

白曉紅觀察:「反恐」究竟是在反什麼﹖

 

最近發生的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是自二零零五年「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後﹐最大的一起針對英國人的恐怖主義襲擊。在突尼西亞﹐三十八名旅客之中有三十人被確認是英國人。這個向來被英人看作理想度假去處的友善國家﹐頓時成了旅遊禁地。那些平時只愛在海灘做日光浴的英國旅客﹐頓時不得不開始要了解突尼西亞這個多年青年失業問題嚴重﹐經歷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的國家。(有空,也有興趣,請再看拙作:「苿莉花革命第一個開花的國家突尼西亞

 

首相卡梅倫將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稱作「對英國的宣戰」以及「對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攻擊」。他的用詞和二零零五年面對「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的布萊爾首相不謀而和。也就是這種政治語言﹕「我們的價值觀 vs 他們的邪惡思想」﹐也就是所謂「兩種文明的抵觸」。卡梅倫說「伊斯蘭國」對英國造成了「存在主義式的威脅」(中東國家和許多歐洲國家都不用這個詞﹐而用阿拉伯語的“Daesh”來稱呼他們﹔“Daesh”意指摧毀﹐毀滅) 。內政部長德瑞莎梅(Teresa May)赴突尼西亞參加緊急安全會議﹐同時﹐「七七」倫敦地鐵襲擊事件十周年﹐倫敦市中心舉行了恐怖襲擊演習﹐人心徨徨。

 

卡梅倫的反恐怖主義措施過去幾年來早已成為每日政治宣傳。過去數月來﹐他不斷在談「揮別被動的寬容社會」。大選後﹐他立即宣佈更進一步的反恐法案計劃﹐也就是《反恐怖主義和安全法》﹐它最主要的是禁制權力的擴張﹕凡被視為具有政治威脅性的任何個人和組織﹐其活動都可能被禁止。禁制權力的擴張下﹐執法者可進入並關閉宗教場所﹐且可限制個人和組織的媒體使用權﹐如禁止他們使用廣播媒體。

 

卡梅倫對突尼西亞海灘槍殺事件的反應﹐基本上就是他向來反恐採取的「全面徹底的」方式的延續(這「全面徹底」的用詞來自美國國防部)。他說﹐「這將是我們這一代的爭鬥﹐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來打擊恐怖主義。」

 

而卡梅倫的反恐 -- 反映在主流英國社會的反恐論述裡 -- 許多社區人士認為是缺乏理性的﹐簡單「肢體反應」。他說的「恐怖主義者」﹐事實上是極少數的一群人 -- 來自英國的Daesh成員不到一百人。而英國將箭頭指向了本地穆斯林社區﹐如最近﹐卡梅倫竟指責英國穆斯林「被動地接受那促發暴力的意識形態」並「正常化對英國價值觀的仇恨」。這種言論﹐其實和英國極右派的反穆斯林論述﹐沒有任何差異。極右和中間右翼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將宗教視為「極端主義」的出發點﹐都將宗教看作「易於導致極端主義」的根源。主流媒體充斥着這類語言﹕「善良的穆斯林」和「邪惡的穆斯林」之分﹐也就是說﹐「良民」有責任影響並制止那些被極端宗教思想誤導的「刁民」。這種簡單的情緒邏輯﹐致使整個穆斯林社區被看作是「問題社區」。

 

這種主流的反恐論述﹐完全無視于Daesh誕生的背景﹐也就是英美的外交政策。很清楚的是﹐Daesh在西方國家的伊拉克戰爭之前從未存在過。Daesh是美國主導的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的直接產物 - 這是連聯合國都承認的事實。在這方面﹐我從許多專家學者和活躍人士 -- 如莫山貝(Moazzam Begg) -- 那裡了解到英美外交政策是如何造成今日恐怖主義發展的局面。莫山貝(Moazzam Begg)自二零零二年在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被美國拘禁了三年﹐在那裡飽受精神和身體上的虐待﹐後來無罪釋放﹐回到英國後﹐他成為評論和活動家﹐目前任職CAGE組織(為那些遭受反恐措施不公對待的個人和社區代言)的外勤組長。

 

