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風傳媒2016-10-05 15:04

為何一名台北妓女，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課本不提的「性福」產業史

瑞典的「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協會」提名超過150國、在人權方面有卓越貢獻的近千位女性，參加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當時臺灣有18位婦女獲得提名，其中最特別的，就是臺北市前公娼、妓權工作者麗君。

陳水扁的臺北市政府於1997年廢除轄區內的公娼，走投無路的公娼一個接一個自殺。原本即將從這個行業退休的麗君憤而投入抗爭，從歸綏街老舊的娼館走到大眾面前，開啟了臺灣娼妓抗爭的特例。在兩年內500多場的密集抗爭行動中，麗君帶頭衝鋒，即便遭人唾罵，甚至罹患末期乳癌，仍忍痛堅持，之後也投入公娼寮史蹟的保存與活化運用，直到2014年病逝於文萌樓。

不論哪個年代，都有許多默默隱忍、被捨棄，然後消失無蹤的娼妓。然而，妓女戶的出現，其實與先民開拓、地方發展這些備受重視與讚揚的歷史息息相關。

繁華的所在，就有歡樂街

臺北的性產業，可上溯到清代的艋舺。艋舺的發展由淡水河畔開始，市街往陸地呈「廿」字形。早期漢人從河口上岸開墾，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主要的街道稱為「蕃薯市街」，也就是今貴陽街二段較靠近淡水河的一端。此地是全臺北市最老的街，也是艋舺、甚至臺北市興盛的起點。

台灣較早開發的南部地區天災頻仍，經濟重心逐漸北移。而原本臺灣北部的商貿交通中心─ 新莊，也在嘉慶中葉後因淡水河淤積，失去航運條件，交通地位被艋舺取代。

大多來自泉州的艋舺商人組成「郊行」，與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往來貿易，使得市街繁榮起來。到了道光（1821至1850）、咸豐（1851至1861）年間，「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已相當盛行。

道光年間時，艋舺人口激增，已成為酒家、妓樓、娼寮的集中地，是臺北娼妓街的發源地。最著名的地點，就是距離淡水河碼頭不遠的蕃薯市街旁、凹斗仔街一帶，也就是今與貴陽街二段交叉的華西街北段一帶。郊商、航行於閩浙粵等地的船夫、以及碼頭工人，經常在此落腳、消費。從道光、咸豐，直到光緒年間（1875起），凹斗仔街娼妓的芳名，不僅名噪全臺，還遠及福州、泉州。其實在臺灣，並不只艋舺有這樣的現象。位居「一府二鹿三艋舺」之首的臺南安平港，以及中部的鹿港，與艋舺一樣是商旅、船員、碼頭工人聚集的繁華港口，性產業也到處蔓延。

緊接著艋舺之後，大稻埕也成為性產業的集中地。大稻埕之興盛，始於艋舺的「頂下郊拚」械鬥。最早開拓艋舺的，是來自泉州的晉江、惠安、南安的三邑人，通稱為「頂郊人」，以龍山寺為中心（距今華西街、即當時凹斗仔街步行約僅3分鐘）。「下郊人」，指的是同屬泉州的同安人，也包括鄰近同安的漳州人，主要信奉霞海城隍。頂郊人與下郊人在人口增加的艋舺逐漸起了衝突，在1853（咸豐三）年爆發大規模械鬥，敗走的下郊人奉霞海城隍金身逃往大稻埕一帶。於是，原本僅有水田稻作、少數商店的小聚落，迅速建立起新的市街。

1856、1859年時，新莊地方又爆發兩次械鬥，同安人再度敗北，紛紛退往當時已有不少下郊同安人的大稻埕，加速此地的發展。而械鬥後的艋舺元氣大傷，加上河道也漸漸淤積，許多商貿交易轉往他處，使大稻埕取得發展機會，成為艋舺的競爭對手。

1860〈咸豐10〉年清廷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北京條約，臺灣有4個港口陸續對外開放為通商口岸，鑒於艋舺人的排外，不少洋行選擇大稻埕為落腳處。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又將大稻埕選為商業區，在此大興土木，市街為之一新，許多外國人也居於此。

大稻埕不但在商貿上逐漸凌駕艋舺，性產業也有同樣趨勢。原本流行於艋舺的藝旦、歌妓，開始出現在大稻埕的九間仔街與後街及六館仔街一帶，即今延平北路近歸綏街附近，及南京西路西端近淡水河一帶。據說當年大稻埕的藝旦間，竟多至200餘戶。

