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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約瑟夫·史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1983年出生,2019年36歲),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職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外包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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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史諾登1983年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伊麗莎白市。父親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居民,為美國海岸警備隊官員。母親為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居民,她是馬里蘭區地方法院的一名公務員。另外,他還有一位姊姊是律師。

 

1999年,史諾登舉家搬遷到馬里蘭州埃利科特城,他在那裡的安妮·阿倫德爾社區學院學習電腦,以取得學分來拿取高中文憑,但他沒有完成課程。其後他得到普通教育發展憑證。

 

2004年5月7日,史諾登加入美國陸軍並同時希望最終能參入特種部隊。他說:「我要爭取參加伊拉克戰爭,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人,我有責任,幫助人們擺脫壓迫」,但僅僅幾個月後,他在訓練事故中折斷雙腳,9月28日被除役。後來他曾在國家安全局設定於馬里蘭大學的一處隱蔽設施擔任警衛。在此之後,他又在中央情報局(CIA)擔任與資訊科技安全有關的職務。

 

2007年,CIA派他到日內瓦維持電腦網路安全,並給予他外交身分作為掩護。2009年,他離開CIA前往一個駐日美軍基地中的國家安全局設施,為一間私營承包商工作。

 

至少從2009年開始,史諾登結識彌爾斯(Lindsay Mills,1985年2月出生)進而與其同居。彌爾斯畢業於馬里蘭藝術學院,畢業後成為一名舞蹈演員和雜技演員。與彌爾斯同居後,她接受彌爾斯的圈養不再演出,成為一名網路部落客。她跟著史諾登先後住過巴爾的摩、日本和夏威夷。

 

2013年,史諾登與彌爾斯住在夏威夷歐胡島維帕。此時,他在國防承包商博思艾倫諮詢公司工作不到三個月,職務是在夏威夷的一個國家安全局設施內擔任系統管理員。年薪約20萬美元,與女友一起過著舒適的生活,但他願意犧牲這一切,因為他對美國政府的秘密監視工程感到良心過不去。2013年5月20日,他潛往香港。

 

2013年6月史諾登在香港將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稜鏡計劃監聽專案的秘密文件披露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博思艾倫諮詢公司隨即於6月10日以「違反公司道德和企業政策」解僱他,美國政府則以「盜竊政府財產、未經授權的國防通信和未經授權機密情報通信」起訴他,他遭到美國和英國的通緝。

 

6月23日史諾登離開香港飛赴俄羅斯莫斯科尋求政治庇護。飛機抵莫斯科機場時,因護照已被美國政府註銷,且美國政府向俄羅斯當局要求引渡他。他在機場滯留超過一個月,始得到俄羅斯政府給予一年期臨時難民身分。

 

2014年8月7日,史諾登獲得俄羅斯三年的居留許可證。

 

2014年彌爾斯離開美國,飛往俄羅斯莫斯科同史諾登在重聚。

 

2015年2月22日,彌爾斯代表史諾登參加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和葛倫·葛林華德隨同導演羅拉·柏翠絲上台領取《第四公民》獲得的獎項。

 

2015年3月,彌爾斯恢復了她的部落格。

 

2017年1月,史諾登的居留許可延長至2020年。

 

2017年,彌爾斯同史諾登在俄羅斯結婚。 

 

2020年12月,兩人的兒子出生。

 

 

星火智庫 2019-09-16 時局韜略

在俄羅斯躲了七年以後,斯諾登期待的下一個庇護地為什麼是法國?

 

如果烏克蘭的政客們還有點良知的話,他們一定會為失去克里米亞感到後悔;如果烏克蘭人民有點大局觀念的話,他們會為失去的克里米亞感到痛心。當一個國家內部變的混亂甚至發生了戰爭,那麼潛伏著的分離主義問題就會復發,最終導致領土的丟失,就像烏克蘭丟掉克里米亞那樣。

 

有人痛心就有人開心,那個開心的人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因為他完成了蘇聯解體以來最有價值的一次兼併,而且還沒花多少錢。克里米亞是黑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俄羅斯每年都要支付大筆費用給烏克蘭,用來租借克里米亞的海軍碼頭給黑海艦隊使用,不過自從2014年3月21號克里米亞變成俄羅斯的領土後,這筆錢就再也不用掏了。