莫山貝表示﹕「二零零三年﹐作為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的一部分﹐英國以虛構的情報為前提來侵略伊拉克... 在美國總統布什聲稱任務達成時﹐各方抵抗勢力﹐如地方軍團﹐復興黨﹐以及凱達的部份派別﹐逐漸會集﹐他們也在阿布格拉布(Abu Ghraib)和布卡(Camp Bucca)等地的美軍酷刑營裡有共同經驗... 在這裡﹐那些反對復興黨的人﹐和一些伊斯蘭戰士﹐會集並有思想互動﹐最終形成了今日的『伊斯蘭國』。」

 

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的產品之一是一個壓迫公民社會的執政者。當時美國傀儡的馬立基(Maliki)政府打壓異己﹐歧視並迫害遜尼派穆斯林﹐造成嚴重社會分歧與仇恨﹐是「伊斯蘭國」得以發展的社會背景。馬立基政府的蔑視人權﹐當時完全得到英美的揹書。如莫山貝所說﹐「英國今日之所以受『伊斯蘭國』之威脅﹐是因為英國在那個地區所作所為的歷史。」

 

「目前﹐英國再度加入了美國主導的聯盟﹐成為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轟炸『伊斯蘭國』的第二大國家。英國這次已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進行了三百多次空襲﹐」莫山貝說﹐「如果英國要記取歷史教訓﹐那就是﹕更多的武力將製造更多的不安 -- 對任何一方來說。而卡梅倫卻仍在計劃加緊空襲。」這些空襲的犧牲者包括反對Daesh的勢力。

 

在英國﹐隨着主流反恐論述的發展﹐政府和社會紛紛指向穆斯林社區裡的宗教人士﹐要求他們負起譴責「極端份子」的責任﹐要求他們擔起控制「極端主義」發展的任務。「讓他們(穆斯林社區)表態道歉」﹐成為中間右翼和極右派的共同立場。這已造成了嚴重後果。對穆斯林的仇恨增長﹐種族主義襲擊事件不斷﹐仇恨以種族膚色和宗教為主。據警方統計﹐過去三年來﹐種族仇恨犯罪事件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在魯頓城(Luton)的採訪期間﹐經常有當地的穆斯林居民向我透露﹐他們有時聽到女性教徒在街上被摘頭巾的事件﹐覺得人身安全沒有保障。缺乏安全感也致使他們許多人不願在自己社區外擅自行動﹐害怕成為種族主義份子的攻擊對象。似乎每一回聽到Daesh處決西方人質﹐魯頓城裡的一般穆斯林居民就會膽戰心驚﹐深怕因自己的宗教而被人報復。

 

而同時﹐英國的反恐﹐反「極端主義」﹐並沒有應用到極右勢力那裡。當極右份子採取恐怖主義行動時﹐比如縱火清真寺﹐殺害穆斯林﹐從來沒有得到媒體太多的注意。上個月(六月)底﹐一名英國納粹青年拿着大刀追砍一位信奉錫克教的亞裔男子(這位納粹青年無法分辨錫克教和伊斯蘭教﹗)﹐亞裔男子的手幾乎被砍斷﹐幸有路人救援﹐否則恐怕連性命難保。而這事件並無得到媒體特別關注﹐納粹青年的政治背景也是輕描淡寫。這些極右的恐怖主義事件﹐經常是被當作單一的事件來看待﹐處理。從來沒有政黨或媒體會要求整個白人社區負起責任﹐向受害者和社會大眾道歉。

 

目前﹐政府的新《反恐怖主義和安全法》正在通過國會審核﹐在此法下﹐不僅是警方和邊境單位的權力大增﹐可沒收公民的護照十四天﹐並可剝奪公民返國權兩年等等﹐而且反恐的措施將更進一步透過國家和社會機構﹐全面地實施公民的監控。它的焦點不再只是恐怖主義﹐而是更廣泛的﹐所謂非暴力的「極端主義」。何謂非暴力的「極端主義」﹖它定義模糊﹐概指那些「持有激進思想﹐但尚未訴諸武力」的個人。試想﹐我們身邊有多少人﹐甚至包括你我﹐都能符合這個定義﹖

 

