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在毛澤東死後重新站起來並掌握大權的鄧小平 (1904- 1997) 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經濟改革政策 (往後通稱「改革開放」) ，共產中國開始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
改革開放啟動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先后於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且97%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中國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世界工廠。2013年，中國進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64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
改革開放的路走來並不順遂，放棄人民公社與企業國營等於揚棄共產主義，一開始就遭到同為中共元老的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反對與肘制，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與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進行了一場長達17年（1978 - 1995）的政治鬥爭。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更讓趙紫陽、胡耀邦等改革派高層先後被撤職下台，鄧小平也沈潛了許久。還好，鄧小平命長，陳雲 (1905-1995) 早死兩年，否則往後的局面誰也難意料。
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共建國的太祖，鄧小平絕對當得起中共政權的太宗，74高齡的他用餘生的19年為中共打下國強民富的基礎。
改革是在現有體制內除舊佈新、除弊興利，必然會有一大堆人的權益受到損害。而窮人、窮國想站起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會受到無數的嘲笑與奚落。富強的路坎坎坷坷，鄧小平指出一條路，也帶領中國人走上這條路，然而一路走來的無數心酸卻是全體中國人必需自己面對的。
下文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三十年回顧，文中提到的 (國企員工) 大下崗與 (父母南下打工) 留守兒童只是冰山一角，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成長過程中免不了要面對的辛酸。
鏈聞 2019年10月21日 18:59
編者按：
一段不屈不撓的奮鬥史，一段涅槃重生的革命路。工業是國家重器，花錢買不來，市場換不來。
近幾年，“工業互聯網”被頻繁提起，用科技的力量改善工業領域。從原來工廠單點變成一個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全要素的融合。
在新的工業體系裏，每一個傳統的工業基石都將發生結構式改變。
改變之前，瞭解中國工業發展史是必要的，本文用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講述歷史大事件，推薦給你們。
1982 年，張瑤全家從黑龍江北安市，隨工廠遷到了河南許昌。
張瑤那年還不到一歲，父母所在的軍工廠原先是 1921 年張作霖於瀋陽所建，由於規模擴大，從她爺爺那輩開始，分出一波去了黑龍江北安，名叫慶華機械廠。1982 年因中蘇關係緊張，負責製造 50 式衝鋒槍、54 式手槍、56 式衝鋒槍等輕武器的慶華機械廠舉廠搬遷，選址在了河南省許昌市河南農大舊址，編號 126 廠。
於是到了 1982 年秋，張瑤全家隨廠興高采烈從東北去了河南。
最右邊還在吸奶瓶的就是張瑤
據張瑤回憶，當時兵工廠有 2000 多名員工，加上家屬一共 6000 多人的小世界，各家都是雙職工，工資開始時只有 20 多元每人每月，但待遇好得出奇，1980 年還在東北時，廠裏職工家家戶戶就有了當時非常奢侈的電視機、烤箱、收音機，到許昌後，廠裏定期用火車從東北往許昌廠裏運物資、糧食，糧票也給得充裕，逢年過節，魚、米、油都發放齊全，每家每戶都分配有樓房或者平房，廠裏每天只要一放音樂，大人小孩集體從家裏湧將出來，大人去廠裏上班，小孩去上學，工廠什麼都管，幼兒園剛出生的寶寶都可以託管在裏邊，子弟學校系統齊全，有自己的幼兒園、小學、初中、技校，後來有了自己的高中，每年寒暑假都是很多人一起結伴回東北老家，因爲是一個封閉的久居環境，人情累積，家家戶戶都相處得特別愉快。
這座工廠被四面大牆圍了起來，周圍都是河南農村，工人們頗有些優越感，不怎麼和周邊的農民來往。
然而 126 軍工廠的工人們並不知道，這種鐵飯碗的好日子，很快就要結束了。
就在張瑤全家奔赴河南的那一年，在遙遠的國土南端，日本人大坪昌二趕到深圳蛇口赴任。
蛇口工業區是招商局（李鴻章洋務運動時設立）想出來的名堂，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提出利用香港的資金、技術和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的有利條件，創辦工業區。1979 年破土動工蛇口工業區，當時的方針是“產業以工業爲主、資金以外資爲主、市場以外銷爲主”，1979 年只引進了 二個項目，獲得投資 2000 萬港幣，到 1982 年就引進了 15 個項目，獲得投資 1.1 億港幣，在這些項目中，僱工人數最多的企業就是日本的三洋電機，大坪昌二就是在此時來到深圳蛇口的。
老頭插嘴：三洋電機簡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於松下電器曾經參與日軍的軍品生產，社長松下幸之助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解職。井植歲男為了保住姊夫松下幸之助，自己作為代罪羔羊引咎辭職。
1949年4月1日，離開松下的井植在大阪府守口市梅町成立「三洋電機株式會社」。1952年，三洋製作出日本第一部塑膠收音機。1954年，三洋製造出日本第一台攪拌式洗衣機與三洋第一台電視機。
