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安平古堡的石碑舊貌

在荷蘭人佔領台灣之前，漢人與日本人早就以台灣為中繼或根據地從事走私貿易。荷蘭人佔領台灣之後，日本商人與荷蘭商人在台灣競逐對岸漢人貿易，因此存在著相當大的利害衝突。

1625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來台的日本商人課徵一成的貨物稅，但因日本人較荷蘭人早來台從事貿易活動，且此時荷蘭貨物輸入日本享有免稅優惠，因此日本人拒絕向荷蘭人納稅，雙方因此發生糾紛。同年，日本人所購得的一批生絲，因拒絕納稅遭荷蘭當局沒收，雙方關係更形惡化。

1626年，日本人濱田彌兵衛帶領朱印船（德川幕府核准之貿易船）到台灣買生絲，並欲向東印度公司借用戎克船到中國泉州港運回貨物，但遭到東印度公司拒絕。是時濱田彌兵衛知悉新港社原住民不堪東印度公司的虐待，對荷蘭心生不滿，因此隔年回航時，帶領該社十六名原住民回到日本，向長崎代官末次平藏控訴荷蘭人壓迫，十六名原住民則以「高山國使節團」名義晉見幕府將軍德川家光，鼓動江戶幕府採取反荷作為。這是台灣平埔族打算仰仗外人對付統治者的首次記錄。

1628年春，濱田彌兵衛再度率船來台，同行者共四百七十名，其中包含先前十六名原住民。此時的荷蘭台灣長官為彼得‧路易茲（Pieter Nuyts），他在濱田抵台前就接獲密報日船載有士兵及大砲、刀鎗等武器。因此在日船抵台之際派員登船安檢，果然搜出大量武器及火藥，因此荷蘭當局便將武器及火藥全數扣留，並把濱田軟禁，十六名原住民則遭到下獄監禁。荷蘭沒殺濱田是因為當時荷日關係友好，荷蘭是日本幕府唯一認可筫易往來的國家。

之後濱田提出發還武器及火藥、釋放十六名原住民、提供船隻赴福建取貨、准其回日本等要求，均為荷蘭當局拒絕。濱田因此決定採取武力行動，他率領數十名日本人闖入彼得‧路易茲住處，綁架彼得•奴易茲及其兒子。後經雙方協商，以彼得‧路易茲之子為質，隨同濱田返回日本。

日本方面在濱田返抵日本後，將彼得‧路易茲之子及荷蘭船員下獄，並封閉荷蘭人在平戶的商館。荷蘭數度向日本交涉恢復通商事宜，但都未成功。巴達維亞方面（荷屬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感到事態嚴重，於是在1629將彼得‧路易茲撤職，並判刑兩年。1632年荷蘭又將彼得‧路易茲引渡至日本監禁，荷蘭人在日本的貿易才獲得恢復。

日本統治台灣後，日本人為紀念濱田彌兵衛向荷人抗稅的英勇事蹟，在安平古堡立石碑，上刻「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光復後官派之臺南市長卓高煊抹去字跡，改刻「安平古堡」四字。

此事件日人稱為大員事件（タイオワン事件）或奴易茲事件（ノイツ事件），台灣人從不提起，提起實在傷感情。

石碑今貌（103.12.26攝)

延申閱讀：

一六二自從鄭芝龍取代顏思齊的龍頭地位後，顏思齊的振泉黨變成了一官黨；台灣海峽、中國沿海、日本及朝鮮的制海權漸漸移轉到一官黨手中，凡航行東亞地區的船隻，若無鄭芝龍的令旗，被搶的機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若只計算福建沿海，則百分之百被搶。連擁有二千兵力的紅毛人（荷蘭人）為了省事亦偷偷地付款買了二面令旗，很失荷人顏面，但又何奈。

