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楓葉104.12.14攝於陽明山前山公園

台灣的開發是由西南平原逐漸向北拓展，表面上是荷據台以台南為根據地的緣故，真正的原因是地理環境與氣候所致。台灣南部地處熱帶，雲嘉高屏一片平原莊稼一年三熟; 北部桃竹苗是丘陵地形，耕作不易，臺北盆地仍是個大湖，更糟的是秋冬濕冷多雨，生活不便。

公元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為大明國所逐，祇好退來台灣，他們選在今日的台南築了熱蘭遮城（安平古堡）和普羅岷西亞（赤崁城）。沒有史料告訴我們，荷蘭人選定台南的原因。兩年後西班牙人也占據台灣北部，短暫開發了台灣北部沿海（1626-1642），滬尾的紅毛城和聖地牙哥城（今三貂角，當年之城已減失）是西班牙人留下的遺蹟。西班牙人祇在北台逗留十八年，爾後被荷蘭人打敗逐出台灣。整個台灣都成荷蘭人的勢力範圍，然而荷蘭人在台三十八年的經營始終以台南為中心，也大致不出台南的範圍。讓人好奇的是，當年如果是西班牙人打敗了荷蘭人，台灣的發展又將是如何？

荷蘭人（1624-1661）、鄭氏家族（1661-1683），一直到大清國（1683-1896），台南一直是台灣的政治、經濟重心，直到清同治年間。

清咸豐七年（1857）因為大清國查禁英人賣鴉片和一個法國傳教士在廣西被殺，英法兩國聯合出兵攻打廣州，占領廣州後聯軍循海路北上，先陷塘沽、再陷天津，直逼北京，咸豐皇帝帶著老婆們倉促而逃。史稱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

三年後的咸豐十年九月，大清國與英法兩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法國人最早看中北台，法國在天津條約中要求開台灣的滬尾為通商口岸，爾後英、俄、美援以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

同治元年（1860）滬尾開港，同治二年雞籠開港，同治三年安平（台南）、旗後（高雄）開港。往後十年間歐美列強，甚至日本、南美的秘魯、巴西都因天津條約的開港，來到了台灣。

當年列強對滬尾的定義，包括滬尾港，還有艋舺和大稻埕，也就是如今的大台北。從同治元年開始，由於列強選中了滬尾、雞籠，往後雖然也選了安平和旗后，但台灣南北的天平自此開始反轉。

問題的癥結在於北部有茶葉，有樟腦，有煤礦，這些南部都沒有，這是法國人首選滬尾的主因。然而還有一點其實也很重要，就是北部土著較弱，排外與排教不若南部嚴重。

開港後，茶葉、樟腦、煤礦的出口快速帶動艋舺和大稻埕的繁榮。當時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奏摺中說：「台灣精華所聚，全局在台北、淡水、雞籠等處，而外人心目所注，亦在台北、淡水、雞籠，蓋茶葉、煤炭、硫磺、煤油、樟腦之利皆出於此之故也。」

同治十三年（1874）因牡丹社事件，大清國派沈葆楨來台善後，沈氏提出在台北增設一府三縣之議，獲朝廷核准，於是台北開府。開府前大清國在整個台灣北部原本僅設淡水廳管轄如今的北宜及桃竹，當時廳治位於今日之新竹。

順便一提，如今的淡水當時本名滬尾。清雍正元年，台灣增設彰化縣及淡水海防（捕盜）廳，淡水廳治初設彰化，雍正九年（1731）移至沙轆（沙鹿），雍正十一年移至新竹（亦有另說是在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淡水本是新竹的舊名。台北開府後設一府三縣，桃竹苗地區稱新竹縣，縣治在今日的新竹，因以竹塹築城故改稱竹塹。北台設淡水縣為台北府首縣與府治所在。另一縣為噶瑪蘭廳改制的宜蘭縣。自此，滬尾與淡水同時為台人所用，洋人大多仍稱滬尾。在馬偕的書中滬尾，淡水並存，滬尾指港區，淡水是市街。

然而台北築城之事卻一波三折。

首先是選址，當時北台繁華首數艋舺與大稻埕，沈葆楨選中泉州人的艋舺，但為大稻埕的漳州人堅決反對；當然，泉州人也不會同意在大稻埕建城。於是沈葆楨折中在兩地之間築城，當時那兒是一大片的水田。然而光緒二年，福建巡撫丁日昌來台視察，認為城址「一片水田，毫無憑藉。」於是上奏朝廷，擬暫於雞籠築城。二年後，光緒四年三月首任台北知府林達泉（1830－1878）抵台，實際勘查後他以「山水、水泉、物產、口岸、安危和表裡」等六方面來比較，他認為台北不但可以建城，甚且還優於台南府城，未來發展不可限量。至此城址拍板定案。

於是林達泉奉命開始籌備建城事宜，然而當年十月他就和來台的大多數同僚走上同一條路。大清國跨海來台的官吏十個有七、八個都耐不住台灣瘴厲的侵擾，來台不到半年的林達泉就死於任內，享年四十九。

新任台北知府陳星聚接任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築城經費無著。百年來台灣對大清國一直是個錢坑，派兵戍守要錢，派官撫民要錢，平亂要錢，水利要錢，然而台民所繳的稅根本微乎其微，不敷使用。原因在於台灣幾乎都是荒地，初墾之地頭幾年免稅，往後每年數次的颱風和幾年一次的乾旱，還有不定期的番害都會讓收成難以豐饒，稅收自然有限。而此時大清國國力衰疲，海防首要，練兵買砲都要錢，實在挪不出錢來築城。於是陳星聚祇有向富戶勸募，然而一出手就踼到鐵板，北台首富林維源拒捐。