 

對於生性愛好擴張的俄羅斯人而言,沒有什麼比獲得領土更讓他們興奮了,普京的支持率和個人威望也因此在2014年達到了新高度。但是也因為克里米亞,俄羅斯遭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5年後的今天這個制裁依然沒有解除,美國還在巧立名目繼續增加,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也因此走到了歷史低點。

 

所有懼怕美國製裁的國家,都或多或少離不開美國的市場,但是俄羅斯除外。除了軍工企業和體量龐大的重型製造業,俄羅斯在民用領域幾乎不出產品,所以俄羅斯的出口型經濟種類有限,根本不怕美國對它關閉市場,而且俄羅斯自產石油和小麥,關起門來就可以過日子。這些是俄羅斯可以和美國長期對抗的物質基礎。

 

就在美國高調製裁俄羅斯的時候,有一個身份特殊的80後美國人正在四處奔波,他在給自己找一個安全的庇護所,這個人就是曝光了美國“棱鏡”監聽項目的斯諾登。棱鏡項目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啟動的一個全球監聽計劃,全美國人和美國之外的很多國家都在監控範圍內。醜事最怕的就是被曝光,斯諾登在2013年6月份曝光該項目後,美國政府便以“叛國罪”全球通緝他。

 

被通緝的斯諾登向整個歐洲發送了庇護申請,但是最後收留他的卻是俄羅斯。按照危害程度和讓自己丟人的程度,美國政府注定不會輕饒斯諾登,收留他就是包庇美國政府的重犯,是公然與美國政府為敵,被制裁是少不了的。所以收留斯諾登這種活兒,除了不怕制裁的俄羅斯以外,很少有人搞得定。斯諾登選擇在2014年前後下手,也是挑對了時間。

 

2013年的8月,俄羅斯給了斯諾登1年的庇護期;2014年到期後又給了他三年,3年後的2017年俄羅斯再一次續約三年。三年時間過得很快,到明年2020年斯諾登將再一次面臨著走或留的問題,普京會再給他三年嗎?他自己心裡也沒有答案。

 

最近斯諾登接受法國媒體採訪的時候,回憶了一段往事,他說當年他向法國提出過庇護申請,那時候法國總統是奧朗德,只是當時他沒有同意,現在他非常希望法國總統馬克龍可以收留他。回憶自己過去幾年的經歷,斯諾登也有意無意地表示,雖然他在俄羅斯待了6年,但是對這個國家似乎並不認可,他內心深處還是嚮往著自由的歐洲。

 

斯諾登的公開請求給馬克龍出了一個難題:接受了斯諾登,很可能給自家企業招來美國的製裁;要是不理斯諾登,馬克龍心裡一定耿耿於懷,他現在可是歐盟各國元首裡最恨美國的那個。

 

當年法國人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趕走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建國做了很大的貢獻,可是當年的老相好現在有點反目成仇的意思,這背後當然有原因。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很多在經濟領域比較吃得開的企業都被美國收拾過,尤其是經濟發展較好的歐洲企業。面對美國人對自家企業的傷害,歐盟國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忍氣吞聲和敢怒不敢言:企業該交的罰款一分不少,被美國逮捕的國民無法營救,最終都是花錢買平安。下面是4個讓人看了感覺肉疼的例子。

 

西門子是一家擁有4萬多名員工的德國企業,業務遍及全球190個國家。2006年的時候,西門子一家註冊在孟加拉國的分公司被美國司法部懷疑在伊拉克有行賄行為,雖然那些業務和美國八竿子打不著,但是西門子還是被迫聘請了大量的律師在全球34個國家開始了自查行為,花費巨資自查的結果,是西門子給美國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繳納了8億美元的罰款求放過。

 

2014年法國巴黎銀行交給美國司法部的罰款高達90億美元,同時有13名高管被迫辭退,而且在紐約的分行暫停一年的美元業務,還得好吃好喝伺候著長期駐紮的美國監管人員,巴黎銀行用如此大的代價換得了繼續在美國開展業務的許可。之所以遭受如此重罰,是巴黎銀行那遍布世界的分行有幾家曾跟伊朗和古巴等被美國製裁的國家有過美元交易,而這些交易總行並不知情,因為按照業務金額來說,根本沒必要向上匯報。