國家透過各機構﹐從幼稚園﹐中學﹐大學﹐到醫院﹐銀行等等﹐來執行「防範極端主義」的工作。這些機構被給予「辨識潛在威脅」的責任。至於如何判斷何謂「潛在威脅」﹐因人而異﹐因此給予了既存的社會偏見和歧視很大的空間。比如﹐倫敦有一中學裡的老師﹐在課堂上發問卷給學生﹐測試他們的「激進化」。問卷裡的問題包括學生「是否認為自己的宗教比他人的優越」﹐並問學生如何自我認同﹐答案限於「基督教徒﹐穆斯林﹐或佛教徒」。很明顯地﹐問卷本身已設定了穆斯林的特質和傾向﹐也設定了這些特質和傾向與「極端主義」之間的必然關係。在這過程中﹐透過像學校這樣的機構﹐穆斯林的思想和行為受到了全面的監控。

 

在這種社會監控下﹐英國許多穆斯林經歷的是日常生活層次上的社會不公﹐

他們自然感覺被困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裡。這種監控早在本世紀初就已開始﹐于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後更為加強。如今﹐反恐措施的目的可說是要讓每個公民成為國家的間諜﹐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通報「可疑的」思想和行為 -- 不論「激進份子」是他們的學生還是同事。穆斯林經常要受到公眾的注視﹐他們的公共生活成為被評論﹐被審視的空間﹐而他們的私人領域﹐比如個人穿着﹐也經常成為被辯論﹐被指責的對象。在最近的反恐措施下﹐可預見的是﹐個人自由和基本公民權將更加受到威脅。社區人士擔懮﹐在這些缺乏理性的反恐措施下﹐許多原本長期遭受歧視和邊緣化的英國穆斯林﹐他們的社會疏離感將更為加深。這些沒有理性的反恐措施﹐將製造新一代的疏離青年﹐他們之中可能有少數人最終將會「背棄」這個他們成長的地方﹐遠走一個在事實上不存在的理想國。

 

 

文茜的世界周報 2015.07.20

<白曉紅觀察:歐盟緊縮政策製造極右派溫床>

 

這幾個月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希臘。而歐盟債主強施在希臘身上的緊縮政策(austerity)﹐有一個不常被探討的結果。那就是極右勢力增長的可能性。希臘前財政部長Yanis Varoufakis就這麼認為。他在辭職後向媒體表示﹐背棄61.5% 的公投結果﹐去跟歐盟簽新約﹐就好像過去的凡爾賽和約一樣﹐“用銀行﹐而非坦克﹐來搞政變。”他認為希臘的極右政黨‘金色黎明’(Golden Dawn)將利用人民的被背叛感﹐來籠絡反緊縮政策的民意﹐壯大自己。

 

新自由主義下歐洲的緊縮政策造成了政治兩極化。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執政之始﹐‘金色黎明’已是希臘第三大政治勢力﹐前景似乎看好。‘金色黎明’也反對歐盟的緊縮政策﹐而當公投後左翼聯盟向歐盟再度提出經濟救助方案之時﹐‘金色黎明’表態說不支持政府向歐洲債主的方案提議。“我們說‘不’﹐”它的領導人米海羅利亞克思(Nikolaos Mihaloliakos)在國會這麼聲稱。

 

一九九三年成立的‘金色黎明’是一個法西斯政黨﹐且是歐洲最暴力的﹐最具威脅性的法西斯政黨﹐雖然它參與議會政治﹐並且試圖消去它的任何直接的法西斯象征(比如﹐不公開談希特勒﹐也不使用法西斯的政治符號)。它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得到了發展。‘金色黎明’的建黨原則是民族主義﹐準軍事主義﹐中央極權﹐社會淨化﹐也就是標準的法西斯原則。它聲稱“社會退化”必須以“人民集體力量”來解決﹐在黨的領導下達到“民族復興”。它的最終目標是依循民族主義來建立國家﹔國家必須為民族服務。‘金色黎明’雖試圖在媒體上呈現現代民主政黨的傾向﹐事實上它的組織機構﹐意識形態和策略明顯的就是法西斯。成為它的黨員必須接受以上原則。

 

