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換日線 2018/09/14

任人宰割，是小國「必然的宿命」嗎？──從美墨共構的「毒品經濟」說起

「什麼樣的社會和政府，就會出現什麼樣的罪犯。」墨西哥黑幫米卻肯家族首腦莫雷諾‧岡薩雷斯（Moreno González）如是疾呼。

然而在這場百年交鋒的毒品關係裡，我們又怎能膚淺地將罪犯的標籤，理所當然地烙在毒梟的頭上，而不過問其背景緣由？

墨西哥的毒品經濟，追根究柢，是一個由美國消費者、軍火商、政府和墨西哥政府、軍警、毒販、媒體，以及無數生活於貧困的農民，基於龐大的金流與私人利益，以銀倆和子彈，從歷史、經濟、地理、政治、律法、社會等各面向，所共同堆砌起的彼此依賴、攻訐、亦敵亦友的曖昧網路──在這場以墨西哥上萬人生死為背景的悲劇裡，人人都是共犯。

而追根究柢，一如卡門波露薩（Carmen Boullosa）與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在《毒梟之國》一書首章〈讓人成癮的巨大市場〉中所談到的，近百年來一切悲劇的起始，不過是初時美好的商機：

「因為美國的龐大需求，越來越多的墨西哥農民、中產階級以及富商加入毒品產業中，因為它的門檻很低，不需要什麼創業資本，也沒什麼顯著的危險。市場之大使得每個人都有充足的空間發揮，不需要透過暴力來爭奪搶食。」

書中沿歷史脈絡，分析美墨間百年的政治與經濟糾葛，是如何一步步將墨西哥由農業之國轉變為依賴美國經濟、成癮於毒品貿易，無法自拔、無可自救，只能不停地向下沉淪入腐敗漩渦，並終將自我毀滅的毒品王國。

哈里森法案：墨西哥由「農業之國」，轉變為「毒品之國」

毒品交易在美墨邊境由來有自，從 20 世紀初墨西哥北方金三角──西納羅亞州、杜蘭哥州以及奇瓦瓦州為獲取美金所生產的大麻、鴉片衍生物、海洛因，以至如今自哥倫比亞輾轉走私而來、再行加工的冰毒、可卡因，美墨毒品網路因地緣優勢、美國的龐大消費人口、消費能力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優惠的通路管道，而成為每年可創造出幾十億美金流動的制度化商貿。

然而，龐大的非法金流亦造就了影響社會、動搖國本的無數武裝暴力事件，血流漂杵，卻難究是非。

墨西哥政府和毒梟的關係，因歷史上層層的利益糾葛而難捨難分，貪腐與犯罪長年盤據於此，顯然已像移轉性癌症一樣病入膏肓。

在本書〈讓人成癮的巨大市場〉一章中，作者解釋道：「在美國，各種精神藥物的使用和銷售──特別是鴉片、大麻以及古柯鹼──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時是完全合法的。」巨大的市場由此而起，直至 1914 年美國禁毒令〈哈里森法案〉正式宣布，在此之前世界多數政府對精神藥物仍持相對開放的態度。突兀的禁令導致巨大的需求瞬時無法被滿足，價格飛漲，鄰近墨西哥裡較貧困的農民看準風頭，趁勢發展。

最初的毒販子們只是基於地理與氣候因素，在中低緯度、高海拔的西瑪德雷山脈地區適合種植大麻與鴉片一帶（即西納羅亞州、杜蘭戈州以即奇瓦瓦州交界），恰巧於對的時間、地點，生產了對的產品的農夫。

一開始只是針對大麻與鴉片衍生物的小農生產，後因高昂利潤而擴大規模，毒販們漸漸得以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又因經貿能力增強而足以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

書中便提到：「他們可以為國家帶來固定的收入（而且遠不只是附加收益的程度），同時也為自己的腰包、總檢察長辦公室的長官添加利潤，作為升遷的踏階石，以更靠近政治當局，或踏上權力頂點。革命制度黨（墨西哥過去長期主政政黨）追求的不是根除毒品，而是制度化──創造『營利空間』。」

如其所言，政府當局無意採取實際行動打擊毒品，相反的，它們甚至私下支持，以創造全國性利潤，提升國家經濟，對美政策亦只是表面附和。時至今日，墨西哥毒品政策的操作面大抵如是。

儘管在 20 世紀中葉，墨西哥曾應美要求發起的一系列聯合打壓，但無論其真實立意為何，最後結果皆無異於在毒販間進行一次大範圍的「優化活動」，奠定了其制度化、專業化、集團化和當局之後合作明朗化的基石。

緊接著在〈警察與毒梟同在〉與〈當貪腐持續進行〉兩章，作者更明確地回應了掃毒活動後，警方、軍隊、政府，是如何自下而上一層又一層慢慢被毒販所侵蝕腐化，由正義的化身淪為罪犯的保護者，以至如今毒販當家，「屠夫掌握著莫大的權力」（語出維拉主教 Raul Vera）」的景象。