1963年2月，三洋電機來台與台灣的大立電機合資成立「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983年10月，三洋在深圳蛇口工業區設立三洋電機（蛇口）有限公司，是中國大陸第一家日本獨資企業。
2009年12月21日，改名Panasonic的松下電器取得三洋50.27%股權，三洋成為Panasonic的子公司。2014年，三洋退出市場結束營業，員工由母公司Panasonic接手。
1983 年的深南路
大坪昌二對當時的深圳印象深刻，他說“水、電等設施正在建設中，經常遇到因不能及時滿足急劇增加的需要而發生的停電停水的現象”，以致“從日本來的三洋本部的領導們在視察工程時竟因突然停電嚇出一身冷汗”。
不僅僅是電力供應不上，打電話都必須到香港，傳真要通過香港中轉，當時的蛇口是在完全不具備工業發展基礎的條件上硬着頭皮搞起來的。爲了留住外資，深圳進入了瘋狂的基礎建設投資，我們第一次聽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的口號。
爲了解決工業發展的能源動力瓶頸問題，深圳市率先用 BOT 模式（Build-Operater-Transfer）引進外資興建了沙角 B 電廠，由於是個新模式，上面遲遲未批，深圳市政府等不急了，乾脆邊批邊建，1987 年電廠投產，每天能提供 1100 萬度電，是 1984 年全市用電量的十幾倍，大坪昌二再也不擔心上班時突然停電了。
與人們通常印象中去南方打工的悽慘遭遇不同，最早蛇口工業區的普通工人工資在當時的中國算得上金領水平，蛇口當時有個凱達玩具廠，陸豐妹子黃月洪從 1988 年在這裏一直做到工廠解散，據黃月洪回憶，工廠包喫住，轉爲正式工還享有遷戶口等各種福利，基本工資 350 元，加班另有 200 港幣一月，當時全國普通職員工資不到 100 元人民幣，蛇口工業區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普通人四五倍（但進去工作也非常難，一是要有合法的邊防證，二是你得有熟人認識行政部的人，三是要支付 400 元介紹費給行政部人事），到 1990 年代初，凱達廠女工的人均收入達到了 1000 元，加班厲害時能拿到 1700 元，而上海市資料顯示，1992 年社會平均月工資不過 356 元，凱達廠的女工的收入是上海普通職員的 5 倍。
2018 年上海市平均工資是 7832 元（官方數據），放在今天，凱達廠女工約相當於 4 萬一個月。
1980 年代神一樣的凱達玩具廠
當年凱達玩具廠的妹子洋氣得不得了，每月不停地往家裏捎彩電、冰箱、電風扇、電飯煲，穿的是香港走私過來的牛仔褲、泡泡袖襯衣，燙一頭高劉海長髮，部分員工將攢來的錢在家裏連開幾家士多店，回鄉做起了老闆，凱達廠當年的女生，連深圳海關的公務員都看不上，嫌他們工資低，廠裏男工極少，男搬運工都會被半條流水線的女生倒追。
當時南下深圳打工不僅工資高，福利也極好，袁庚爲了保障外來工的養老醫療問題，成立了蛇口財務公司和蛇口社保公司，當時有一位工人手指被割傷，獲得香港商業保險一萬元的賠償，直接跨越到萬元戶行列，在廠裏引起轟動。而蛇口財務公司，最後發展成今天大名鼎鼎的招商銀行，蛇口社保公司，則創辦了今天的平安保險。
1995 年，凱達廠解散，中國南下打工者的好日子，徹底結束了。
當時 (1983) 的深圳還是港日外資的天下，國內的企業家們還沒有開始他們的遠行，在張瑤到達許昌，大坪昌二到達深圳，黃月洪還沒混進凱達廠時，後來的深圳大佬之一安徽蕪湖人王傳福還是個 16 歲的高中生，他出身貧寒，家裏八個孩子，五個姐姐，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全靠他父親一手木匠手藝養活。3 年前，他父親因久病而逝，1 年前，母親也突然去世，家裏生活十分困難，五個姐姐都已出嫁，妹妹被送去寄養，哥哥王傳方 18 歲提早退學養家，做點小生意撐到王傳福讀完研究生，王傳福原先想考中專，提早出來包分配，母親病逝時恰逢中考，他錯過兩門考試，進入無爲縣第二中學（幸虧沒讀中專，中專太坑了），讀高中時，他每週回一次家，向大嫂張菊秀要 10 元生活費，有一次張菊秀實在拿不出來，就挨家挨戶去借，也只湊齊了 5 元給他，後來他考上中南工業大學，哥哥王傳方將唯一的一塊“上海”手錶和家裏的新東西都給了他，並親自陪同他到長沙。
1985 年，正讀大二的王傳福（後排左二）與系團總支主要成員
據同學們回憶，王傳福過去性格靦腆，不太愛說話，讀大學時好像突然被長沙給開了光，變得十分活躍，特別愛跳交誼舞（同學語），王傳福經常去學校食堂跳舞，只要把桌椅往兩邊移開，打開錄音機，“中南大學食堂交誼舞之王”王傳福就能跟着音樂邊跳舞邊喝酒，大家一起玩得很嗨。
看起來，一點都沒有將來技術狂魔的樣子嘛。
1982 年，王東昇則剛剛從杭州電子工學院（今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2781 班畢業，小夥子斯斯文文，帶着一副大框眼鏡，看起來很是帥氣，他被分配到北京電子管廠擔任財務科科長，在裏面才過了三年滋潤日子，電子管廠就開始年年虧損，王東昇根本不知道十年後自己會力挽狂瀾，那時候，他還只是個快樂單純的小財務。
王東昇
1982 年，農民工吳五四在湖南郴州出生，他長得又高又壯，留着兩撇小鬍子，愛笑，性格大大咧咧，他的人生乏善可陳，只因爲家庭貧困很早就去了廣東打工，一直到今天，他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他錯過了黃月洪所經歷的南下打工者最好的時光，將見識廣東曾經黑暗的另一面，他會用另一段視角，陪我們走完這段波瀾壯闊的三十年。
1982 年，中國共有工業企業 38.86 萬個，工業總產值 2162 億元。（見《中國曆年工業企業單位數和工業總產值統計》）
1991 年，朱鎔基同志說：“國企要減少滯銷產品生產，壓縮長線產品庫存，現在無論如何要解決幾百億元的庫存積壓問題 ......”，他還說，“現在報紙上宣傳外因太厲害了，不是說不要講外因，分析問題本來就有內因和外因，但是外因講得太多，內因講得太少，這樣不利於國營大中型企業扭轉目前的困難局面，當前國內赤字這麼大、銀行透支這麼多，已經難以爲繼，還減什麼稅？還讓什麼利？”
1998 年，朱鎔基已經是總理了，他又說：“財政的錢主要用於解決公衆利益問題，如基礎設施、公共福利等，而不能去亂搞項目，當前國有企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富餘人員過多，企業負擔沉重，不僅人浮於事，而且互相扯皮 ...... 富 (冗) 餘職工下崗分流是一個方向，是一項大的政策，是振興國有企業的根本性措施。”
1990 年代，大量國企已經病入膏肓，老舊的體制和龐大的赤字已經讓政府撐不住了，下崗潮全國蔓延，在朱總理這兩段話的中間，1995 年時，曾經興盛一時的 126 軍工廠就陷入了衰落，張瑤回憶，那年她讀初二，工廠裏的日子十分困難，已經到了發不出工資的地步。