在希臘經濟危機中﹐‘金色黎明’慣用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是“讓希臘民族脫離社會蕭條和政治腐敗”﹐它呼籲希臘人民“邁向民族美德”﹐“純粹的希臘人要擺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惡”。‘金色黎明’做為一法西斯政黨﹐視自身為希臘人民集體意志的代表和體現。它所謂的“外來的惡”﹐通常是共產黨人和移民﹐而在經濟危機下﹐“外來的惡”也包括了歐盟債主。‘金色黎明’今日的政治目標﹐就是要為希臘人民“除去外來者”。“除去外來者”這種語言在今日民不聊生的希臘﹐可具有相當的說服力。‘金色黎明’標榜的民族思想和種族主義﹐很容易成為人民理解富國欺壓的方式﹐也很容易成為一無所有的人民情感上的慰借。

 

‘金色黎明’相信“除去外來者”﹐也就是“淨化”﹐必須透過暴力(準軍事主義)。過去十年來﹐希臘的種族暴力事件有增無減﹐特別是在前任政府的反移民政策下﹐種族騷擾事件﹐甚至謀殺事件﹐很少得到注意﹐在希臘媒體中幾乎見不到。反法西斯組織‘Keerfa’的孔思丹丁先生(Petros Constantinou)向我透露﹐在二零一一和二零一三年間﹐全希臘有一千起以上的種族襲擊事件﹐有些是對清真寺的攻擊﹐有些是對個別的移民和穆斯林。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中﹐有五百名移民被種族主義份子襲擊﹐受傷就醫。“種族主義襲擊的情況嚴重到希臘出現了移民不能進入或不敢進入的地區﹐”他說﹐“這些襲擊多是有組織的犯罪﹐背後是由‘金色黎明’黨操縱。一個公開的秘密是﹐警方很少採取任何行動﹐事實上在保護‘金色黎明’﹐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襲擊事件通常找不到罪犯﹐不了了之。”這或許與這樣的事實有關﹕警員之中許多是‘金色黎明’黨員。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五年間的種族襲擊事件降低到大約每年十起﹐孔思丹丁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二零一三年九月的一件種族謀殺案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反應。那年九月﹐一群‘金色黎明’的黨員和支持者謀殺了一名反種族主義的活躍人士費薩斯(Pavlos Fyssas)。今年春﹐‘金色黎明’的黨魁和黨員共六十九人總算上了法庭﹐審判過程估計將要一年。這場審判讓‘金色黎明’稍微收斂它的暴力。

 

孔思丹丁表示﹐今日希臘的移民和穆斯林日子很不好過﹐深懼極右派威脅人身安全。“種族主義囂張﹐穆斯林就連從事基本宗教活動都不行﹐連禱告都得偷偷來。在特定地區外﹐他們不被允許建清真寺﹐在雅典﹐一棟清真寺也沒有。他們只能在私人地點偷偷禱告。”

 

在歐洲其他國家﹐極右政黨也正在壯大﹐特別是利用全歐的緊縮政策造成的人民貧窮和經濟困境。比如丹麥的極右政黨‘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就是人民反歐盟﹐反政治精英的不滿情緒的最大獲利者。在緊縮政策下﹐公共設施私有化﹐社會福利大幅裁減﹐一般人已對傳統自由民主政黨失去信心。‘丹麥人民黨’運用民粹主義﹐在二零一四年的歐洲國會選舉中成為丹麥的最大贏家﹐得到27%的選票。今年﹐‘丹麥人民黨’以經濟議題為主﹐加上反移民政策﹐在大選中打敗了中間偏右的政黨﹐贏得全國21% 的選票﹐成為丹麥第二大政黨。

 

荷蘭極右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 也日益囂張。二零零六年才建黨﹐它今日已是荷蘭的第五大政黨。它的領導人威爾德(Geert Wilders)可說是歐洲最“活躍”的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者。他的政治商標是“打擊移民和歐洲的‘伊斯蘭化’”。對那些渡地中海來到歐洲的移民﹐威爾德展現他赤裸的種族仇恨﹕他稱他們為歐洲的“災難”﹐堅決關閉國門。他並向選民宣稱﹐要大量減低摩洛哥移民的人數。最近﹐他更進一步促銷他的反穆斯林思想﹐並在荷蘭電視的‘自由黨’廣告上播放嘲諷穆罕默德的卡通﹐意圖激怒穆斯林。