這也不能怪林維源，台灣的富人並不好當，窮人表面逢迎背地敵視，層出不窮的盜匪永遠打著富人的主意，官府更視富戶為肉頭，三不五時有各項公私的捐募和勒索。幾年前大甲築城時官府就找上了林家，林氏被敲過無數次，那次心一狠，上書巡撫，表示大甲築城所需的五十萬兩由林家全數負擔，但往後不能再找林家，當時的巡撫一口答應，還給了白紙黑字的憑據。誰知官府一向講話不算話，築城沒錢，不找林維源又能找誰，林氏不敢回絕告病不出，陳知府所圖不遂大怒。幾天後林維源想到民不與官鬥，還是乖乖的捐了十萬兩白銀。不久，坊間就傳出了一些有關陳星聚的不堪醜聞。

陳星聚（1817－1885），河南臨穎人，己酉（1849）舉人，以平稔軍功獲保知縣派福建候補，同治十年（1871）任淡水同知，光緒四年（1878）升台北知府，歷清法戰事後，1885年也是卒於任，享壽六十九。

鄉野傳聞說：陳星聚帶著一妻一妾來到福建候補，一等多年仍無著落，盤纏耗盡後生活無著，祇好把小妾賣到妓院。某日小妾遇上艋舺郊商「吳鴻昌」的管事，管事看小妾面帶愁容，一問之下知曉內情，回台後告訴當家老板，第二代的吳吉甫，吳氏大發善心，不但助陳贖回小妾，也贊助陳氏所有生活所需，讓陳氏得以捱到獲得實缺。後來陳升任台北知府自然對「吳鴻昌」大力回饋，吳氏因此成了艋舺數一數二的鉅商。（以上摘自陳華民君所著「台灣野史小札」）

這是大多數台民標準的「人醜、心醜，嘴更壞」，明明祇是官商勾結，卻被繪聲繪影說的如此不堪。

陳氏籌到款後於光緒八年開始築城，當時的福建巡撫岑毓英和陳氏對風水的看法都屬「理氣派」，此派以北極星的方位為主，台北城的設計就依此為原則。誰知一年後岑毓英回駐福建（此時的福建巡撫一年駐台灣，一年駐福建），台灣兵備道劉璈成了台灣最高長官。劉璈的風水觀是傳統的巒頭派，他認為原設計「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實屬大凶」，於是變更設計，調整城牆角度，以七星山為憑。如此一來已施作的工程全部得打掉重來，以致原訂一年完工的台北城，到光緒十年中法開戰前仍未築成。後來在劉銘傳的力促下，才在當年底完工（1884）。然而甲午割台，隔年（1895）日本領台，而後日人在全台實施市區改正，時代的演進，幾千年的城牆已失去意義，明治三十二年（1899）拆了城牆，兩年後拆了西門城樓，其餘四門在地方士紳的力請下保存了下來。

當年的台北城是台灣唯一的長方形城池，東西各長四百一十二丈，南側三百四十二丈，北側三百四十丈。共有五座城門：景福門（東門）、麗正門（南門）、寶成門（西門）、承恩門（北門）、重熙門（小南門）。工程共耗費白銀二十萬兩。增設的小南門相傳是漳屬的板橋林家為了避開泉州人的地盤艋舺自費多開此門，以便由此出入。

自法人首選滬尾開港（1860），而後台北建城（1884），光緒十三年（1887）台灣建省，省治撫署也設在台北。光緒二十一年（1896）日人領台，總督府也設在台北。台北的興起不是偶然，絕非如今的野心人士不時嚷的「政府重北輕南」。台灣南部也曾有過機會，然而形勢與人事樣樣不如人，單憑污衊台北為「天龍國」，又如何能成氣候？

台灣南部有三大特產：稻米、蔗糖與香蕉。然而台米品質不如日米，價格是泰國米和越南米的數倍，根本毫無競爭力可言。蔗糖早在荷蘭人時期價格就無法與中南美洲黑奴農場大規模生產者競爭，日據時期無知的台人老認為日人剝削蔗農，其實日本人在台灣種甘蔗祇是不想耗費外匯進口較廉價的蔗糖，並不是件上算的生意。爾後興起的香蕉產業是台灣南部唯一的翻身機會，光復初期台蕉出口值是當時台灣外匯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合計稻米更是達外匯收入之大半。當時受益的包括蕉農、大小盤商、貿易商和高雄港。然而時人未能把握此一機會，運用資金為鄉梓謀福利，隨著台蕉出口的沒落，一切又打回原形。

順便一提，近日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又見有人嚷著政府把污染產業設在高雄，那些企業污染了地方，稅卻繳在台北。這是個無知的說法，六、七十年來高雄成了工業城，繁榮的程度超越台南就是因為港市和工業，管制污染原本即是地方政府的權責。況且那些工廠僱用了成千上萬的職工，薪水養活了多少家庭，如果這些工廠撤走，會有多少家庭必須跟著走，那時高雄還夠格叫五都嗎？另外，政府收到的稅收並不是由貪官污吏中飽私囊，台灣多少沒有工業的農業縣每年都伸長了手向中央要錢、要福利，這錢不會天上掉下來。

野心家不時總想搧惑無知的人，偏偏同胞們就那麼容易被搧惑。103.09.04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