126 廠的生產線和檢驗槍支的靶場順利建成後，上峯卻一直沒有下達造槍任務，此時國際形勢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和平時期，國家不需要那麼多輕武器，126 廠開始“軍轉民”，決定轉型生產發令槍、三輪車、摩托車、內燃機、開關，可惜根本賣不出去，張瑤說只記得鄰居坐在一起，就會相互討論欠了幾個月工資了。他們家父母一人只有 100 元下崗補貼，工人們只能另尋活路，張瑤家做起了豬血腸，她同學家有做炸花生米球的，有做香腸、滷肉的，有賣衣服的，大家在廠裏的市場區百無聊賴地擺着攤位，其實也就是內部的資金在小範圍內流來流去。
《鋼的琴》記錄了東北下崗工人的辛酸故事
老頭插嘴：
《鋼的琴》（The Piano in a Factory）是中國2010年出品的一部黑色幽默劇情片。由張猛執導，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影片監製是韓國導演郭在容，韓國演員張伸瑛也參與演出。故事聚焦於下崗工人，雖然現實中他們很無奈，但影片故事卻走獨特的幽默路線，是部描寫小人物為尊嚴與夢想瘋狂完成大事件的電影。影片於2011年7月15日在大陸公映，並於2010年和2011年獲得了多個國際電影節的獎項。
影片濃縮欣賞：
全片欣賞：
有很小一部分工人結伴去了深圳，在一些加工廠做工人，張瑤三舅媽就是其中的一員，那會她每個月的工資是 600 人民幣，“是令人震驚的高薪”，張瑤母親看着也很想去，可是家裏有兩個小孩 ，實在走不開，纔開始跟她爸做了豬血腸的生意，農村殺豬都是早上 4 點，張瑤父母都是凌晨 2 點起牀在寒冬裏騎着自行車去農村接豬血，回來後用凍僵的雙手加工豬血腸，可惜她父親皮薄，推着自行車賣血腸時，見着熟人都會低下頭去，這門生意很快便做不下去了。
老頭插嘴：大量下崗工人與偏鄉農民工紛紛南下打工，造成家庭破碎，也造成留守兒童。然而不南下的下崗家庭也因經濟困難衍生不少家庭問題。
延伸閱讀：
她爸隨後又帶着幾個兄弟瞞着家裏拿了全部積蓄在許昌開了個小廠，主要是對許昌市的燈具廠加工製作一些配件，也很快倒閉，擅自開廠的事又被兵工廠知道，她爸被停薪留職，失去下崗補貼，全家重擔都指望在母親每個月 100 塊錢的下崗補貼上。
張瑤說，有好長一段時間，全家四口人的生計都指望着她媽每個月這 100 塊錢，居然也活過來了。
最慘的時候，每到秋天，張瑤母親就跟鄰居的一些阿姨、奶奶，一起拿着布兜或者麻袋騎着自行車，頭上蒙着個頭巾去附近農村撿玉米跟豆子，說是撿，大多其實就是偷，因爲窮極了，全廠都去農村偷喫的，收割機在前邊收割，126 廠的人拿着麻袋子在後邊一粒一粒豆子撿人家剩下的，最後農民報警了，警察來了一看工人窮成這樣，也是餓急了沒辦法，也就沒有抓人。
張瑤說，她小時候喫撿來的豆子、玉米長大，她們那時候，就是一羣要飯的。
張瑤她爸建廠失敗後又帶着幾個兄弟去重慶工地打工，主要是拆樓房，拿着鐵錘砸牆，一天 100 塊，才做了十天就不行了，肩膀輪錘子輪腫了，無比沮喪的回到家，肩膀腫了一大塊，不過拿回了 1000 塊工錢，夠她們家一年的開銷，再後來她爸實在走投無路，去了附近一個機械廠裏做鍍鉻，大夏天在高溫房裏做配件，環境就像個桑拿房，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 300 塊，家裏才緩了過來。
張瑤的爺爺那會留在了黑龍江北安市慶華機械廠，那邊過得更是水深火熱，老年人相約組織去鬧絕食，她那會回去過暑假，鄰居家的爺爺喊她爺爺去，說一定必須要派個人，她爺爺沒辦法拎着小板凳去了，只是堅持了幾天，做了做樣子，大夥便紛紛散了。
1998 年，126 軍工廠風流雲散，朱總理在電視上正式提出全國國企大下崗時，張瑤說，她父親呆呆地看着電視，忽然間兩行熱淚就流了下來。
1996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蘭瑞就認爲，如果加上城鎮新增長勞動力、農民工等，當年失業率可能達到 21.4%。
東北當時下崗的情形，比河南還要慘。
下崗職工流入到社會後，大部分被迫去從事原先看不上的社會底層工作，蹬三輪、擺地攤、做保姆，和進城農民工搶生存空間，早上常有人去撿菜市場散市後掉在地上的菜葉，最嚴重時，有全家大年三十包一頓有毒的餃子，大人小孩一起尋了短見，有油田下崗職工在辦公室捅死領導，還有部分下崗工人踩着單車送老婆去特殊場所上班，下班後又默默接回家。
老頭插嘴：
民國97年五月老頭帶阿芬和淑惠去去柬埔寨玩，行程兩個定點：金邊與吳哥窟，頭尾兩天住金邊的旅館。旅館是台灣人經營的，裡面養著一群膚白貌美長腿的東北姑娘從事按摩工作，一小時收費美金10元，比泰國還便宜。可以去旅館附設的按摩室按，也可以來房間按。更早之前，香港有北姑的稱呼，台灣有包二奶的傳說。
延伸閱讀：二奶村傳說
大量的失業人口除了讓無以為生的人們不得不從事沒有尊嚴的工作外，也讓社會治安迅速變壞，發生在1994年3月的千島湖事件至今仍是兩岸諱言的傷疤。打砸搶外，擄拐賣小孩，甚至婦女也是時有所聞。
當時有很少一部分東北女性爲了養活家庭流落到巴黎站街，這些人持旅遊簽證出國，長期不回就成了黑戶，因爲不是歐美長相，還只能在偏僻街區接待阿拉伯與黑人移民，20 歐元一次，時常受到暴力毆打，因爲黑戶又沒有辦法報警，這些人忍氣吞聲在海外賺錢養家，但大部分又遭到了家裏人的鄙夷，最終都回不去了。（見記錄片《下海》）
大多數國人不太理解東北人對體制內工作的深度迷戀，其實，那只是東北人當年大下崗被深深刺痛的後遺症。
1993-2001 年，中國共有7000 萬人從國企或集體企業下崗，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響到 2 億多人。
1998 年，那年最流行的歌曲叫《相約九八》，吳五四此時還在郴州的縣城念初中，現在還輪不到他出場，但王傳福和王東昇已經開始活躍起來。
王傳福有一個表哥，名叫呂向陽，同樣出身安徽蕪湖無爲縣農村，大王傳福四歲。1978 年，16 歲的呂向陽接父親班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安徽蕪湖分行工作，幹了 15 年，1993 年，31 歲的呂向陽辭職創建融捷公司，從事房地產、紡織品行業，“賺了很多錢”。
呂向陽就是王傳福的第一桶金。
王傳福從中南工業大學電池兼交誼舞專業畢業後，1987 年考入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讀碩士，繼續研究電池，1990 年 24 歲碩士畢業，留在該院 301 所工作，兩年後被提拔爲副主任（還是很爭氣的），又一年後，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電池有限公司，剛好是王傳福最擅長的領域，27 歲遂被任命爲公司總經理。