 

法國石油研究院在1958年成立了一家名叫德希尼布的公司,專攻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施工與建設。這家公司發展和擴張的很快,在2000年其規模排進了全球前5。到了2010年它被美國司法部懷疑十多年前在尼日利亞有過行賄行為,雖然當年的業務和美國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美國最後還是給德希尼布罰款3億多美元。6年後的2017年,德希尼布被規模不如它的美國信達公司收購,這家法國企業最終變成了美國企業。

 

2015年《伊朗核問題協議》簽署後,歐盟和伊朗之間的貿易額從2015年的80億歐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210億歐元,同一時期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貿易額只有1.8億歐元。後來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特朗普在2018年的5月份撕毀了協議,大量的歐洲企業不得不扔下資產違反合同含淚撤離了伊朗,給自己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對於美國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以上那些被美國收拾過的歐洲企業,幾乎都在美國開展著業務,不管是直接業務還是金融業務,它們無法承受美國政府收回許可證把它們趕出美國的後果,所以明明美國的製裁不合情理,明明美國以自己的法律在管著美國以外的世界,明明美國有關部門嚴於待人寬以律己,但是受損的歐盟企業和歐盟國家卻無何奈何。

 

在美國統治者的規劃中,歐盟的最終角色是美國的附庸,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或者軍事上。美國通過自己體量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間接控制著歐盟的經濟;美國通過自己在G7和G20的影響力,間接影響著歐盟的政治;美國通過那個幾乎已經沒有作戰目標的北約組織,控制著歐盟的軍事。

 

為了給北約找一個對手,為了讓歐盟看上去時刻處在危險中,美國必須讓中東地區永無寧日,不太平的中東會把恐怖主義和難民送往歐洲,歐洲自然就不安全了。為了給北約找個對手,美國廢寢忘食地刺激俄羅斯,不管是經濟制裁還是軍事上威脅。巧的是俄羅斯偏偏有個態度強硬的領導者普京,普京的反抗讓歐洲人覺得俄羅斯很可怕,自己一天都離不開北約的保護。

 

美國早已經不是歐洲的朋友,它是歐洲的控制者;美國也不希望歐洲變好,它只希望歐洲麻煩不斷,這樣自己就有理由介入並讓歐洲被自己控制。這種客觀現實歐洲的政客們看得通透,但是歐洲的普通民眾不一定鬧得清楚,即使歐洲的政客們想合起夥來跟美國抗爭一下,歐洲民眾也不一定會答應,這是弱勢的執政者最無奈和無力的地方。

 

不過這種情況因為特朗普的上台有所改善。特朗普對歐洲變本加厲亂收稅費,讓歐洲人有所醒悟,對美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趁著這種民意的覺醒,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開始公開叫板特朗普,尤其是年輕貌美的法國總統馬克龍。

 

法國經濟發達科技實力強,它家的飛機、高鐵、能源、電力、汽車等行業遍布世界,可是一旦這些行業跟美國的同行發生了競爭,那就很容易遭到美國政府的騷擾或製裁。有時候法國人沒犯錯但是麻煩也會從天而降,比如2018年特朗普撕毀伊朗核協議之後,道達爾、標誌雪鐵龍、雷諾、空客等60餘家法國企業先後捲鋪蓋從伊朗撤出,損失極其慘重。

 

壓迫最大反抗也就最大。當特朗普給歐盟國家亂收稅的時候,馬克龍也公開提出應該給美國收稅;當特朗普逼著盟友提高北約軍費的時候,馬克龍提出應該建立歐盟自己的軍隊,甚至在一戰結束100週年紀念活動期間公開呼籲,讓沒面子的特朗普怒不可遏。在全球的反美國家裡面,法國不是最出名的,但是對美國造成的實際影響卻是最大的。

 

