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華爾街見聞 2018/07/20 19:34

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頂尖1%的人群 收入是餘下99%的26倍

後危機時代，美國經濟恢復活力，企業收入增長，但工人並沒有明顯受益。

只有富人越來越有錢，這令美國貧富差距顯著擴大。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最新發布的一份研究顯示，2015 年，前 1% 頂尖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餘下 99% 人群高出了 25 倍。

富人越來越富有，相比之下，窮人顯得越來越窮。這不是華爾街，好萊塢或是矽谷才有的劇情，美國每個地區都出現了這一趨勢：在這份截至 2015 年的研究中，全美 50 個州的貧富差距都有擴大。

該智庫提到，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大多數地區前 1% 的人群，收入增長要快於餘下的 99% 人群。這種「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趨勢在 1973 年至 2007 年間，也已經出現，頂尖 1% 自那以來，不但掌握了全社會主要的財富，還掌握了主要的財富增長。

在貧富差距最明顯的紐約、佛羅里達和康涅狄格三個州，頂端 1% 的人群相對餘下 99% 人群的收入差距更是明顯。紐約前 1% 的富人，收入是餘下 99% 大眾的 44.4 倍，佛羅里達是 39.5 倍，康涅狄格州是 37.2 倍。

貧富差距最不明顯的阿拉斯加州，這一比例只有 12.7 倍。 (老頭插嘴越富庶，貧富差距越大越落後，貧富差距越小這意味著什麼？)

康涅狄格州以集聚了大量對沖基金而聞名，橋水的總部也在這裡。在康涅狄格州，年收入要超過 70 萬美元，才能勉強擠進頂尖 1% 收入的行列。紐約州的「1% 門票」是年收入 55 萬美元以上，而阿拉斯加，只有 40 萬美元。

普通工人薪資增長的緩慢是原因之一。經濟回歸擴張，企業收入增加，但失業率下降並沒有帶來明顯的加薪、通膨，工人的收入並沒有因經濟復甦而有明顯起色。

富裕階層財富增長的領先，是以犧牲了普通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再加上美股價格一路上行，擁有更多金融資產的富人，相對之下變得越來越富裕。

但反觀 20 世紀初大蕭條過後，1928 年至 1973 年間，美國的貧富差距石油明顯縮窄的。該智庫在研究中指出，這主要歸因於當時最低工資上漲，工會私營企業中具有一定的薪資議價權。

今天，這種代表工人的議價能力已經掉到了歷史低點，CEO 的薪資從 1965 年是普通工人的 20 倍，瘋狂增長到了 2016 年的 271 倍。

BBC中文網  2018年 10月 07日

美國貧富差距嚴重 居住地影響一生機遇

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是，像任何地方一樣，美國也有富人與窮人。

而且，這一切都取決於你住在美國的哪一地區，因為它會對你未來是否能夠擁有長久富足的生活有很大不同。

就像家庭背景以及教育程度一樣，一個美國人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對他們未來的機遇產生巨大影響。

例如，居住在加州舊金山的美國人與居住在密歇根底特律的美國人相比差別顯而易見。

在舊金山，25到54歲之間的適齡工作人口中，有82%人有工作，但是在底特律這一比例卻只有68%。

舊金山的貧困率為12.5%，只有底特律的一半。

同時，舊金山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2歲，而底特律只有75歲。

「活力指數」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漢密爾頓計劃（The Hamilton Project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的一個「活力指數」，綜合了包括家庭收入、貧困率和人口預期壽命等指標。

它向人們揭示了美國各縣（county）的繁榮程度，以及為什麼有些縣欣欣向榮，而另外一些縣卻步履維艱。

首先，美國東北地區（從馬里蘭州到緬因州，包括紐約和波士頓這些城市在內）自198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美國最富裕發達地區。

與此同時，美國西海岸，特別是舊金山周圍也是一片蓬勃興旺的景象。

例如，加州的橙縣（Orange County）家庭平均收入可以達到78,150美元，貧困率為8%，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83歲。