1995 年，日本宣佈不再生產鎳鎘電池，身爲業內專家，王傳福意識到鎳鎘電池生產基地將會進行一次國際大轉移，雖然鎳鎘電池出現了取代品，但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會存在，於是他跑去說服“已經賺了很多錢”的土豪表哥呂向陽，請他投資自己，最後拿到了 250 萬元天使投資。
1995 年 2 月，王傳福在深圳布吉蓮塘的一間舊車間，帶領 20 多個人開始創業，此時他還不知道，公司將來會搞成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廠。
1995 年，在北京的王東昇，接手虧損七年的北京電子管廠已經三個年頭了。
北京電子管廠是當年蘇聯援建的 156 個項目之一，1956 年 10 月 15 日舉行開工典禮，連《人民日報》都給了頭版頭條，起先電子管廠無比榮光，1960 年產值就達到了 3.37 億元，隨後遭遇到技術替代走向衰落---日本彩電產業鏈進入中國，淘汰了舊產業鏈上的北京電子管廠，而綁定在新產業鏈上的 714 廠（熊貓集團），780 廠（四川長虹）都提到了長足發展。
1986 年，北京電子管廠第七任廠長張紅飆發現工廠資金枯竭，連續 11 個月不能按時發工資，財報卻顯示還在盈利，找財政部的一位處長了解後才知道原來當時中國企業採用“滾動法”，而不是西方國家常用的統計法，張紅飆主動申請了新的財報法，北京電子管廠 30 年第一次虧損才公之於衆。
1989 年，軍工訂單銳減，北京電子管廠連買煤的錢都是向銀行貸款來的，在酒仙橋地區，長期領不到工資的老職工被迫到菜場撿白菜葉爲生。
1991 年春節前，張紅飆寫信給副總理鄒家華，陳述了北京電子管廠遇到的困難，提出電子管廠要實行投份制，1992 年 7 月，北京市電子辦主任要求找一個 30 多歲能夠跨世紀的幹部接班，70 多歲的張紅飆知道自己前途已盡，他只說：
“你們趕上了好時代，就發揮吧。”
這位矮小的老人衣着樸素，看起來像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在他告別了電子管廠，走入酒仙橋街頭的人流後，歷史迅速淹沒了他的痕跡。
1992 年秋天，王東昇從原副廠長，總會計師的崗位上被提拔爲總經理，北京電子管廠更名爲北京東方電子集團，2001 年後，才正式啓用現在我們都熟悉的另一個名稱：京東方集團。
王東昇起先，並不想接手北京電子管廠這個爛攤子。
市政府在挑選工廠接班人時，第一人選是一名技術出身的青年幹部，第二人選才是財務出身的王東昇，那個第一人選一看工廠虧損成這樣，心理壓力過大，拒絕接任廠長，市政府只好去找王東昇，王東昇此時正準備跑路，包都打好了，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旗下的中國租賃有限公司擔任常務副總，大家都去勸他做廠長，王東昇說：“我憑什麼要留下來？”
一位老同事回他：“就憑讓我們的師傅不再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
王東昇被這句話擊潰了，他留了下來。
留下來的王東昇要求對企業改革，做爲全北京虧損最嚴重的企業，上頭生怕他也撂擔子跑路，趕緊答應。王東昇又去找來了王家恆、王彥軍、陳炎順都一撥新人加入企業，這些人立功甚巨。其中陳炎順 1994 年進入東方電子，負責籌措資金，當時東方電子有北京松下 30% 的股份，陳炎順去找北京 松下的財務處長王大姐要分紅，東方電子卻是個弱勢股份，說不上什麼話，王大姐叫他“喝一杯酒給 20 萬”，陳炎順一口氣喝了 20 杯酒，酩酊大醉，喝完還記得踩着單車從酒仙橋往家趕，路上單車還撞了一輛的士，的士上衝下來四個壯漢將他一頓揍，他居然沒感覺，挨完揍又騎車回家睡覺，也不覺得疼。第二天酒醒，他老婆看他滿臉淤青，嚇了一跳，他纔想起來發生過什麼。
這 400 萬要回來，企業終於可以發工資了。
王東昇整治過東方電子後，企業終於不虧損了，但每年只有幾十萬的可憐利潤，陳炎順發現北京松下他們那 30% 的股份可以做進賬裏，拿着財務報表可以上市，王東昇說你大膽去弄，死馬當活馬醫，但全公司都把陳炎順當成“小騙子”，說他淨搞些虛頭巴腦的東西，陳炎順拉了個 18 人的團隊，找來了南方證券做代理商，在一起整整工作了 7 個月，1997 年 6 月 10 日，居然將東方電子集團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B 股上市，一下子籌到了 3.5 億港元。
北京電子管廠和東方電子集團都炸了，大家從沒見過企業有這麼多可支配的錢，敲鑼打鼓迎接陳炎順團隊，從此開始，不管王東昇和陳炎順他們做什麼，老職工們再也不做任何懷疑。
有了錢以後，1998 年，京東方高層開始將公司由傳統電子元器件製造企業改變爲新型元器件、整機和系統並舉的電子信息高科技企業。
京東方從此跨過了生死劫。
1998 年，經歷過大下崗的中國工業企業猛降到 16.51 萬個，工業總產值 34018 億元。
2000 年 4 月，吳五四決定去廣東打工。
1990 年代，中國農村經濟一片凋蔽，前文所述的 1996 年城市失業率是 21.4%，農村失業率可能是其幾倍，中國一共出現過三波嬰兒潮，分別是 1950 年，1965 年和 1980 年附近，此時農村第三波嬰兒潮紛紛長大，大部分唸完初中和高中的青年急需工作，大量初期成立的鄉鎮企業倒閉，青壯年尋不到活路，農村治安惡化，車匪路霸橫行，各市的火車站都成了藏污納垢的集中點，經濟問題引發社會問題，1980-1990 年代我們常聽到的嚴打主要是大量閒散人員造成的社會困境。
1990 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十分痛苦，幸好當時選擇的以外貿爲主的工業鏈條拯救了整個國家，廣東省深圳、廣州、東莞、中山、惠州、佛山各市發展起來的外資工廠，吸收了大量來自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貴州、河南、重慶的農村青年。
吳五四那時沒有讀完高一，在家裏瞎溜達了兩年，他爸害了肺病，必須要出門掙錢了，和當時大部分湖南農村青年的命運一樣，家裏託關係找到廣東東莞塘廈一親戚家，趕去 138 工業區一家叫上泰的高爾夫工廠，尋個活命的差事。
就是在這裏，他成爲了我的同事。
郴州緊鄰廣東省，吳五四乘火車經韶關，只用了幾個小時，便到達了廣州。
吳五四說，他永遠都記得 2000 年廣州火車站混亂的場面，出站口有無數光着膀子露出紋身的光頭壯漢不懷好意地盯着出口處，像打量肥豬一樣打量着乘客，火車站前坪上躺滿了奇怪的人，那些人鋪了些破破爛爛的席被，就大赤赤地睡在前坪上，垃圾扔得滿地都是，看起來無比混亂，和他同行的叔輩嚴厲警告他：
“低頭快走，不要看任何人的眼睛。 ”
他不知道爲什麼不能跟別人眼神接觸，感覺像穿過戰區一樣急步衝過了火車站前坪，一直到火車站右側有一排打電話的地方，他們在電話亭下面的臺階下停下，他看到叔輩緊張的神色才緩和下來，忍不住好奇問爲什麼這麼緊張。
“那些都是吸毒的 ......”