當自己在俄羅斯的庇護日期所剩不多的時候,斯諾登從全世界193個國家裡挑了法國並點名馬克龍,也是看中了法國的遭遇和馬克龍敢怒敢言的性格。如果連馬克龍都不收留的話,那斯諾登只能繼續求俄羅斯收留,不然就只能考慮伊朗、敘利亞、古巴或委內瑞拉等國了,那些地方他應該更不想去。

 

作者:局勢君    本文轉載自:局勢很簡單(ID:TalkForEasy)

 

 

老頭的話:

 

對斯諾登而言,在俄羅斯絕對比法國安全,斯諾登不會想離開俄羅斯去法國。馬克龍也不會給斯諾登庇護,此時的法國還沒有本錢對美國直接挑釁,期限到期前俄羅斯必然會再給斯諾登庇護。

 

那麼斯諾登為什麼要揚言想去法國?老頭認為受俄羅斯庇護的斯諾登要不要接受媒體採訪,要講什麼,絕對由俄羅斯政府主導。這報導是老毛子挑撥的手法,挑動美法脆弱的關係,然而最主要的就只是讓美國不爽。

 

後記:法國果然是個煙霧彈。2020年10月,俄羅斯給予史諾登永久居留權。2022年9月26日,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總統令,授予史諾登俄羅斯公民身分。

 

 

獨立評論 2019-10-03

因為愛國,所以叛國?「稜鏡計畫」揭秘者史諾登的自白

 

作者 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

 

我的名字是愛德華.約瑟夫.史諾登。我曾經為政府服務,但現在,我為民眾服務。我花了將近30年才明白這是有差別的,而當我明白時,我在辦公室惹出了一些紕漏。結果,我現在把時間都用於保護民眾不受我以前身分的危害──一個中情局(CIA)和國安局(NSA)的間諜,又一個自以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輕技術專家。

 

我在美國情報體系(IC)的生涯僅持續短短7年。然而,在7年的任職期間,我參與了美國間諜活動史上最巨大的改變──由鎖定監視個人,轉變為大量監視全部人口。我在技術上進行協助,讓一個政府得以蒐集全世界的數位通訊,長期儲存,並且隨意在其中搜尋。

 

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情報體系對於未能保護美國,放任珍珠港事變以來最慘烈最嚴重的攻擊在他們眼皮底下發生,因而深感愧疚。因此,領導者試圖建立一個系統,防止他們再度疏於防範。這個系統必須以科技為基礎,而這是龐大的政治科學專科生與商業管理碩士所不懂的。最祕密的情治單位對我這樣的年輕技術專家敞開大門。科技怪咖因而統治了地球。

 

這幾年來,我如何一步步走進美國監視中心

 

要說當時我懂得什麼的話,我很懂電腦,所以我快速晉升。22歲時,我第一次通過國安局最高機密安全調查,得到組織圖最底層的一個職位。不到一年後,我到了中情局,擔任系統工程師,可以四通八達地進入一些全球最機密網絡。

 

2007至2009年,我派駐在日內瓦美國大使館,是少數以外交身分掩飾的技術專家之一,我的任務是把中情局帶進未來,讓歐洲外站上線,將美國用以監視的網路數位化及自動化。我這一代不只是重新設計情報工作;我們全面重新定義情報。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祕密會晤或暗中交換消息,而是數據。

 

26歲時,我表面上是戴爾公司(Dell)員工,但仍舊為國安局工作。委外合約成為我的身分掩飾,我這類的科技型間諜幾乎都是這樣。我被派去日本,協助設計國安局的全球備用系統──一個龐大的隱蔽網路,確保即便國安局總部被核彈轟炸夷為平地,也不會損失任何數據。當時,我並不明白,架構一個保存每個人生平永久紀錄的系統,竟會是一項悲劇性錯誤。

 

我在28歲回到美國,獲得極高的升遷,加入負責戴爾與中情局雙邊關係的科技聯絡團隊。我的團隊幫中情局設立一種新型的運算架構──雲端(cloud),這種科技首創讓每一名幹員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存取及搜尋他們所需的任何數據,不論距離多麼遙遠。

 

總結來說,以前的工作是管理與連結情報流通,後來的工作變成設法加以永久保存,接著又變成讓情報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尋。