 

不僅是在荷蘭﹐丹麥﹐還有法國和英國﹐極右勢力都在蔓延﹐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比如法國的法西斯政黨‘國家前線’(National Front)﹐運用的是和歐洲各國極右政黨同樣的策略﹐以經濟議題為起點﹐“人民”(volk)的民粹主義為語言﹐訴諸反移民和仇外為解決之道。‘國家前線’就是這樣籠絡民心﹐于二零一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得到17.9% 的選票﹐並在去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以反歐盟﹐反移民的政策﹐贏得26%的選票﹐排名法國政黨之首﹐因此自稱“第一個法國的政黨”。

 

法國的極右派如今已成為主流政治不能不正視的勢力。最近﹐‘國家前線’更帶領了歐洲各國的極右政黨﹐在歐洲議會裡成立了一個極右政治組﹐名為“民族與自由的歐洲”。這個政治組由七個國家組成﹐包括奧地利﹐比利時和波蘭﹐連英國的獨立黨最近因弊案開除的議員艾根森(Janice Atkinson)也是其中成員。很可笑的是﹐艾根森一邊從歐盟議會那裡謀利﹐一邊喊着要反抗歐盟精英。更可笑的是﹐她稱法國的‘國家前線’主席馬琳勒朋(Marine Le Pen)是她最崇拜的政壇女英雄之一。這個政治組的成立﹐將有助于歐洲極右勢力尋求資金和資源﹐並能在歐盟立法上 -- 政治組召集了三十六位立法者-- 加強反移民的聲音和影響力。總的來說﹐這個政治組將給予歐洲極右政黨更大的發展空間﹐

 

馬琳勒朋表示﹐政治組將能“對抗無限度的全球化﹐為我們的公民取回他們失去的主權性。”政治組的發展將會提供‘國家前線’一個重要舞台﹐會有助于‘國家前線’在二零一七年法國總理大選的造勢。‘國家前線’的反歐盟的民粹主義已經在民意上打敗了左派的反歐盟﹐贏得許多勞工階級選民的支持。“我們為我們的人民而存在﹐為他們的自由而存在﹐”馬琳勒朋經常這麼說。她要選民稱她為“法國退出歐元女士”(Madam Frexit)﹐聲稱如果她當選法國總理﹐將在六個月內舉辦退出歐元的公投。

 

同時﹐在法國總理大選前﹐她的‘國家前線’將繼續宣傳全面的反移民﹐排外政策﹐主張終止(國與國之間)行動的自由﹐閉鎖國界。如馬琳勒朋對跨海移民說的﹐“我們不歡迎你。”極右政治組的成立﹐將更能突顯這些政策。歐盟國家之間目前有關移民議題的分歧﹐很有利于極右政治組的發展﹐他們將能在歐洲議會裡製造更多的分歧。

 

全歐的緊縮政策為極右思想提供了溫床﹐而左派未能提供有力的“反歐盟﹐歡迎移民”的論述﹐未能有效挑戰極右思想﹐在這情況下﹐極右政黨很容易能擴張它們的空間。

 

而希臘的反種族主義活躍人孔思丹丁比較樂觀﹐他認為‘金色黎明’黨的成長不是必然的。“我們有強大的反法西斯運動﹐勞工階級扮演重要的角色... 比如最近‘金色黎明’黨員被審判時﹐有四千多名反法西斯人士在法庭外向他們示威。今天﹐有上千名公共部門的工人罷工﹐抗議歐盟的緊縮政策﹐領導罷工的是左派﹐完全見不到‘金色黎明’的人。我們需要的是堅強的左派﹐需要持之以恆的反法西斯運動﹐讓極右派在經濟危機中也壯大不起來。”

 

 

風傳媒 2015824上午 06:10

白曉紅觀察:「入侵」的不是移民﹐而是國家管制

 

許多來到英國的移民告訴我﹐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國家的原因之一﹐是它的自由。許多移民憧憬的﹐是在這個地方能找到他們自我發揮的空間。不論移民是因本國政治迫害來到英國尋求庇護﹐或是由於本國經濟狀況不佳而來英求生存﹐人人的盼望都是這想像中的自由國度能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帶來希望。