納入管理，風化業正身

進入日本殖民時期，日人進駐不久就將臺北稱為「酒與女人」之街。殖民初期由於臺灣人武裝反抗，給日人帶來恐懼與壓力，而當局又急於興築基礎設施，因而聚集大量日本男性工作人員，再加上經濟繁榮，當地適合日人的其他娛樂設備又不多……種種因素讓來臺的日本人把金錢花費在酒、色上面。連身為第三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與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都帶著妻子以外的女人上任，如此一來，在臺日人的酒色層面，自然處於無人管制的放任狀態。

日本殖民的第二年（1896年，明治29年），臺灣總督府就准許臺北城內開設公娼館。此時日本人使用的妓館有32間，料亭28間，總共雇用藝伎55人，娼妓48人。伊藤博文首相同年六月來臺視察時居住過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帶）料亭「吾妻」，就擁有20個藝旦。

老頭註：

日治時期台灣的餐廳分為：料亭，貸座敷，飲食店三種，都是有粉味的。

料亭陪酒不陪宿，女侍叫藝妲。

貸座敷陪酒又陪宿，女侍稱娼妓。

飲食店是最低一等，女侍稱酌婦，店裡祇供喝酒，姦宿得另覓場地。

當時庶民大多在家裡吃飯，出外三餐也大多在路邊攤解決。餐廳是富商權貴應酬的場所。純供庶民吃飯的叫食堂。

日治後，艋舺的蕃薯市街被日本當局改名為諧音的歡慈市街，與原本的凹斗仔街一起劃為「遊廓」，成為納入管理的風化區。原本是臺灣人聚集的市街，因而湧進許多日本男性與日本妓女。1896年 (日本領台第二年) ，業者與人口販子從日本「內地」送來女性，建立妓院「初音亭」，到了1899年，單是艋舺支署管區的統計，就有藝旦125人，娼妓501人。

在接近艋舺的新起街（今中華路西側長沙街附近）也有不少類似的場所。據說在日本時期，有「正經的日本人，不會到萬華（艋舺）去」的說法。到了戰後，這個地帶大約與「寶斗里」相當，同樣也是性產業集中地，公娼私娼皆聚集在此。

貴陽街二段底的華西街，往前幾步的巷弄就是當年的娼寮寶島里

華西街觀光夜市 (非娼寮)

是日春萌生

在大稻埕，第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料亭「小島屋」於1897（明治30）年在當地最熱鬧的六館街開設。此後，日本料亭紛紛在附近開業，當地每晚擠滿日本客人，宛如不夜城。而臺灣人常去的「旗亭」與藝旦間如江山樓、蓬萊閣、東薈芳、山水亭、春風得意樓等等，也都聚集於大稻埕，大約是今南京西路、延平北路二段、歸綏街、重慶北路上。上門顧客多為臺灣的上流階級或藝文人士，林獻堂、梁啟超等人都曾出入此間，蔣渭水更多次在江山樓接受同志舉辦的洗塵或入獄餞行餐宴。家境富裕的文人所創辦的娛樂性刊物如《風月報》，常有各地藝旦的評比，稱之為「花選」，這幾間的藝旦都經常上榜。

日治時期的臺北市，總共設有三個性產業的官方管理機構「檢番」，即臺北檢番、萬華共立檢番、大稻埕檢番，由此可見當時相關產業的聚集地點。而當局則透過這個制度進行管理，並徵收稅金。在此制度下的藝旦，必須通過考試，取得「鑑札」才能正式掛牌營業。而不受官方管制的私娼，則在合法的藝旦間附近謀生，如大稻埕江山樓附近，除官方設置的公娼館外，也有不少私娼聚集在巷弄內。到了戰後，此地的妓女戶仍然存續，其中一部分被臺北市政府納為公娼，位於今天的歸綏街上。

位於歸綏街的文萌樓

從艋舺遊廓演變而來的萬華寶斗里，以及大稻埕藝旦間周遭演變而成的歸綏街 (江山樓) ，這兩處在戰後的那段日子裡，曾是老一輩記憶中的風化區。到1997年臺北市政府廢除公娼制度後，公娼們有的自殺，有的轉業，有的則成為躲避警察查緝的私娼。位於歸綏街，興建於日治時期的公娼館「文萌樓」，2006年時被認定為市定古蹟，並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活化運用，但因產權問題，有可能被地主收回另做他用，因此許多民間人士仍持續努力，希望能保留原來的古蹟運用方式。至於寶斗里的公娼館，則在廢除公娼之後已消失無蹤。