 

29歲時我去到夏威夷,承接一項國安局的新合約,此時我才注意到這些計畫。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的權利」這項教條困住,無法了解我這些特殊、區隔性任務背後所累積的目的。直到來到這個樂園,我終於能夠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整合起來的,像一部巨大機器的裝置互相齧合,組成一個全球監視的系統。

 

在深入鳳梨田底下的一條坑道──珍珠港時代的一座舊地下飛機廠──我坐在終端機前,可以幾近無限地取得世界上幾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訊,只要人們曾經撥打過一通電話或碰觸過一部電腦。這些人當中,包括3億2千萬美國同胞,他們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都遭到監視,不僅嚴重違反美國憲法,更是違背自由社會的基本價值。

 

當「我們」成為商品

 

你讀這本書的理由在於: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職務來說很危險的事。我決定說出事實。我蒐集美國情報體系的內部文件,做為美國政府違法的證據,並把它們交給新聞記者,他們審查之後公諸於世,舉世震驚。本書將說明我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我所依據的道德與倫理原則,以及我為什麼會有這些原則,這關乎我的一生。

 

人生是什麼?不只是我們說了些什麼,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麼。人生亦在於我們所喜愛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愛和相信的,是連結,人際的連結,以及促成這些的科技。當然,這些科技也包括書籍。但在我這個世代,連結,主要意味著網際網路。

 

在你產生反感、明白網際網路瘋狂毒害我們這個時代之前,請諒解,對我來說,當我認識網際網路之時,那是很不一樣的東西。網路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個無邊界、無限制的社群,既是單一、也是無數的聲音,一個已經有人墾殖但尚未遭到剝削的共同邊境,各式各樣的部落和睦相處,每個成員都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姓名、歷史和風俗習慣。每個人都戴著面具,然而這種多數匿名造就的文化所產生的事實多於造假,因為重點在於創造與合作,而不是商業與競爭。當然這之間也會有衝突,但善意與善念會勝過衝突──而這正是真正的先驅精神。

 

如此一來,你便會明白,我說今日的網路是「無法辨識的」是什麼意思。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改變是一項有意識的改變,少數特權人士的系統性努力的結果。往線上發展電子商務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為泡沫,接著在本世紀之初終於破滅。在那之後,企業界明白,人們在線上的興趣不在於消費,更在於分享,而且網路促成的人際連結是可以賣錢的。如果人們在線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報告自己的近況,從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況,那麼企業只需要設法將自己擠進這些社交互動之中,再從中獲利即可。

 

這便是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開端,也是我原先所認知的網路的終點。

 

如今,具創造性的網路已然崩潰,因為那些美好、高難度、有個性的無數網站關閉了。便利性的承諾讓大家關掉自己的個人網站,因為那需要不斷、辛苦的維護,改換成臉書網頁和Gmail帳號。所有權的表象讓人容易搞錯現實。很少人在當下即明白,我們所分享的一切都將不再屬於我們。以前電子商務公司因為找不到讓我們有興趣購買的東西以致倒閉,其後繼者現在找到可以販售的新產品了。

 

「我們」就是那個新產品。

 

監視狂熱對無辜者的傷害,遠大於對犯罪者的傷害

 

我們關注的事物、我們從事的活動、我們的所在地點、我們的慾望──我們揭露有關自己的一切,不論刻意或非刻意的,都受到監視並被暗中出賣,極力拖延隨之而來無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們大多數人直到現在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種監視持續受到積極鼓勵,甚至得到眾多政府的資助,渴望由此獲得大量的情報。除了登入和金融交易,21世紀初期所有線上通訊幾乎都沒有加密,這表示在許多時候,政府甚至不必為了想要知道他們的客戶在幹什麼而去找企業,他們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監視整個世界。

 

美國政府在全然漠視開國憲章之下,屈服於這種誘惑,而且一旦嚐過這棵毒樹的果實,便陷入狂熱無法自拔。在暗地裡,政府掌握全民監視的權力,這種權威就定義上而言,對無辜者的傷害遠大於對犯罪者的傷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這種監視及其傷害,我才赫然驚覺,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民眾,而是全世界的民眾,從不曾獲准投票或是有機會表達我們對這種程序的意見。這種近乎環球的監視不僅在未經我們同意之下便設立,而且刻意隱藏這項計畫的每個層面,不讓我們知道。遭到變更的每一步程序與其後果都不讓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數國會議員。