「內亂」與「外患」，促成這場「所有人對抗所有」的戰爭

當劇烈的全球經濟衰退，加上政府高層無止盡的貪婪慾望一同席捲而來，70 年代的墨西哥尚可以原油出口，硬是撐住即將崩毀的經濟基本盤；然而，80 年代的油價下跌，直接擊垮墨西哥整體局勢。

為避免墨國經濟如骨牌效應般拖垮整個拉丁美洲，進而更大範圍地影響美國本身，美國聯合了世界銀行與國際基金貨幣組織，共同祭出了非官方的延期還債計畫，以對墨西哥進行結構調整。

新自由主義穩住了墨西哥對美的償債能力，卻是以國內廣大的民生與農業經濟作為代價，加之 90 年代美墨間簽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約，導致糧價暴跌，此舉無異是將當地農民們推出了母國市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如作者所言「百萬富翁與歹徒同時誕生」。

書中描述農民們在此環境下，不是迫於無奈直接落草為寇，進入前景興旺的毒品產業，便是進入獲益於北美自由貿易條約而生的邊境加工廠後，絕望地發現，這只是繞了一圈，以另一種形式進入了因湧入大量人口、薪資暴跌而產生的暴力環境之中，並受其迫，不得不走上販毒的絕路──販毒集團因此不斷擴張，並以「不拿錢，就得死」的強硬賄賂手段不斷深入漸趨衰弱的政府結構。

經濟的崩毀導致了道德的淪喪，最終，握有大把鈔票的毒梟們，在美國無意間促成的特殊背景下，以源源不絕的、來自美國的銀兩和子彈，成功換得了墨西哥大半領土的實際統治權，並將反對聲浪與對生意的可能威脅一併視作異己，大力打壓，各自雄據一方。

2006 年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政府正式向毒品宣戰：政府透過和相對易於管理的販毒集團合作，共同打擊另一販毒集團，以期可以再次將毒品貿易收歸掌控、將由黑幫與販毒集團所控管的領地再次劃入疆域；同時，透過形塑「國家敵人」，強化人民凝聚力，將人民的眼光自國內因大環境影響而嚴重劣化的經濟問題，轉向破壞社會和平的毒販集團。但這無異於是國家另一種層面上的自我分裂與毀滅，如〈災難的前奏〉一章所言：

「貧困的農民湧入毒品經濟，他們擔任種植者、槍手、包裝者、司機、警衛或小販，許多農村村莊因為毒品貿易的獲利而現代化，他們與毒品貿易唇齒相依，他們將為了保衛這一切而戰。」

毒販、警察、軍隊、政府，在層層長年累積的腐敗間，彼此混戰，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的人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毒販集團所執行的斬首活動，不僅導致了因群龍無首而各自分裂互鬥的混亂、毒梟間越演越烈的衝突暴力、社會的劇烈動盪、販毒集團因戰鬥不斷而大幅提升的武力裝備，更使得越來越多的青年和軍人投入了毒品經濟，釀成更多的街頭槍戰。

這場為期 6 年的毒品戰爭，最終以至少 10 萬人的死亡慘然收場，並間接促成毒販集團「去蕪存菁」的再次「優化」，更直接引起了公民的憤怒──公民們淪為另一種層次的罪犯，揭竿起義，以暴制暴，對毒販宣戰。

作者提到，人民的不滿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使他們憤而成立武裝自衛隊，然而，武裝自衛隊顯然是對國家主權的蔑視，特別表現在對外的畫地為界上，可謂是「國中之國」。

主權的崩毀、加劇的械鬥、國土的分裂，在在彰顯了墨西哥因毒品貿易所受之果，司法荒怠、無力維護其憲法對人民的基本保障，以及其對外完整形象。

美國的關鍵角色：右手兜售武器，左手打擊毒梟

那麼，販毒集團究竟是如何從綠林小農，壯大至如今這般猖獗跋扈的一方霸主？其中，美國的角色不容小覷。

《毒梟之國》認為：美國的禁毒令與龐大的藥物需求，催生了墨西哥的販毒產業，加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導致的墨西哥貧富差距巨幅擴大、更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糧價劇跌、邊境工業區湧入農村人口，而淪為聚集了黑暗與血腥的貧民窟。

政府的無力回天以及國際經濟局勢的波動，再再促使了更多的墨西哥貧民與農夫落草為寇，投入毒品產業，並催生因毒品貿易的獲利而「現代化」的毒品村莊，為維護其所僅有，這些販毒的農村與當局達成了某種形式上的獨立自治──向當局繳納外交式的特定獻金，由毒梟及黑幫統籌規範。

美國當局除卻因毒品所加劇的國內犯罪問題，亦不願見資金單方面地向外流出，於是右手兜售武器，左手打擊毒梟，試圖從中平衡其黑暗經濟。

新聞報導中，那些美國緝毒局在美洲各地發起的掃毒活動，只是治標不治本，每緝獲一處，販毒集團就會在另一處以更優化的商業模式、更多樣化的產品內容，和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再次崛起。