鏡週刊 2019.11.11 15:04

不戴套想白嫖 廢公娼後的性交易難題

文/陳玉梅

【暗巷內，還有幸福嗎 E06】

前段敘述高雄公娼 略 另見拙作「高雄最後一家公娼館」

https://cott6226.pixnet.net/blog/post/351264601

踏上公娼這條路 是為了飼家賺食

我在台北市廢娼後幾年，才採訪到那些出來抗爭的公娼，我第一個訪問的就是麗君，我想我這個圈子的人都對他不陌生，因為每一個抗爭現場，他都是衝第一。後來，她也擔任妓權組織日日春協會的秘書長。

在公開的場合，她總是帶著公娼帽，一個太陽眼鏡在演說，她其實口才非常好。我訪問她時，她特地脫下這一些帽子眼鏡，我幾乎問甚麼問題，她都很誠懇的用台語回答我。

麗君出身農家，四歲母親過世，十六歲她就離家幫傭 ，婚後生下兩個孩子。我問她為什麼後來做這行？她說的很直率：我ㄤ跟別的查某跑去啊，為了乎兩個囝仔讀冊，我到春鳳樓作公娼，一直做到廢娼。

她說她儉吃儉用，也無時間去七逃，說卡歹聽耶，透早出來賺錢，賺完就返去煮飯乎子吃，第二天又透早要出來上班，就像做工的，都無時間用錢，也不曾出去買東西。

麗君說，她都隨便穿，摩托車騎了就去上班，鄰居都以為她是做土水耶。她只把錢花在上班的衣服上，因為當時店裡小姐都很年輕，她為了吸引客人，多賺點錢，會叫人幫她做幾件露背性感的衣服。

那時一個月可以賺八萬多塊，她存錢跟會，後來買了一間四百多萬的房子，貸款貸了三百多萬。她一直很節儉，廢娼那一年剛好還清貸款，她很萬幸，因為很多姊妹都還要付小孩的學費，要付房貸，廢娼後，她們很淒慘。她就是因為這些姊妹們出來抗爭，否則她債務還完，孩子也大了，家裡不用再靠她當公娼賺錢了。

麗君覺得當年公娼牌照是政府給的，做這一行飼家賺食，並不可恥，這是他們的工作權。我曾問她小孩知道他做這個嗎？她說，她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但是她跟孩子之間沒有談過，她突然非常激動的說：若他問我，我會坦白講：你老爸沒留半毛錢給我，我都要做乞丐了，那時要你去做學徒，你硬要讀書，不是要我這老的來犧牲？麗君說，她沒有做錯事。其實他覺得兒子心裡面是知道的，只是不說。

當時陪著這些公娼一起抗爭的日日春協會，曾根據這些公娼的故事跟心聲，寫下一首歌叫幸福。對這群公娼來說，到底甚麼是幸福，也許就像麗君這樣，只是能陪伴孩子長大，付完房貸，現在網路跟 Youtube 都能找到這首由麗君主唱，表達公娼心聲的歌，曲子則是由當時黑手拿卡西的團長陳柏偉做的，再由黑手拿卡西伴奏。

幾年前，麗君因乳癌擴散，最後的日子她堅持在歸綏街唯一留下的公娼館文萌樓裡度過，我偶爾會想起她，是那麼風趣幽默，能言善道，全身散發一種力量跟尊嚴，始終堅持跟他的公娼姊妹們站在一起。我心中就會想起他唱的這首歌幸福：

〈幸福〉歌詞

你若問我，甚麼是幸福，

叫我怎樣講

阮若是千金小姐，

好命還嫌不夠。

你若問我什麼是人生，

叫我怎樣回。

阮不是在家閨秀，

幸福要叼位找。

啊～～阮是野地的長春花。

幸福是風中的蠟燭，

咱要用雙手捧。

啊～～阮是野地的長春花。

人生是暗夜的燈火，帶咱行向前。

雖然是乎人看輕，走到這條路。

阮嘛是飼家賺吃，有什麼通見笑。

紅燈路頭街巷，暗暗孤單行。

唉呦～換來一家的吃穿。

我的人生呦～～

雪兒的生命故事 述說公娼相似經歷

我當時訪問的公娼，就曾有幾個以前是雛妓，一直為了解決家中債務而在這個產業裡求生。像雪兒，當年會從娼，是因為家裡環境不好，她父親把票借人，給人跳票被關。為了有錢保他，她初一沒念完，就被賣到台北。他跟老鴇簽3年拿到2萬多塊，再借7000塊加1年給他爸爸治病。雪兒因為未成年，只能當私娼，他跑北投，做日本人生意，那時價錢是休息600，隔夜800，但錢都被買他的阿嬸拿走。他們被妓院老闆剝削的很嚴重，做滿4年，還是沒有錢，而家裡已欠債幾十萬了。