在日本長崎港的濱田彌兵衛身材高大，年少時加入海上工作，鍛鍊出堅強體魄，也因為在海上工作，自然也成了倭寇。在二十多年航海生活中，他對中國沿海有許多實地接觸，並建立了很好的業務管道。他發覺生絲在日本與在中國出口地價格上有極大的差異，是難得的賺錢機會，因而說服長崎的大商人野藤次郎，投資向中國購買生絲，經荷蘭人所管的台灣轉運至日本，如此將產生巨大的利益。

當時日本的生絲全由鄭芝龍所控制，在生產地採購，只要是現銀出手，都可以買到貨；雖然要運到日本會遭受到鄭一官的阻礙，因鄭一官將日本市場視為自己獨佔，不容他人指染，但若要運到大員則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員在荷蘭人的佔領下，是中國貨品進入歐洲的門戶。濱田認為唐人不會想到若生絲運到台灣再轉運到日本。況且荷蘭人也向鄭芝龍購買二支令旗。荷蘭人不願讓外人知道他們用日本人的名義買了二隻戎克船的令旗，所以船常閒置在大員港，濱田認為只要僱用荷蘭人的船將貨從泉州載至大員，然後再用我們的船轉運回日本，這就有暴利可圖。

野藤次郎得知濱田彌兵衛的計畫，為了安全起見，野藤向他的好友長崎代官未次平藏表達需要幫助。濱田彌兵衛也曾在未次平藏所擁有的船擔任過船長。

一六二六年（天啟六年）濱田彌兵衛先至泉州，以現款向大盤商蔡得遠購足二萬斤的生絲，言明將派船來載貨運到大員，貨品暫時停放在蔡得遠的倉庫。接著濱田彌兵衛與日本長崎代官未次平藏、日商野藤次郎及來到大員。

一如往常，日本人攜來大量白銀在大員採購大量的鹿皮，然後向荷蘭駐台灣長官偉斯雇用戎克船到泉州取貨。偉斯對來自日本的長崎代官十分冷淡，非但拒絕出租戎克船，還禁止日本人派遣其他船隻赴中國取貨，甚至要日人付十一稅。尤其是付稅之事，日人對荷蘭人在日本做生意並沒有要荷蘭人付稅，如今荷蘭人竟然要求日本人付稅，日人自然不肯付稅。此事無法解決，日人只得於大員過冬。偉斯極不滿日本人將荷蘭人向鄭芝龍購買令旗的事當成生意處理，還四處宣傳，豈不是宣揚荷蘭人向鄭投降。日人更是不滿，一項有利的投資變成必須付出額外的稅金，又在運輸上的困擾使血本無歸。

次年（1627）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特別代表團赴日，因日本一直以強硬的態度對付白人，並揚言要封鎖港口禁止與白人交易，荷蘭人體認到必需改善日荷間的貿易關係。這特別代表團團長為第三任台灣長官奴易玆。他到大員後，濱田彌兵衛便要求雇用二艘戎克船。奴易玆為了求得在長崎談判的順利，很爽快的答應了濱田的要求，但私下卻對偉斯訓示，依公司囑附，不得派船赴中國將日人所購絲絹運至大員，一旦答應便是喪權辱國。奴易茲於六月二十四日赴日。奴易玆離台後，偉斯照樣拒絕濱田的派船要求，引起日人憤怒，決意要在日本向荷蘭人報復。

濱田彌兵衛於是夥同新港社士著理迦（Dilcka）等十六人及中國通事二人潛行返日，在日本獲得長崎代官未次平藏的協助，以台灣人民的代表向日本長崎政府控訴荷人之壓迫，請求日本派軍保護台灣。德川將軍獲知後，對荷蘭特別代表團採取不理睬的冷漠態度，奴易玆苦苦久等不獲得德川將軍接見，於十二月憤然回到大員。當然奴易茲的企圖改善日荷貿易關係也無成績。