國際毒品產業主控者的地位，不只一次地在墨西哥、中美各國與哥倫比亞間轉移；只要有需求有利潤，便有無數貧困者願以身涉險，從中獲利。大量的需求、因禁毒而價高難求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對鄰國不公正的貿易條約所促使的鄰國經濟劣化、試圖控導國際局勢的野心的反噬⋯⋯美墨毒品問題是美國一手豢養出的巨獸，蠶食著光鮮亮麗的美國夢。

美國將大量走私入美國本土的禁藥，稱之為腐敗美國文化與人民身心的毒瘤，然而，對於墨西哥而言，美國作為麻醉藥物的最大消費國，對禁藥的廣大需求即因之而來、源源不絕的金流，又何嘗不是腐敗墨西哥律法、政治與社會的毒藥？

開放禁毒令，就「萬事太平」了嗎？

在《毒梟之國》末章〈沒有毒品的世界〉，作者以「我們試圖證明『墨西哥毒品戰爭』是個不當的用詞，事實上它應該是過去 100 多年由墨西哥和美國聯合建構而成的一個現象，而如果這個說法為真，也就意味著『戰爭』的結束可能需要邊界兩側的國家共同努力」，將問題癥結還原至兩個國家長久所建立的關係。

一個產業的發展，必然是由整個社會所共同形塑，毒品無非只是眾多產業之一，要反省毒品背後的問題，不是只要「打擊犯罪」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找到問題的根源。

若毒品議題是浮在海平面上的冰山，海平面下，只怕更是長期以來的資源與財富分配不均，和小國依賴大國所必須承擔的經濟與政治風險。

當小國只能依賴大國，就必須承擔以小搏大的槓桿風險，儘管能獲得來自大國的好處，卻必須面臨經濟無法自主以及所有風險的轉嫁，緊密的經濟依存，最終成為民生的鐐銬，在美國強權的面前，墨西哥已然淪為喪失經濟與政治主權的魁儡國度，而美國亦因促長毒品經濟及其亂象而自食苦果。

「讓這些禁令支持者害怕的，與其說是藥物本身，不如說是他們對用藥族群的恐懼感。」研究美國麻醉品政策的著名歷史學者大衛‧馬斯托（David Musto）如是指出。

近年來，由於各項新研究對舊理論的反證，美國各州已逐步開放大麻合法化，對用藥族群的恐懼感，亦隨藥物使用的普遍性而漸減。然而，從長遠來看，半合法半違法的情況可能難以存續，終有一天得逐步廢除整體禁毒制度──即麻醉品除罪化。

若有一天毒品在全球合法、價格下降，透過對藥局與處方籤的適當管制，則可對消費人員加以監控，並可以配套措施，加強社會安全防治以減少犯罪，更可有效降低毒品交易所衍生之危險。

以毒品合法化終結毒品戰爭，乍看之下確實不失為一解決方法，然而實際操作上可行嗎？

社會動盪大多來自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不穩定，那麼，回到美墨的問題所在，就消費國美國而言，若突破保守團體攻勢，自然不成問題，惟須在經貿外交上，做更長遠且相對平等、通盤性、全面化而非純粹利己的考量。

而對於墨西哥而言，則更需要一個完整的結構性解決方案，針對通用教育、優惠醫療、產業結構、普遍性貧窮、青年高失業率、M 型化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等各項議題加以改革並打造國內不依靠外援、足夠穩健且獨立的經濟基礎，以在失去強大的毒品外匯時，仍可以自身優勢挺過國際經濟波動，或者不隨之起舞。

不平等的經濟依存，同樣存在於兩岸關係

我想，跳脫出毒品問題，關於「自由市場裡，不平等的經濟依存」的狀況，不僅限於美墨之間，如今的兩岸關係，台灣很大程度仰賴中國的經濟與市場發展，並以其經濟政策馬首是瞻：台灣大多的對外投資以中國市場為主、人才大多也向中國流失，自稱為「科技小國」的台灣，在缺乏人才回流與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還可以在科技產業創下多少發展？

而當主要產品與投資皆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情況下，經濟結構嚴重傾斜，台灣不免隨時受中國環境波動所影響，而台灣卻沒有足夠的資本以承擔劇變和風險；最糟的狀況，或許便是淪為另一個墨西哥：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公民落草為寇、社會暴力與械鬥事件屢見不鮮、政府與人民彼此不信任、國家喪失其主權地位，惡性循環直至國家崩毀；唯一的不同，大概是台灣還沒有毒品可以支撐經濟的「基本盤」。

讀家選書：

卡門・波露薩（Carmen Boullosa）、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著《毒梟之國：墨西哥，由毒梟、毒品、黑道共同治理的國度，以及他們的「毒品戰爭」》

109.10.23彙整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