其實聽雪兒口述自己當雛妓時的經驗，老鴇逼迫她長時間接客，墮胎，非常慘無人道，我記得當我問道雪兒有休息日嗎？他回我：月經來休1天，拿孩子休3天。我聽了很驚訝，難道拿孩子也變成是例行的一件事了嗎？雪兒提到，民國59年，沒避孕藥、保險套，她曾拿過好幾個孩子。 那時阿嬸帶她去便宜的婦產科，真的好恐怖，都沒有注射麻醉針，醫師綁住手腳，只用點麻藥給她聞就開始，非常痛，她唉到不能唉，最後只能流淚哭泣。

雪兒後來就到公娼館工作，當時老鴇對她不錯，她也曾遇到好對象，就是她女兒的爸爸，但是他母親看不起雪兒，她只好自己養女兒。

當公娼時，雪兒拼命賺錢還家中的債務，後來又買了房子，廢娼時，雪兒還有負債跟房貸大概三百萬。她原本預計再五年就可以還清，但是一廢娼，就沒辦法了。

她曾嘗試轉行，借了五十萬去開檳榔攤。我當時問他，檳榔生意怎樣？她回我：拜託，檳榔西施這麼多，辣妹穿這麼辣，還送兩粒，我歐巴桑是賣乎鬼喔？其實檳榔攤賺的錢還不夠她繳房租，最後，雪兒又多欠了一筆債。不得已，她只好去做私娼。但是那時的政府經常在拼治安，警察為了積分，不敢去高級飯店抓，要搜索票，就抓他們這些流鶯、私娼，一抓到罰幾千塊到三萬塊。雪兒說，她做的都不夠繳這些罰單。雪兒供不起小女兒念私立高中，女兒只好輟學去打工。

廢娼後，將近七成的公娼都去外縣市做私娼。其實私娼黑白兩道都要打點，被剝削更多。雪兒說，以前性工作合法時，有麻煩可找警察調解。變成私娼後，不合法，客人都知道她們怕警察，就拿警察來壓她們。比如她請客人戴保險套，有客人就說：「我打電話問警察看要不要戴？」她只好做。其實愛滋很多，她非常害怕，但是也沒辦法。還有她如果沒幫客人打出來要跟他拿錢，客人會說，「我打電話問警察要不要錢？」雪兒很無奈，只好讓客人白嫖。

雪兒說，好客人也很多。像他一個客人殘障在賣樂透，以前合法時，她會幫他做，但要幫他穿鞋、穿褲，扶他去三輪車。廢娼後，他一天到晚去找雪兒，一見面就先塞給雪兒1千塊，要雪兒幫他做，但雪兒不敢幫他做。這客人就拼命盧雪兒：「我不是歹人客，為什麼嘸愛甲我做？嘸人要嫁我，妳擱不愛甲我做，我要安呢？」雪兒說：「現在警察捉很嚴，若乎抓，我賺ㄟ都嘸夠罰。雪兒叫他去五星級飯店，警察就不會抓了。結果他回雪兒說：「我一張樂透才賺4元，那要5、6千，我是要賣幾千張？妳甲我做一下啦？」雪兒大罵竟然有人主張要罰嫖？那是要叫這些嘸娶某耶去強姦喔?

雪兒的夢想是甚麼呢？她只是不希望債務留給小孩還，因為實在太辛苦了，她幾乎是花了一輩子在還家裡的債務。她覺得孩子書讀不高已經夠可憐了，如果還要幫家裡還債，不是又要跟她走一樣的路嗎？她說：我為了家庭下海就乾脆下到底，但我不希望我女兒跟我一樣，我希望她自由。

前面兩集，我提到這些女孩從雛妓到公娼，她們幾乎用一生在承擔整個家庭的債務跟負擔。接下來我要說白蘭的故事，日日春後來照顧她時，她已經癱瘓了，日日春是在照顧她時，重塑過往她從雛妓到公娼，然後轉業失敗，幾乎無法生存的過程。

我覺得日日春作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為什麼去重建這些女性過往的生命史這麼重要？這是台灣某個年代，某些女性的共同經驗，這些女生用她們的身體多壓力，為了家庭，為了父母，為了姊妹，後來就離開了，好像塵土般，不曾為這個世界上留下甚麼東西；他們的付出不曾被好好記錄過，我是訪問日日春的鍾君竺時聽他說到白蘭的故事，日日春透過照顧白蘭，重塑了一個性工作者的生命史，提醒我們，這些女性曾經為這塊土地上，她們的家庭的付出。接下來我要講白蘭的故事。