濱田彌兵衛對投資者野藤次郎的損失耿耿於懷，隔年（1628年，明崇禎元年）四月下旬，濱田彌兵衛從日本帶領二條船再度來台，因隨船人員達四百七十多人，而新港社的土著亦隨船返台，引起荷人之猜忌，於是大搜其船，果然發現大批武器彈藥，乃悉數奪取，並以叛國罪名拘捕新港社土著十一人（原本去日本時是十六位原住民，但在旅途中有五人喪生）及中國通事二人，又沒收日本將軍所贈新港原住民的禮品。濱田及其隨員被解除武裝，留置大員城中，既無法赴福建運回其生絲，又不獲准離境。濱田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

六月二十九日，濱田彌兵衛率十二從人至熱蘭遮城，佯稱獲得日本政府的信函，將有利於日荷關係，要求晉見長官。奴易茲正對日荷關係十分頭痛，一聽有日本政府來函，立即開大門迎接，率四名官員在長官廳舍中欲與濱田展開會談。濱田彌兵衛及其隨從皆暗藏利刃於懷，一行人一入長官廳舍，十多人立刻亮出尖刀，將在場的八名荷蘭人制服。濱田用尖刀抵住奴易茲脖子，在生命遭受到威脅下，在廳舍之外，荷蘭人雖聚集了一百多名士兵，也無法改變人質被挾持的困境。槍戰過程中荷兵有三人中彈身亡。

雙方相持五日後，荷人屈服，濱田與奴易玆簽訂立下列五點協議：

1. 荷方以奴易玆之子Laurens、商務員毛澤爾、范登、哈特曼（Hartman）、Moercoert等五人為人質，乘坐日船；日方以濱田之子等五人為質，乘坐荷船，與濱田同時回航日本，俟抵日後交換人質。

2. 立即釋放被拘捕下獄之十一名土著及二名中國通事。

3. 日本賜給新港社土著之禮物，前為荷方沒收，應予發還。

4. 為保證日人之安全，在啟帆赴日之前，荷人須將進港船舵皆收起上岸。

5. 日本在中國遺留絲絹二萬斤，濱田彌兵衛等企圖取回時受荷人阻礙，以致現在已為海盜鄭芝龍所獲，荷人應賠償其損失；又數年前以未付輸出稅而沒收的一千五百斤絲絹亦應予發還。

協議即成，當天雙方交換人質。

七月五日，荷方將庫存的生絲12,053斤交與日人，不足額7,947斤每百斤以日本市場大盤價14.10金元之現金支付，日人釋放奴易玆。濱田一行則於七月七日離臺返日，七月二十五日抵日。

當荷蘭人質抵達日本之後，日方在未次平藏的堅持下不承認濱田的協議，將荷蘭人質與船員一起下獄，同時封閉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荷方知事態嚴重意圖力挽狂瀾，於是巴達維亞的總督下令革除奴易玆在台之長官職，改派漢斯．普特曼斯為第四任台灣長官，並遣使赴日斡旋，但日方態度強硬，再開通市之事遂懸而未決。

從1628～1632，五年間荷人因日本封閉商館，在東方的利益受到重大挫折，以為日本所銜恨唯奴易茲一人而已，故決定犧牲奴易玆。一六三二年荷人將奴易玆五花大綁押赴日本服刑以為懲戒，再度遣使赴日要求開市。此時因長崎代官未次平藏已經去世，終獲日人允許，釋放以前所囚禁的荷蘭人質，但奴易玆仍然需幽禁於平戶民家，奴易玆之子則因患赤痢於當年底死於拘留所。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雖短暫開放，但隨即再度封閉。

一六三六年，荷人派卡侖（Francois Caroc）為特使，專程從巴達維亞到日本，獻青銅燭臺七百九十六斤給日本的日光市的東照宮，表明向日方請罪，並要求釋放原任台灣第三任的長奴易玆。日方同意後，奴易茲才被救出日本，並結束日荷之間長達十二年的貿易糾紛。──轉載自「台灣人的台灣史」，郭鴻斌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