2000 年時混亂的廣州火車站
他叔輩說完，就爬上臺階排隊去打電話，臺階上坐滿了人，看守電話亭的人一邊磕瓜子一邊很不耐煩地叫客人一個一個上來，他們足足等了半個小時纔打通電話，通知塘廈的親戚他們已經到達，然後到對面流花汽車站乘上一輛裝了四十多人破破爛爛的中巴，經過五個小時到達東莞塘廈。
那時候上泰高爾夫工廠前面有一面鐵製的招工欄，專門張貼招工信息，因爲出糧準時，每天都有幾十人到招工欄前面窺探，吳五四看到張貼了招聘十個普工的信息，第二天居然來了一百多人面試，他那時才感覺到當時中國農村失業人口的恐怖---保安要拿着橡皮警棍大聲吆喝才能維持住現場秩序。
當時工廠求職時的情景
有熟人介紹，吳五四順利進廠，到小球頭加工組負責調球杆，2000 年，他底薪 300 元，普通工友加班費是 1.8 元一小時，他是按件計酬，一個月工作 320 個小時，能掙 1200 元一月。
在當時的廣東，最可怕的不是枯燥的工作跟無休止的加班，最可怕的是飛車黨和治安隊。
據吳五四回憶，當時他們班上所有來廣東打工的同學，“沒有一個人沒被飛車黨搶劫過”。
飛車黨通常是兩人作案，一人負責駕駛摩托車，另一人負責搶劫，他們會將摩托車快速駛近路人，車後座的人會迅速一把搶走路人的手機和包包，當年飛車黨極其猖獗，由於摩托車又快又多，塘廈鎮一天就有上百起飛車搶劫案件，幾乎無法治理。吳五四說，2002 年有一個月工資拿到了 1600 元，他拿這筆錢買了一部波導手機，他這麼高壯的人，在路邊打電話時，都被飛車黨一把搶走，而且將他拖到地上，衣服褲子都磨破了。
經過一年又一年的治安惡化，“當時在廣東，所有人只要一聽到摩托車的聲音，就會高度警覺，捂緊包包，收起手機，四下警戒。”
2006 年，飛車黨搶劫時連續使兩名女生撞在路邊石階死亡，媒體紛紛報道，一時民憤激起，廣東大多數城市決定開始禁摩，全省的治安從此得到徹底轉變，兩名女生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廣東搶劫案的泛濫。
另一個讓所有外地打工者倍覺害怕而噁心的，是治安隊。
飛車黨搶了就跑，畢竟覺得理虧，當時的治安隊則是明目張膽地欺壓外來人口，治安隊最爲擅長的是開車堵住一條街道的兩個口子，治安員就挨個查暫住證，凡是沒有暫住證的，就拿鐵棍趕上車，有反抗者就要喫一頓打，許多人初來廣東，根本不知道要辦暫住證，而且很多人是赤貧農民，“能不花錢辦就不去辦”，當時辦證手續繁瑣，只有在工廠正式上班的人，工廠纔會統一辦好，吳五四當年就被抓進去過兩次，見到有反抗的人，“被拉到樟木頭的收容所，打得頭破血流”。
拉到收容所後，治安隊會讓你打電話叫親友來贖人，一次 400 元，沒有人贖的，會被拉去修兩個月鐵路，再給你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收容所裏，時常聽到有一些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
2003 年 3 月 17 日，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前往網吧時因沒有帶身份證，被關進收容所，孫志剛在收容所遭到了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3 月 20 日死亡。
孫志剛
據被同時關押的人反應，當時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時常有人不明不白死亡，在孫志剛進去前幾天，3 月 16 日至 19 日，兩人病死，一人死於“頭部挫傷，顱內出血”，在收容救治站的一位病人表示自己親眼看到 209 室有人被打死。
同時被關進過收容所的四川南部縣人，23 歲的張明君也證實，“自己剛被關進收容所，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孫志剛先被關進 201 室，被“貴州人”和“大鬍子”毒打了兩次，孫志剛念過本科，有一定維權意識，見到有外人來接人出去時，大喊大叫，高大精壯的護工（其實就是保安）喬燕琴（男性）素來霸道暴躁，對他很不耐煩，遂將他投到打人最狠的 206 室，對倉頭李海嬰等人說：“孫志剛太鬧，呆會兒把他弄過來給你們玩玩。”
護工交班前，喬燕琴又到 206 室，對裏面的人說：“那小子過來後半小時，給我狠狠打，不要打頭，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沒事。”喬燕琴後來在公安機關做筆錄時說，“這裏死一個人像死個螞蟻一樣。”，喬燕琴隨後到 201 室，用腳踹孫志剛的小腹，孫志剛疼得跪在地上，求他不要打了，喬燕琴又踹了幾腳，將他拉到 206 倉。
孫志剛在 206 倉被毒打了一小時，包括前文所述被毒打過的張明君也參予了毆打，張明君說“如果不打孫志剛，就會被保安喬燕琴毆打”，他不得不打，孫志剛被打得奄奄一息，跪下求護工換一個房間，另一名護工呂二鵬讓他抱着被子去到 205 房，很快孫志剛又遭到了 205 房 15 人的毆打，叫聲悽慘，呂二鵬親自提着警棍隔着門在捅孫志剛。
第二天早上 9 時 50 分，孫志剛被發現臉色發紫趴在水泥牀上，就這樣活活被打死。（以上所述內容全部爲孫志剛案法庭證詞）
孫志剛被打死後，其同學的同學剛好是媒體人，知曉了孫志剛事件的前後經過，在西祠衚衕媒體人討論版裏，將這件事告知了《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峯，《南方都市報》當時剛建立了深度報導組，陳峯覺得這件事可挖，記者部主任審覈後覺得沒問題，可以採訪，陳峯跟王雷兩人遂進行了深度調查，4 月 25 日發表了一篇改變中國人權狀況的報道《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
陳峯
2003 年的這篇報道震驚全國，5 月 14 日，法學博士俞江，騰彪，許志永向全國人大提交審查，要求撤銷《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23 日，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 5 位著名法學家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啓動特別調查程序。
6 月 27 日，喬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嬰（206 倉頭）被判死緩，張明君也被判 15 年，8 月 1 日，1982 年頒佈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正式廢除。
從那之後，廣東省治安隊堵住一條街，或者砸門查暫住證的事例慢慢消失，2006 年之後飛車搶劫也漸漸減少，廣東才從過去的恐怖人間變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