風傳媒 2017-09-07 09:00

廢公娼20年後，「小姐」們都怎麼了？合法淪為非法，她們道盡底層求生絕望

原先合法的工作一夕之間變成「非法」，那些靠接客維生的公娼們，究竟該何去何從？曾是合法公娼館的市定古蹟文萌樓舉辦「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特展，狹小走廊與當年接客的房間裡掛上官姐、白蘭、麗君等前公娼的照片，以她們的人生故事，控訴制度殺人。

13歲成雛妓、30歲失業 白蘭酗酒癱瘓昏迷12年

13歲時因為家計被賣為雛妓的白蘭，童年在接客中度過，一做就是20幾年。她在雛妓綁約10年後轉任公娼，一天接2–3組客人，工作量、安全都比過去有保障，若是有客人白嫖鬧場，還可以叫警察來抓。

在文萌樓擔任公娼的日子裡，白蘭有個穩定交往的男友，也會用收入餵養巷口雜貨店的流浪貓「老查某」，原以為會這樣穩定地生活下去，怎曉得在30多歲時因為政府廢娼而失業了。

失業後的白蘭不願做非法私娼，決定開始找工作和創業，但許多老闆都嫌她動作太慢，工廠做3天就被趕走；她開過檳榔攤、包檳榔手腳也算是俐落，但幼年失學的白蘭不懂算數，對進貨管帳一竅不通，也不懂英文，唸不出洋菸的名字，苦撐10個月，檳榔攤還是倒閉了。

「從什麼良？我們本來就是很善良，怎樣才叫從『良』？」白蘭曾在1997年這樣吶喊，而日日春協會控訴，許多文萌樓的小姐所有青春歲月都奉獻於娼館，沒有其他一技之長，強迫轉業只會逼死她們，白蘭的故事絕非個案。

長年處於經濟壓力中的白蘭不斷藉酒澆愁、慢性自殺，終於在2005年酗酒酗到癱瘓昏迷。2017年7月25日，白蘭病逝於文萌樓執業房，得年55歲。

日日春前秘書長嘉嘉表示，昏迷前的白蘭身上總有酒味與奇特腐酸味、眼睛發炎、眼油流不停，也因為痛風，走路速度又慢又闌珊，但她一次也沒喊過苦，總是樂觀帶著笑容陪伴抗爭的姐妹們。

唯在2005年，白蘭男友離家出走後託朋友拿300元要她「別再找他」，她憤而拒收，嘉嘉說白蘭談起此事時，是她最清醒、最激動的時刻。

扛高利貸苦撐私娼館卻不敵黑白兩道勢力 官姐跳海道絕望

另一個轉業失敗的悲劇是官姐。她在正式廢娼後與4名朋友合開私娼館，自己也兼做小姐，必須應付黑道勢力、警察時不時的取締，她曾在2006年感嘆：「變成非法以後，什麼人都可以騎在你頭上，我們只有低頭求人手勢拿高，放我們一馬……。」

官姐曾在1997年接受外媒專訪，可說是台灣少數驕傲躍上國際版面的性工作者，她在受訪時曾表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沒有性產業的，唯一問題是它是可以合法經營的、還是只能非法經營的而已。」

個性剛強的官姐，曾在1999年衝入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市長有約」活動要進行抗爭、連警察都求她撤退，而在抗爭陷入低迷時，她還與另一名小姐玫瑰以高粱酒猛灌數十顆安眠藥意圖自盡，再打電話給日日春工作人員：「幫我叫救護車，我只有這種方法抗議了。」獲救後清醒隔日，她又立刻前往市府抗議。

官姐一直背負私娼館的龐大成本支出、還借了高利貸，只期望性工作能盡早合法化，她就不必背負那麼大的壓力，卻在2006年7月聽聞中央與台北市都要加強取締、被朋友警告「9月底以前都不要開店」，這時她連現金收入都沒了。

最後官姐跟店內姐妹絕望表示，自己已經等不到合法化那天，於8月1日下午離店後就一去不復返，下定決心跳海自盡，遺體於8月3日被尋獲。

法院宣判強制遷出 文萌樓生命記憶恐隨時斷根

走進過去曾是公娼館的文萌樓，漾著一股令人鼻子發癢的氣味，一切裝設20年如一日，客廳的鐵窗與鐵門仍留著，小姐們當年接客、不到3坪的狹小房間也保留原貌，梳妝台上還放著「套上它，保險有安全」的保險套標語，唯有泛黃壁紙與展覽照片提醒來者歲月無情，那些年抗爭的小姐幾乎都已不在，只剩靈堂供來者悼念。