 

我可以去找誰呢?我可以跟誰談呢?即便是洩漏實情,甚至是對律師或法官或國家,都會構成一項重罪,全盤揭露事實將會招致在聯邦牢獄終身監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憂鬱,跟自己的良知掙扎。我愛我的國家,我相信公共服務,我們全家、數世紀以來的家族,多是一生為國家與人民服務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為民眾服務,而不是為一個機構、或是一個政府,也支持與捍衛憲法,但憲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慘遭蹂躪。現在,我不僅參與其中,我還是犯下這種勾當的人。

 

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為誰做事?我如何在僱用我的機構的祕密合約以及我對美國立國原則的宣誓之間求取平衡?我應該對誰效忠?或者對什麼效忠?在何種地步,我有道義上的責任去違背法律?

 

逐漸被無視的隱私權

 

回想那些立國原則,讓我得到答案。我明白,站出來向新聞記者揭露我的國家濫權的程度,並不是倡導什麼激進的事,例如摧毀政府或者是摧毀情報體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報體系自己明訂的理想。

 

唯有對於人民權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個國家的自由,而我相信,這些權利實際上是國家權力的界線,明確界定一個政府到何種程度不得侵犯個人領域或個人自由,在美國革命時期所謂的「自由」,在網路革命時期所謂的「隱私」。

 

自從我挺身而出已有6年了。因為我目睹全球各地所謂先進政府保障這種隱私的決心逐漸削弱,而我認為,聯合國也是如此認為,隱私是基本人權。然而,在這些年間,這種決心不斷減弱,民主國家退化成威權民粹主義。這種退化,在政府與媒體的關係尤其明顯。

 

民選官員企圖抹黑媒體,而真相的原則遭受全面攻擊,更教唆及煽動了這種情況。真相被刻意摻雜了虛假,並且藉由科技將那種造假放大為空前的全球混亂。

 

我極為清楚這個過程,因為虛構造假向來是情報體系最黑暗的一面。單是在我的職業生涯,同一批機構便操弄情資以營造戰爭藉口,並且使用非法政策與隱諱的司法權,將綁架視同「異常拘留」、將刑求視同「強力偵訊」、將全民監視視同「大量蒐集」。這批機構毫不猶豫就指控我是中國雙重間諜、俄羅斯三重間諜,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millennial)。

 

他們說得口沫橫飛、無的放矢,主因在於我拒絕為自己辯護。從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直到現在,我都堅決絕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細節,避免為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進一步傷害,他們為了我的原則已經吃了夠多苦頭了。

 

由於擔憂加劇他們的苦難,我一直猶豫著要不要寫這本書。畢竟,與決定公開我的一生相比,決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犯行的證據,對我來說還比較容易。我所目擊的濫權需要採取行動去因應,而沒有人因為無法抗拒自己的良知就去寫一本自傳。因此,我試圖取得本書指名道姓的每個家人、朋友與同事的許可,或者是公眾人士的許可。

 

正如同我不願做為他人隱私的片面仲裁者,我從不認為單憑我一人可以選擇哪些國家機密必須對民眾公開,哪些不可以。所以我只對新聞記者揭露政府文件。事實上,我沒有直接向民眾揭露任何文件。

 

我相信,正如同記者們所相信,政府可以隱藏一些資訊。縱使是世上最透明的政府也可以隱藏一些事情,例如地下情報員的身分與部隊在戰場上的行動。而本書沒有此種機密。

 

在敘述我的一生的同時,保障我所愛的人的隱私,並且不曝露合法的政府機密,這並不是簡單的任務,但這是我的任務。在這兩項責任之間,才是我的容身之處。

 

 

好書推薦:

 

書名:永久檔案

作者: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

譯者:蕭美惠、鄭勝得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19/09



FB影片:史諾登的出身、成長、蛻變&逃亡

 

108.09.19轉載;陸續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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