那些被飛車搶劫而失去生命的人，因爲沒暫住證被打死在收容所裏的人，在被南都報業的偉大媒體人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後，吳五四們才終於可以正大光明的走在廣東的大街上，不用提心吊膽，小心翼翼地在這裏完成中國外貿工業的推進。
吳五四是八零後，而當時一起南下的打工族很多都是 70 後。
2000 年左右，這些 70 後在工廠相識，都已經結婚生子。
但他們並沒有將小孩帶在身邊照顧的條件，一是廣東地區沒有這麼多的學校收容他們的子女，二是就算有學校收容，他們也付不起高昂的學費。
一般在南方工作的父母，就會將子女留在湖南、江西、四川、貴州、重慶、河南、湖北等各省市，交給爺爺奶奶照顧。
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一段骨肉分離的留守兒童現象。
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 1990- 2010 年這個時間段出生的兒童，在這之前，去廣東的人不夠多，在這之後，去南方的人基本都完成了原始積累，能在廣東買房落戶或者回到了老家立足。
這些兒童成了時代的棄兒，他們絕大多數被交給爺爺奶奶照顧，但祖輩的文化水平一般很低，根本不能和孫輩在精神上溝通，而且這些祖輩年事漸高，本應該是被照顧的年齡，結果反而還要去照顧這麼多幼童。這些兒童在成長時面臨更多的死亡風險，教育上也難得到正常的關愛，據統計，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一般中等偏下，優秀者不過其中 10%。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宋英輝 2016 年時曾說，我國大約共有 6000 多萬留守兒童，加上 3600 多萬流動未成年人，總數在 1 億左右，大約佔全國三億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我國三個未成年人中，就有一個處於留守或流動狀態。
從小缺少父母關愛的大部分孩子孤獨、敏感、脆弱，他們從小得不到完整的愛，一年只能見到父母兩三次，缺少正常人際交往的常識，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因爲長期與父母疏遠，他們長大後跟父母的關係很難和睦，在知乎上關於留守兒童的留言裏，大多數都是類似的傾訴：
爺爺奶奶是文盲，當我犯錯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教育方式就只是打和罵。
第一次來大姨媽，沒有人可以問，以爲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時候，身邊的同學都輟學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幫我指點一下，我到底該不該繼續讀書 ......
成年以後，因爲從小缺少愛，留守兒童對愛的感知也會用力過猛，既渴望愛，又害怕愛，不知道如何處理友情和愛情，常常用拒絕來保護自己。
弗洛伊德有一個著名的童年創傷理論，他說：人的創傷經歷，特別是童年的創傷經歷會對人的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悲慘的童年經歷，長大後再怎麼成功、美滿，心裏都會有個洞，充斥着懷疑、不滿足、沒有安全感。
這些留守兒童現在紛紛長大，將近一億個心中有個洞的成年人，正在融入我們的社會 ......
留守兒童是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的一條必經之路。
東部地區的大規模工業化，需要中西部地區大量輸送廉價的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農村勞動力，而反過來這些工作崗位，又使中國中西部農村得以擺脫世世代代貧窮愚昧的惡性循環，雙方是一種互補的關係。
沒有這一段坎坷的工業史，大量農村人口無法從農民變成工人，今天的農村也不可能村村通水泥馬路、網絡、自來水，更不可能實現中國後期的城鎮化，以及大量新生農民遷到城市後，即將到來的大農場主化。
沒有這一段歷史，中國農村還會沉浸在一家幾畝薄田，人工插秧收種的原始農業階段，農村人口的收入不會超過人均一千元一年，中國更不可能得到進化。
留守兒童是這一段歷史進程中的副作用，根本無法迴避，只能坦然面對。
吳五四在上泰廠加工組流水線上一直工作了三年，在孫志剛被打死四個月後，他在一次操縱機器時被夾傷了左手大拇指，血流如注，休養了整整一個月，復原後他申請去雕刻組學習雕刻，雕刻組的工資比加工組要高許多，2003 年，雕刻組平均工資能達到 2000 多元，當時模具車間的一個銅模師傅也不過 2500 元，算是高薪，同時也不是純粹的力氣活，工作環境更不像加工組那樣熱到讓人發暈，本來雕刻組只有熟人關係能進，剛好缺一個學徒，讓他撿到便宜，便調了過去。
2004 年我離開上泰流水線，開始自學平面設計跟 CAD，2005 年，聽說學到一門雕刻機手藝的吳五四跳槽到了另一家工廠，月薪 3500 元，這時我們偶爾在網上打聲招呼，再過幾年，又聽說他結婚生子，2010 年後，相互便沒了音訊。
2010 年，當中國底層技術工人吳五四終於擺脫了生存危機之時，王傳福和王東昇正各自乘風而上。
王傳福能從日本人手裏接手鎳鎘電池生產，是因爲鎘元素對人體有害，是 IA 級致癌物，發達國家已建議禁止使用鎳鎘電池，比亞迪沒有在這塊領域多作逗留，表哥呂向陽再現土豪風采，投資 1660 萬元，助力王傳福從 1997 年開始大批量生產鎳氫電池，當年銷售量達到 1900 萬塊，進入世界第七。
比亞迪隨後進入鋰電池細分市場，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比日本同類產品低 30-40%，先後拿下飛利浦、偉易達、摩托羅拉、愛立信等電池業務，很快成爲世界第三大鋰電池供應商。
2002 年 7 月 31 日，比亞迪已經搬了四次家，並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到 16 億港元，第二年，手握 12.4 億現金流的王傳福燒得慌，居然決定搞汽車，他說：“手機不能做，不能和下游競爭，家電不能做，這個行業競爭太激烈，房地產也不能做，門檻太低。要找一個玩家少一點的，門檻高一點的，競爭程度相對低一點的進入。”（房地產：幾年後你就會後悔的！）
後來王傳福再次 DISS 房地產行業：“我看房地產行業這種暴利應該是短期的，不會是長期的，我們知道製造行業的財富怎麼積累，你只要有核心技術，毛利率還是很高的。”（房地產：十年內教他做人。）