2011年，文萌樓被投資客劉順發、林麗萍夫妻以330萬元買下，並於今年5月16日最高法院判決日日春敗訴定讞，日日春也於7月20日已收到投資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的命令，必須撤出屋內一切設施、遷出文萌樓，而日日春於9月1日起於文萌樓舉辦「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特展，表示會展到被趕出去為止。

日日春工作人員郭佩妤表示，文萌樓是許多小姐們生活一輩子的地方，長期參與抗爭的前公娼麗君，甚至因為太擔心文萌樓假日沒人看顧，過世前直接住進裡面、日夜守護。而前述的白蘭，也是在此地嚥下最後一口氣，她的房間還在。

文萌樓也是許多老客人仍會返來回味的場所，目前參觀者有很大一部份是過去的客人，有人說要找麗君、白蘭，也有一位阿伯問：「再過一小時就要回家吃老婆做的飯了，這附近還有哪裡可以找（小姐）？」

郭佩妤表示，文萌樓不僅承載大稻埕一帶的生活記憶，也是台灣唯一可以公開標榜性產業的古蹟，無論如何她都希望這裡能保存下來。

「如果給政府收回去，做好一點也頂多是放一堆板子在裡面，但這裡的生活脈絡就失去了。」郭佩妤無奈道。特展能展到什麼時候，她沒有答案，只能繼續守在這裡，告訴來者小姐們的生命故事，直到最後一刻。

附錄：

風傳媒 2014-08-11 17:34

性工作者女兒：文萌樓才是真實世界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快樂學堂人民連線10日晚間，在台北市歸綏公園舉辦「賺吃女人的兒女們」座談會，邀3位性工作者子女現身敘說母親的故事，以及他們逐步理解、靠近母親的生命，甚至是修補彼此關係的歷程。這場在昏黃燈光下進行約4小時的分享會，有100多人報名參加，不分男女老少的專注面孔填滿整個公園。主持人、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表示，不管在校內外、家內外，社會常常不給人機會，用一種更開放、多元的視角，移到不同的成年人的背後去看，到底他發生了什麼？

外來汙名與壓迫 也橫在家庭內部

輔大心理所學生王曉音的母親，與最近病逝的前公娼麗君有著類似背景，都是離婚的單親媽媽，一手帶大幾個小孩。她們3人之間隱隱連結，卻又跨越3個世代，王曉音說，她看著麗君的故事時心想，「麗君阿姨70幾歲，我媽50幾歲，我又再小20歲，所以麗君的狀況是40年前的單親媽媽，沒有教育背景，不靠男人，到底要怎麼在台灣這個社會工作？」

王曉音語帶哽咽，「這對我來說一直很難想像，因為我就是拿著我媽堆出來的錢、堆出來的教育和讀書空間，取到一個好的學歷，我到哪裡求職都可以比別人順利。但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為這都是我掙來的啊！我那麼努力念書，苦讀寒窗十年，換得這個是我應得的……我現在才看到，那個是我媽以一個單親媽媽的身分，在工作上那麼努力奮鬥，甚至進入酒店，才堆出來的空間和金錢來培育我這個女兒，讓我現在覺得賺錢可以很輕鬆。」

狹義來說，王曉音的母親不是性工作者，而是在酒店工作，但這個標籤仍帶有污名和社會壓力，封閉這個家庭與外界的交流。「小學5年級，我媽有次帶我去她的工作場所，可能只是拿個東西，她以為小孩子不懂，但小孩子其實什麼都懂，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媽在所謂的舞廳、酒店賺錢，回學校之後就跑到操場畫圈圈說『我心裡有一個秘密』，進了中學，有一個老師很欣賞我、喜歡我，走在路上聊天的時候，我心裡也一直偷偷說『老師，我心裡有一個秘密』，但無法說出口。」

更多更多的標籤與汙名，還封閉家庭內部的交流，王曉音回憶說，「小時候我父母離婚，我媽沒有跟我說，是我在一個錢櫃裡看到他們的離婚證明書，才知道『喔！原來我爸媽離婚了』。那時候電視很流行美國影集，都是那種小家庭坐在餐桌邊開心聊天的場景，也有離婚橋段，他們會說今天媽媽要跟爸爸離婚了，你想要跟誰？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爸爸媽媽的錯。看著這一幕我就在想，為什麼我媽媽都沒有這樣跟我說？為什麼我跟我媽之間，沒有這樣一個溝通過程，就一聲不響把我丟在外婆家？然後她就那樣，自己外出求生、工作、賺錢……我那時候是不理解的，甚至是怨恨的。」

