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茂呂美耶女士的塗鴨

一早到山下理髮。

老頭從小對理頭髮興趣不大，青少年時期喜歡留長髮，曾因頭髮太長被台北市警局少年組的伯伯從背後偷襲，一把抓著脖子推進囚車送進少年組。進入職場後為五斗米折腰，一個月理一次；退休後就拖個三、四個月才理一次，理髮祇是老頭對社會的交待。

老頭看不起三天兩頭跑理髮廳讓理髮小姐摸頭、和理髮小姐打嘴砲的男人。

四獸山下的奉天宮周邊有很多百元理髮的露天攤子，理髮小姐大多是五、六十的老婦人，賺零用錢兼消磨時光，顧客也大多是老頭子。

老頭常光顧的那攤，那個歐巴桑會幫顧客免費修面，百元理髮通常沒修面，也沒洗頭。

這是歐巴桑生意競爭的手段，沒多花多少時間，生意會比別人好。

今天到時歐巴桑有五個客人在等候。幾個無聊的老男人等在一旁，一邊看報，一邊和歐巴桑打嘴砲，老頭沒這雅興，祇好找家沒人等候的理。

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如此，勞資永遠在供需下取得均衡。

這讓老頭想到十八、十九世紀歐美開始工業革命，不少「有智」之士嚷著資本家剝削勞工，從而興起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論說。中國和台灣落後了歐美幾乎兩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幾乎已被時代淘汰，但島內的野心政客仍不時以綠色包裝的共產說辭來挑撥無知的同胞敵視資本家，把「剝削」的老調嚷的震天。

百元理髮不包括修面和洗頭是供需雙方的共識，或者說是「行情」。業者自願增加修面或洗頭的服務可以讓生意更好，是競爭的手段，絕非顧客剝削她，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同理，工入進工廠、藍領進入職場也是自由的選擇，身為資本主的老板提供報酬的多寡和工作環境的良窳，並沒有強迫員工一定得接受的能力，一切由勞資的供需雙方決定。常言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工人多、工作機會少，工作報酬自然會被壓低；反之工作機會多，工人少，工作報酬自然會高。社會上有低報酬的職缺，也有高報酬的職缺，端看你值多少錢，有沒有賺高薪的本事。自己沒有賺高薪的能耐，卻要怪老板給的報酬太少，這是個不要臉的念頭。

角頭流氓強迫商家高價買他們的劣質茶葉，大家都知道那是勒索，然而我們社會上永遠有著這種不時嚷著薪水太少的人，他們沒賺高薪的能耐，也沒賣兄弟茶的本事，卻要政府出面「剝削」資本主讓他們能領高薪。不道德的野心政客更不時搧風點火，鼓動民粹，卻不想工作機會出自投資意願，不賺錢哪會有資本家肯投資？這樣搞，祇會把台灣逼上絕路。

日本工業化較中國早五十年，台灣在日治中期也開始工業化，但日治時期的台灣經濟主要仍為農業，大規模的工業化開始在蔣經國的十大建設。

當年平埔民粹駡著日本政府實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是把台灣當成殖民地；諷刺的是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把工業都設在南部，平埔民粹又嚷著污染，重北輕南。說來說去就是一張無恥的賤嘴。

日本的工業化開始於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在群馬縣高岡市設立「富岡製絲廠」，開始發展輕工業。

真正為日本工業化奠基的是重工業，大煉鋼廠在此之後三十年才出現。一開始國營的製絲廠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相當優偓，但幾年下來赤字累累，不得不移轉民營。

接受市場經濟考驗的民營企業工作條件開始變差。明治十九年（1886）山梨縣甲府雨宮製絲廠發生日本史上第一宗罷工事件，而後各地的製絲廠和紡織廠紛紛發生女工罷工的情形，日本政府不得不立法訂定罷工的規範。

工時合理化直到大正五年（1916）日本實施工廠法才改善，僱用童工和夜間工作則遲至昭和四年（1929）才修法禁止。但都比中國或台灣早很多。

在此前後，日本開始出現譴責「邪惡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也出現了描寫女工悲慘生活的紀錄文學。其中最有名、立論也較公正的是細井和喜藏（1897-1925）的「女工哀史」和山本茂實（1917-1998）的「啊，野麥峠」。「女工哀史」的背景是工作不需技術、工作環境相對較惡劣的紡織業，作者雖然描述女工悲慘的生活，但並沒有單方面的譴責資方，畢竟有些工廠的福利也很好，有些老板也極為關照員工。「啊，野麥峠」則是以無法全面機械化、工人需有一定經驗與技術的製絲廠為背景。「啊，野麥峠」由於特殊的地理背景和時代環境，幾十年後的昭和五十四年（1979）被改拍成電影，導演為了市場取向，扭曲的原著的本意，祇將女工悲慘的一面呈現給戰後的觀眾，結果當然比「阿信」和「望鄉」更感人熱淚，但也引起當年女工的抗議：因為實際上並非如此。