2003 年比亞迪收購原軍工企業陝西秦川汽車（鈴木的奧拓技術，李書福 2002 年上半年去看過這家公司，但覺得重組成本大而放棄），從激烈市場競爭中爬出來的民營企業家戰鬥力要強大得多，比亞迪先叫日本企業開發模具，花了一億多，推出第一輛車 F2，結果經銷商都不買，王傳福只好扔掉 F2，收購了北京吉馳模具廠，用幾年的時間搞出了一輛高仿日本花冠又便宜又大的 F3，僅售 7.38-9.98 萬。
F3 是一輛成本極低的車，高仿花冠使它節約了 20 億的開發成本，自己的模具廠又省下 2 億的模具成本（一般要 3 億模具費），自主品牌又比合資品牌節約了 5000 元每輛車的技術轉讓費用，發動機直接買三菱成熟產品，也不用自己搞。
結果 F3 大賣，不到 20 個月賣掉了 10 萬輛，成爲自主品牌銷售最快超過 10 萬輛的汽車產品。
雖然第一輛車還停留在山寨階段，沒關係，當年日本、韓國汽車產業也是這樣起來的，王傳福擼起了袖子，準備大幹一場。
2007 年，王傳福投資 43 億，推平了 30 個小山頭，填平 100 個魚塘，在深圳坪山建成比亞迪汽車基地，隨後在 2008 比亞迪推出了 F6 和 F0 兩款車，那年巴菲特拿出 2.3 億美元買入比亞迪 10% 的股份，王傳福便有些找不着北了。
坪山比亞迪總部
他說：“到 2015 年，比亞迪會成爲中國第一的汽車生產企業。”
他還說：“2025 年要成爲全球第一！”
無論是電池還是汽車，王傳福起家時，其實十分依賴中國廉價的人力成本，由於日本人力高昂，做電池時要少請工人，搞一條生產線要 1-2 億美金，平臺老化了還要更新，王傳福跟技術人員找到中國人工廉價的突破點，自己動手製造生產設備，把生產線分解成一個個人工可以完成的新生產模式，用成本打敗了日本電池廠，在做汽車時，王傳福同樣要求使用大量夾具和人工，不引進昂貴的生產線，堅持半人工操作，再用成本優勢殺出汽車界。
2010 年，比亞迪終於危機爆發，F3 這樣砍盡成本的車，使用後老化得也比合資車要快得多，質量問題接連而來，銷量開始下滑，當年有 30 家經銷商要求退網，到 2011 年上半年，比亞迪只賣出 22.58 萬輛車，下滑 22%，淨利潤下降 88.6%，股票也從最高時 85.5 港元跌到 15.36 港元，多年戰友夏治冰辭職，銷售團隊從 2700 人裁到 800 人。
老一套省成本的方式已經走不通了，因爲當年吹過的牛，王老闆的臉都快被現實打腫了 ......
不要緊的王老闆，大丈夫能屈能伸，先過去歷史的角落裏洗把臉，電動車輝煌的未來還在向你招手。
2011 年，王傳福再次謀求轉型之時，帶領北京電子管廠起死回生的王東昇，當年更慘，被部分媒體評爲“年度最差 CEO”。
京東方早在 2001 年 1 月增發 A 股，2001 年京東方買了韓國現代的一條生產線，從 2005 年起因全球面板遇冷鉅虧，到 2011 年，和 TCL 一起唯有擁有國內第 8.5 代 TFT-LCD 生產線的京東方，當年又鉅虧 32 億元，2005 年到 2011 年一共虧損 79.18 億元。
2006 年，2009 年，2011 年京東方曾三次面臨 ST，全靠政府的 11.89 億補貼和 24 億元退稅才活了下來，2011 年股價跌到 1.98 元，京東方將鄂爾多斯配置給公司的 2 億噸煤炭資源通過股權出讓換得了 36 億元才又躲過一劫。
京東方之所以能被政府一次次救活，是爲了拯救中國的工業升級。
中國電子產業一直“缺芯少屏”，芯片和屏幕是中國電子產業的心腹大患（芯片的故事我以後會重開一文講，今天只講屏幕），京東方瘋狂燒錢，忍辱負重，是因爲它揹負着中國面板趕超日韓的歷史責任。
1980 年代時，中國用合資策略搞起過“以市場換技術”，形成了今天的轎車、彩電、集成電路產業等現狀（比如一汽大衆，上汽通用等），到 21 世紀初，各大產業全部慘敗，沒有一個能擺脫對引進技術的依賴，沒有形成自主技術能力，成爲中國產業發展的恥辱。
沒有核心產業部件，中國的電視和將來的手機產業，面臨着嚴重威脅。
1997 亞洲金融危機，日本夏普爲了止虧收縮戰線，三星和 LG 卻大規模投產新的五代線，忍着幾年的虧損劇痛，終於在 1999 年依靠鋪開的規模效應跟韓元貶值，LG 拿到了飛利浦，三星拿到了蘋果、戴爾電腦，現代集團拿到了 IBM、康柏、Gateway 的訂單，其中戴爾訂單高達 85 億美元，韓國的三星在當年全球液晶市場佔有率達到 18.8%，LG 達到 16.2%，兩家韓國公司就此完成了對日本夏普的逆襲。
2011 年的京東方，採取了和韓國人當年一樣的策略，在行業低潮時，不退反進，當年 11 月 15 日，京東方反而在鄂爾多斯新建國內第一條 5.5 代 AM-OLED 生產線，投資達 220 億元。
那年 3 月，鄂爾多斯市長來北京參加兩會，順便參觀了京東方的 5 代線，參觀結束後，市長對接待他的陳炎順說，你們這個東西好，到我們那建一個吧，陳炎順說我們有一種商務模式，資本金不得低於 60%，投一條線要 200 億，你們得出 120 億。市長說他們沒錢，但有煤。當時煤價很高，最後鄂爾多斯市政府用 10 億噸煤的探礦權作價 120 億，換取到京東方 5.5 代線的投產。
這批煤就是救了京東方一命，讓京東方拿出 2 億噸探礦權，換取免於 ST 的那 36 億。
此時的京東方在北京、合肥、成都、鄂爾多斯各市都有了自己的生產線，2011 年，“年度最差 CEO”王東昇完成謀篇佈局，靜待收穫。
2011 年，下崗工人，張瑤父親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
因爲長年從事鍍鉻工作，加上好菸酒，張瑤父親總是在咳嗽，2007 年秋天，家裏託人帶他去河南醫學院檢查，發現已患上肺癌，醫生看完病情，直接對張瑤父親說，這個病沒有什麼治療價值，建議回去好好享受生活。
張瑤父親被肺癌折磨了四年多，2012 年農曆 2 月，癌細胞已擴散到大腦，在醫院化療時，他去上廁所時摔了一跤，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跟張瑤媽說要打算好好睡一覺，去問護士要了安眠藥，說不要隨便叫醒他。
這名平凡的下崗工人，辛苦操勞了幾十年，最後在睡夢中病逝。
2011 年，在張瑤父親去世的前一年，按聯合國數據統計，中國工業總產值達到 2.9 萬億美元，美國爲 2.4 萬億美元（國內統計法和國際統計法有差異），中國正式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工業大國。
老頭插嘴：中國之前的統計刻意略去中間產值，只算最終產值，所以其工業產值嚴重低估。這做法講的好聽是隱藏實力，實際上是不想太早被列入已開發國家，繼續享受WTO對開發中國家的優惠。
按美聯儲（聖路易斯）助理副行長文一的觀點，中國的工業崛起屹今分成兩大塊，第一次工業崛起在 1978-2008 年，依靠的是中國驚人的超高儲蓄，以及能源、動力及基礎交通設施的三位一體。