讀昂貴學校翻身 下意識「自我漂白」

於是，小學6年級的王曉音心中壓著許多秘密、疙瘩，也做出一個她後來花費許多年才明白自己的舉動：主動向媽媽爭取進台南一所私立天主教女校。「那時候我身上壓著3層，一個是我看到我媽媽的辛苦，一個是我覺得我也很苦，但我不知道我在苦什麼？因為賺錢的是我媽、勞動的是我媽、要負擔這個家的是我媽，我無負擔，輕輕鬆鬆在學校念書，我說不出那個苦是什麼。然後一個是，我要拿我媽在酒店賺的錢，去念一個貴鬆鬆的貴族學校，還住在學校。」

愧疚感揮之不去，王曉音說，「我一直無法理解我為什麼做那個決定？但我又很享受著『我就是靠著念書趕快翻身』，想考上好大學，覺得這樣就是拯救我媽，拯救我們家脫離貧窮……」

如願上了第一志願台灣大學以後，王曉音跑到手語社學手語，去話劇社學戲劇和表達，也想上卡內基課程學溝通，「我覺得我一定是溝通能力有問題，無法跟人家相處，一直悶著無法表達自我，也無法跟我媽溝通。如果我學好了溝通技術，或許我跟我媽的關係以及跟別人的關係，就不會那麼卡。但後來知道不是。要學的不是溝通技巧，問題出在社會距離！」

王曉音在讀研究所的過程中，重新梳理自身的生命經驗，終於看懂了小六的自己，「性道德汙名和貧窮汙名壓在我跟我媽之間，我跟他人之間，製造了那個距離，我們身上都承受著那個社會汙名在看我們自己。我的國小、國中、高中，幾乎沒有一個同學知道我單親，更不用說知道我媽在做什麼。從小到大，媽媽的職業欄我都填理髮師，我可以接受這個，相信著我媽是理髮師，用這個跟別人說。」

「我現在回想小六那時，即使知道我媽必須在酒店工作賺錢，我也要進私立女校的決定，我覺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漂白的工作──進入私立女校來漂白我身上的性道德汙名──即使那時無法言說，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同時也在漂白貧窮汙名，在學校裡面，大家好像沒有階級一樣，輕輕鬆鬆、快快樂樂過一段年少，很多東西卻是被壓著，不能講，也不會講的。」

脫掉學歷保護 終於懂了母親

王曉音也慢慢走過心的距離，母女無形地「重聚」了，「第一次我覺得貼近我媽，是在華光反迫遷抗爭的時候，有次到了法務部，無預警被警察往前抬，只是往前抬1公尺，那一刻我卻突然發作。我狂哭，我狂捶包包，我覺得我怎麼可以得到這樣的對待，我從來沒有這樣被對待過！那種我再也無法控制身體的去向，被決定、被踐踏的感覺，它就那樣活生生地發生了，而且是一種體制的象徵壓在身上。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我跟我媽好近、好近、好近……」

王曉音說，「因為我媽就是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長大，考上台南女中也必須被拉回家工作，20歲不到就被嫁出門，21歲就生了我，那種無法決定自己生命走向的經驗，相較於我這種30幾歲活在現代，強調現代新女性、女性也要受好的教育、有女性高階主管的世界，我的理智很難理解她，可是當國家暴力就那樣壓過來的一刻，當我再也受不到學歷的保護時，我終於知道了，被這個社會踐踏，被這個國家踐踏，就是這個感覺。」

追求一個「讓小孩能理解父母」的真實世界

另一位分享者、目前是高中老師的蓮花（化名），爸爸當了將近40年的伐木工人，媽媽曾在酒家工作，那樣的性道德汙名印記是2人之間的秘密，又和爸爸自認「沒路用」的貧窮污名結合在一起，讓婚姻長期處於張力之下，蓮花31歲擔任高中教師的某一天，70歲的爸爸殺死了有外遇、一直想要離婚的媽媽。

蓮花憶起當時的震驚，忍不住哭著說很難接受，也根本找不到方法去「認識」爸爸，「我在想你若不是喪心病狂，你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我就一定不會！可是走10年下來，我要講，我如果被推上我爸的位置，我大概沒有辦法撐那麼久，我可能更早就自殺了，我覺得那個壓迫的力道是強到，你大概只有死能解決那種痛苦，整個所謂的社會壓迫，有貧窮，有性道德汙名和階級壓迫一層一層過來，那不是個人可以解決或個人的問題，我爸其實撐下來了，但我不覺得我會做出跟我爸不一樣的事情。」