野麥峠位於現今日本岐阜縣高山市和長野縣松本市的交界，是飛驒山脈南部的乘鞍岳和鎌峰間的山口，標高一六七三公尺，是明治維新前飛驒和信濃間的鎌倉街道和江戶街道的一個隘口。老頭這輩子去過日本三次，初次去東京賞櫻和遊迪斯耐，第二次去京都大阪，還是賞櫻，最末一次去合掌村，由名古屋進入日本，中途停留高山和飛驒，也走了中山道木曾路的妻籠宿和馬籠宿兩個山中驛站。如今的高山和飛驒處處是古跡，是個有很多觀光景點的歷史小鎮。然而當年卻是深山的谷地，冬季積雪無法耕作，生活極為不易的窮鄉僻壤。

當年窮困的飛驒、高山農家，通常都讓家裡十三、四歲的女孩結伴越過野麥峠到信州（長野縣）的製絲工廠當女工。小女孩一去就是將近一年，年底帶著一整年的薪水再度經由野麥峠翻過山頭回到故鄉，她們帶回來的錢可以讓父母改善家庭經濟，清償一年的債務或添購設備與家俱，家裡如果沒有那筆錢，那個年會很不好過。

每年二月，飛驒的少女先在古川投宿，次日再到高山市與四鄉的少女匯集，家裡的父母兄弟通常會送她們到這裡。接著一千多個大大小小都是未滿二十歲的少女，手拉著手、大伙在腰間綁著繩子一起翻過海拔一千七百公尺的高山，此時冬雪結冰未融，山口的風又大，一不小心可能會跌落山谷。這個畫面永遠讓觀眾熱淚盈眶。山上的積雪剌腳，換多少雙草鞋都沒用，更糟的是冰雪還會剌傷小女孩的大小腿，當時人們傳說山上的積雪因此而染紅。小女孩們一邊念著佛經，一邊互相鼓勵，為了家人的溫飽就這樣翻過高山，然後開始一年枯燥又辛苦的工作。辛苦工作一年後，到了年底又得在寒冬下再度翻過山嶺，帶著錢回家。

原著提到女工們勞動環境相當惡劣，每天從早上五點做到夜晚十點，幾乎沒有休息。工廠裡悶熱，空氣中飄蕩著大鍋熬煮蠶繭的惡臭。小女孩忍耐著工作為的是養活家鄉的父母、兄長，還有更小的弟妹。但原著也提到在工廠裡三餐有白米飯可吃，留在家鄉即使從早做到晚，也吃不到白米飯。

沒人強迫她們，生活不容易，命運就是如此殘酷，這一代的日本人比當年幸福很多。

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一向很踏實，所以社會主義的論調在日本不太容易引起共鳴，共產思想則更難發展（當然，當年日本軍部取締共產份子也沒手軟）。

當年電影上映後，當年的女工都還活著，她們紛紛跳出來反駁，其中之一說：

我是十三歲時到岡谷的山期製絲廠工作，七年契約。我家四個姐姐都是女工，而且都是百圓女工，所以我也很努力工作。我父親每年都用我們賺的錢買了田地，我記得當時的田地價格好像十畝一百日圓或一百五十日圓左右。

老頭註：

1. 「七年契約」意思是父母先向工廠拿了一筆錢，把女兒賣給工廠做女工七年。

2. 當時的一百日圓約為現在的兩百萬日圓，換算新台幣約六、七十萬元。

類似的電影故事還有1983年的「楢山節考」，背景也是信州深山，年過七十的老人會被家人背到楢山上去丟棄等死。不是日本人不講孝道，生活就這麼殘酷，食物祇能讓下一代勉強過活。1974年的「望鄉」則是描寫明治初期，九州天草地區的少女被父母賣到南洋為娼的故事。當年明治政府為了快速富強，為了累積外匯，除了出口絲製品外，也默許販賣婦女出國為娼，比今日的菲傭和越南新娘更不如。

然而缺乏天然資源、幾乎沒有什麼礦產的日本，如果不拼老命的苦幹又如何能站起來呢？日本也就這樣站了起來，成了東亞強國。

地處亞熱帶的台灣人根本不可能想像那種天寒地凍的困苦人生。相對日本人的踏實和認命，我們同胞永遠怨天尤人，永遠不肯腳踏實地，永遠喜歡隨著野心政客的挑撥而起舞。

有趣的是野心政客鼓吹同胞敵視中共，然而他們仇富、鬥富的言論卻是十足的共產主義。

令人擔心台灣未來的命運，將會是何去何從？

（本文參考茂呂美耶小姐所著的「明治日本」2014.12出版）

茂呂美耶是個日台混血兒，父親日本人，母親台灣人，出生於臺灣高雄市。在台灣受完國中教育後回日本。1986-1988年曾在中國鄭州大學留學。是一位用中文寫作介紹日本的一位女子作家，她的書內容相當有深度。她是作家傅月庵、導演吳念真力薦的日本文化達人，是夢枕貘大師最信賴的中文代言人。著有《物語日本》、《江戶日本》、《平安日本》、《傳說日本》、《戰國日本》，《字解日本：食、衣、住、遊》、《字解日本：十二歲時》、《字解日本：鄉土料理》；譯有夢枕貘《陰陽師》、岡本綺堂《半七捕物帳》小說系列及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等。105.01.04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