第一次草莽崛起階段使中國對石油、電力要求巨大，石油問題的解決可以參考我舊文《中國石油戰略》，而中國發電主要是火力發電，到今天火力發電還佔比約 50%，也就是主要靠以山西爲主的煤炭，這個時候整個民族昂揚向上，國家跑步前進搶時間，東部工業發展對電力的要求達到了瘋狂的地步，1990 年，中國還只有 6000 億千瓦發電量，排在世界第四，2000 年中國就飛奔到 1.3 萬億千瓦，排在世界第二，2005 年狂奔到 2.5 萬億千瓦，2011 年超過美國，達到 4.7 萬千瓦，登頂世界第一。
爲了保證供電，每一個煤礦前面，都排滿了運煤的大卡車。
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十大礦難有七大集中在 2000- 2010 年。無數礦工用生命爲代價，滿足了特殊追趕階段中國電力的需求。
在基礎建設這塊，中國也因爲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橋樑的瘋狂建設，獲得了今日基建狂魔的美譽。（不詳細展開了）
中國第一階段工業崛起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完成了工業強國的原始積累，並使國家成功跨過外貿型經濟轉向內銷型經濟，推動着國家大步前進。
無論是飛車黨、治安隊、下崗工人、留守兒童、山西礦難、拆遷亂象等等，都是中國混亂的原始積累時期獨有的現象，每一個成功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基本一致，中國艱難地走過了前面三十年痛苦質變期，終於走到了第二階段。
世界上那麼多國家都企圖向工業強國挺進，爲什麼阿根廷、巴西都始終跨不過工業崛起的第一階段？因爲他們既沒有完成能源、動力及基礎交通設施的三位一體，民衆也沒有儲蓄的習慣（沒有儲蓄習慣的民族在工業化進程中必須依賴政府補貼和國外貸款，工業化進程很容易被打斷），更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以堅定的意志推動國家在產業鏈進度條上有條不紊地前進。
總之，能在二戰後不通過殖民與戰爭還能完成工業崛起的國家，必須是勤勞節儉、忍辱負重、還具備宏大戰略眼光的團結一心的民族。
從 2008 年開始的中國第二次工業崛起，預計將會在 2030 年左右完成，這個階段，我們要完成農村的機械化，大農場主化，城鎮現代化，在能源、信息、計算、動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取代美國成爲世界上機械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最大出口國，成爲優質的製造業大國。爲 2050 年中國第三次工業崛起，使中國成爲世界金融中心，重工業技術領袖，同時主要基礎科學方面全面超越美國成爲全球領導者，打下堅實基礎。
王傳福陷入了反思。
2012 年 5 月，一輛比亞迪 E6 電動車被撞後起火，造成幾人死亡，比亞迪市值五天時間蒸發了 60 億，產品問題跟銷售網絡問題同時爆發，讓王傳福開始決定紮紮實實抓好汽車產品質量。
公司最重要的核心，也慢慢轉到剛好和祖傳電池專業對接的新能源汽車領域。
在 2004 年，比亞迪就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輛純電動概念車，磷酸鐵鋰電池技術又有多年心得（不過在寧德時代三元鋰電池的衝擊下，比亞迪現在也開始慢慢轉向三元鋰電池的技術方向），遠遠領先於國內其它新能源汽車，也經常拿到全球新能源汽車銷售第一。
到 2019 年上半年，比亞迪總銷量 21.9 萬輛，其中新能源車 145,653 輛，同比增長 94.5%，電動車銷量佔到全部銷量的 66.5%，不管比亞迪願不願意，這家 22 萬名員工的企業，都逐漸轉變成一家以電動車銷售爲主，在中國工業崛起的第二階段，比亞迪將代表着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與世界高手角逐。
而京東方，則是中國液晶屏幕在高科技領域的代表之一。
京東方已經進入到收穫的季節。
2018 年全球電視面板出貨量中，京東方領先 LG 超過 570 萬片，以 5430 萬片成爲全球第一（但出貨面積還只能排第三），到 2018 年第三季度時，京東方在平板電腦顯示屏，筆記本電腦顯示屏出貨量都排在了世界第一，手機屏幕京東方也排名第二，僅次於三星。
在夜景屏幕方面，京東方也是世界第一，在 OLED 上三星不可撼動，但是京東方已經實現了驅動芯片和面板製造等技術的突破，加上從和華爲 mate 20pro 系列合作後獲得市場的認可（華爲的高銷售量才兜得住京東方後來柔性屏的生產成本，京東方纔能更加向前一步，中國工業的進步是互利互惠的），將來國內的國產手機品牌極有可能會慢慢轉投京東方，相信京東方將會在屏幕市場上逐漸實現對三星的全面超越。
中國的高端工業領域 ，正在一點一點蠶食發達國家的市場，第二階段的工業崛起，正在有序而熱火朝天地前進中。
到 2019 年夏，距離張瑤全家從東北興高采烈搬去許昌，不知不覺已經過去 37 年，每當她看到全家那張照片時，仍忍不住潸然淚下。
126 軍工廠已經全然廢棄，當年的學校、禮堂長滿了雜草。
王傳福躊躇滿志，在朝着他的萬億銷售計劃前行，而王東昇則壯懷激烈，預備制霸全球屏幕市場。
東莞塘廈的上泰高爾夫球頭早已搬遷，原址變成了一家生意蕭條的批發市場。
吳五四不知所蹤，他此時可能已經回到老家，在某處經營着自己的小生意。
我在 2019 年夏天，花了整整十天時間，記錄下 37 年來中國工業崛起第一階段，下崗工人、南下農民工、民營與國企創業者的故事，當我疲憊地從電腦前擡起頭來，望向窗外時，彷彿看到我們民族無數人正迎風衝雪，相互扶攜，向世界的高峯艱難攀行。
這是我們前行時不屈的歷史，也是我們民族奮鬥的史詩。
老頭的話：
打從1978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發開始，共產中國逐步轉型，如今的中國只剩一個叫共產黨的硬外殼，她已不再提共產主義，自稱新社會主義，其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 (孫文的三民主義亦屬之) ，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集權專政領導下實行資本主義。
當年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其實就已暗示要揚棄共產主義與制度。然而不管掛什麼招牌，骨子裡賣什麼，只要國家強了，老百姓富了，誰又在乎叫什麼！
110.05.22轉載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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