蓮花說，媽媽是個很「敢」的女人，無論是一肩扛起娘家的需要，到酒家賺錢貼補，或是後來開始追求一段有愛情的關係，「我媽有那個『敢』，無論壓迫過來的是什麼，她就是要做她要的東西，但我爸用種種力道想把她留下來……」蓮花曾在《家裡不能說的秘密》書中自述，爸爸一生經歷過的家庭都是「有頭無尾」，他想好好餵養親密關係與家庭，卻被貧窮壓得扁扁的，只好不斷默默吞忍，把「性」給讓渡出去，沒想到遲暮之年仍面對媽媽的「想要離開」，這對他來說幾乎是致命的要求。

蓮花嘆氣說，當孩子的時候總覺得，「你們就給我一個爸爸，給我一個媽媽，就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庭」，很不能諒解父母之間的困境，「但如果他們現在都在，我會跟他們講，我對他們最多最多的是『不捨』，捨不得的很大一個原因是，我真的沒辦法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透過任何管道去理解他們。我覺得父母都：翻身，你去變成坐辦公桌的，你去變成中產階級。之前的苦都過了，不要再談了。」

蓮花常想，這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讓小孩能理解父母的世界，理解父母真實的社會處境，「為什麼要重述我的故事？為什麼麗君阿姨要出來講她的故事？為什麼秀蘭阿姨要導覽文萌樓？我覺得那非常的重要，是一個可能性，告訴大家我們生活的世界根本不是書上寫的那樣！書上寫的是平行世界，生活才是非常真實的，像文萌樓這樣的世界才是真實的，而這些人的努力，我們這些媽媽們的努力，或是來這些媽媽這邊尋求安慰的底層男性，也有他們的痛苦和需求，為什麼都要在那個中產階級、白白淨淨的世界裡通通被抹掉，不能存在？並不是每個人都活在那個真空，無菌的世界。」

老頭的話：

這兩個案例中女主角的第二代恰巧都是女性，相同的基因，不同的命運。諷刺的是，我們不知道為娼大半輩子的當事人心裡怎想，然而第一個案例的第二代卻感覺被社會「踐踏」。真是社會踐踏了她，還是她掙脫不了自己的心魔？

台灣一直是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會被「踐踏」的何止娼妓和其後代，只要弱勢都會遭受社會的鄙視與欺凌，這是現實，現實就是如此殘酷。問題是社會看不起有其勢利的因素，自己也看不起 (母親的賤業) ，轉而要怪罪社會，歸責於社會，這已經是魯蛇心態了。

第一個案例的後代對其母淪落風塵的原因與經過含糊其辭，只說「因為我媽就是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長大，考上台南女中也必須被拉回家工作，20歲不到就被嫁出門，21歲就生了我，那種無法決定自己生命走向的經驗......」那個年代哪個家庭不重男輕女？ 即使現代台灣也還有這種觀念！大伙不都這樣走過來。

「考上台南女中也必須被拉回家工作，20歲不到就被嫁出門」，這能怪社會？要怪，不是該怪她的外祖父母？問題是讀了臺南女中，甚或又讀了台灣大學又如何？人，真的能決定自己生命的走向嗎？

老頭在合庫工作了32年，純為膏粱謀，老頭從沒喜歡過銀行的工作。當年退伍後，應徵的第一份工作是遠紡的廠務，第二個應徵是台塑，第三個應徵是電腦公司的程式設計員......他們都不要我。師大附中、中興企管畢業的我，只好屈就於合庫雇員，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大多數的時候，人不能決定自己人走向，但可以規劃自己的結局。

女性性工作者經常以荏弱、學歷不高、沒有一技之長、家庭困境做藉口。然而有個很大的盲點：姿色。從事性工作通常要有中上之姿，那麼，那些姿色平庸的女人是如何過話？她們同樣地也可能荏弱、學歷不高、沒有一技之長、家庭有困境，更殘酷的是她們沒有姿色，連做雞都不夠格。她們只能出賣勞力，做女工、做清潔婦、做幫傭，市場或路邊擺攤。連做雞都不夠格的她們當然更會被鄙視、被欺凌。做雞還能吃好穿好，朝秦暮楚男歡女愛，她們不會有，要怪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起點，這是命運的不公，和社會無關，更和他人無關。人的一生，總有艱辛與磨難，差別只在多少。起點不重要，重要的是結局。

第二個案例的女主角是個苦命的女人，大半輩子扛娘家、扛老公、扛兒女，付出了三十幾年，到六十幾歲，即使是上班族，也能退休了。然而她卻無法擺脫命運給她的桎梏，令人同情。

108.09.09彙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