 

而當他們踏上了英國國土﹐他們很快發現﹐「自由」不屬於沒有資本的人。一進國門﹐迎接他們的不是友善好客的人民﹐而是問話徹底的海關人員﹐「身上帶了多少錢﹖」「什麼時候回去﹖」接下來﹐不論和什麼機構接觸﹐剛到的移民最經常被問到的是﹐「你拿的是哪種簽証﹖」最經常被要求的﹐是出示證件。於是﹐他們慢慢發現﹐這想像中的自由國度﹐其實不如說是個間諜國家。

 

最近﹐全國上下的「恐慌症」又發﹐媒體又在左右民意﹐煽動民怨﹐製造「移民入侵」的假象。主流右翼報刊特別是針對三千多名困在法國卡萊(Calais)尋求政治庇護申請者試圖進入英國之事﹐大作文章﹐不顧事實﹕根據聯合國難民委員會(UNHCR)統計﹐英國的政治庇護申請者人數在歐洲是倒數的﹐到去年底只有31,300名庇護申請者﹐排在開發中國家土耳其之後(87,800)。今年一月到三月之間﹐英國有7,335名尋求庇護者﹐僅佔全歐的百分之五﹐排在意大利(8.2%)和匈牙利(17.8%)之後﹐佔歐盟第七名。而如果要看庇護申請者人數與總人口的比例﹐那麼英國就排到更後面了﹐佔第十七位。

 

並且﹐英國的庇護申請人之中平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最後能獲得難民身份﹐比歐盟多數國家少得多。但它反移民的聲音卻比誰都大。事實是﹐就算要將所有庇護申請者﹐所有難民﹐和那些還在等待申請結果的移民人數都加起來﹐也僅僅佔了英國總人口的0.24%(到去年年底)。這如何能形成「入侵」?

 

而政客和右翼媒體紛紛繼續以種族主義語言評論「移民問題」﹐「移民」一詞只有負面涵意。種族主義語言的普及已到了大眾化的境地﹐充斥于我們的每日生活。反移民的媒體用語不堪入耳﹐比如以「蟑螂的無孔不入」來比喻移民現象(見《太陽報》)。首相卡梅倫最近稱卡萊(Calais)的尋求政治庇護申請者為「一群人」(a swarm of people) -- “swarm”這個字通常是用來形容動物的聚集。外交部秘書長菲立韓孟(Philip Hammond)將非洲移民的遷移形容為「亂竄」﹐說他們「將加速歐洲文明的瓦解」。很明顯的﹐主流移民論述正在將移民「次人類化」﹐這可說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鬥﹐目標是在正當化反移民的政策。

 

卡梅倫要讓移民知道﹐想進入英國國門﹐要付出最大代價﹕從六月至今﹐卡萊已有九名尋求庇護的移民﹐因試圖藏匿在貨櫃車底來英﹐不幸意外喪生。在卡梅倫的政府下﹐邊境管制的加強﹐已成為每日新聞。每個人必須成為國家邊境管制的一員﹐包括那些來往英法之間的貨櫃車駕駛。任何貨櫃車被發現載有移民﹐將面臨罰款﹐且罰款款數不斷在增加﹐至今年已增加到一人兩千鎊(若發現載有移民﹐一名移民兩千鎊罰款)

 

如今﹐國家的移民管制更已滲透日常生活﹐這是真正的「入侵」。不僅是醫療和教育機構﹐就連私人房東都擔起了國家移民管制的責任。新移民法的「租房權」規定﹐房東必須查看房客的移民身份資料﹐檢查護照和簽証﹐確定房客有權在英停留。法規並將嚴懲那些提供住房給無證移民的房東﹐將這些房東列入黑名單﹐以方便日後執法單位搜查。要執行這項措施﹐房東必須能辨認證件﹐分別真偽﹐等於是要求他們擔起移民官的角色。

 

老頭的話:

 

整理過白女士的經歷與相關文章後,老頭心中湧上一個念頭:人,為何而活?所謂社會工作者,是否藉管別人的事來充實」自己?106.09.30彙整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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