相比而言，美國收入較低的南部和西南地區差距巨大。

比如，新奧爾良居民的家庭平均收入為37,500美元。貧困率為26%，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6歲。

而且，這種差距已經持續了幾十年（自1980年代開始）。

主要原因

那麼，造成這種巨大差別的主要原因在哪裏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教育程度，因為那些高中和大學畢業率低的地方往往發展滯後。

以底特律為例，那裏的居民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只佔30%，而舊金山則是55%。

底特律成為申請破產的美國最大城市

此外，美國鄉村社區在這方面也表現不佳，但石油和天然氣產地除外，比如北達科他州的威廉斯縣（Williams County, North Dakota）。

從活力指數還可以看出，包括紐約和西雅圖這樣的沿海城市不斷改善，但中西部和美國南部卻舉步維艱。

同時，如果一個地區就業機會主要依靠一種行業的話，情況也會特別不如人意，因為一旦有任何衝擊，則會使該地區不堪一擊。

另外，製造業高度集中的地方，例如克利夫蘭也經歷了明顯的衰退。

種族構成

從種族構成方面來看，許多最貧困地區也是黑人人口最可能生活的地區。

新奧爾良居民平均收入遠遠低於沿海城市，屬於比較貧困地區

漢密爾頓計劃的研究還顯示，長期的種族隔離、教育不平等以及高的離譜的犯罪率和監禁率都是加劇這些貧富不均地裏差異的原因。

美國南部針對黑人社區的有組織犯罪，以及長久以來一些對黑人社區貸款方面的不利政策和行動等都是其中因素。

缺乏優秀學校本身限制了取得教育文憑的機會，沒有學歷同時減少了就業和職業生涯的發展。雖然美國北方在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但這僅是一些例外而已。

當然，這些經濟和地理差異不僅限於美國黑人社區，在以西班牙語為主的社區貧困率相對也比較高。

生活在這些相對比較貧窮地區的美國人面臨一系列挑戰：就業市場疲軟，投資有限，企業家不足。而這些又都是密不可分的。

這無疑給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提出了艱巨的挑戰。

除非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否則這些落後地區將會持續下去。其結果不但使這些地區居民的發展機會受到限制，而且也會使美國社會日益分裂。

應對措施包括改善這些地區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針對性的工作補貼以及對陷入困境的州給與財政支持等。

以上文章是BBC委托布魯金斯學會漢密爾頓計劃的三位專家 Kriston McIntosh, Ryan Nunn，Jay Shambaugh根據他們的學術文章改編而成。

老頭插嘴：

老頭認為最重要的是「投資」誘因。投資可以帶來就業與收入，這兩者都會間接促進教育水準提高 (起碼下一代) 。然而貧窮帶來仇富與高犯罪率卻會讓投資卻步。

每日頭條 2019-02-12

美國貧富差距退回100年前，最富1％坐擁40％財富

【文/觀察者網徐乾昂】

上世紀20年代，1929年“大蕭條”之前，0.1％的美國人坐擁該國25％的財富。如今近100年過去了，美國人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又回到了當初的水平。

2月7日，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發表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論文，指出，美國財富集中程度情況在這100年內呈現U形曲線。

最富0.1％美國人所有財富比重逐年變化趨勢

富人吃派，窮人倒貼

貧富差距在1929年達到最高（0.1％的美國人坐擁該國25％的財富），在大蕭條後迅速下降，而後歷經羅斯福新政和二戰，曲線仍緩跌，至上世紀70年代達到谷底。

而自80年代起，美國人的收入不平等情況急速惡化，進入21世紀已經逼近「20％關口（即0.1％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該國財富佔比）」。祖克曼表示，「美國財富集中水平已經回到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即上世紀二十年代）。”

“ 2016年占美國人口1％最富有的一群人，手握全美38.9％的財富-這也已經回到了上世紀前葉的水平。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1％俱樂部」成員僅有約126萬戶家庭，平均每戶擁有2,680萬美元的財富，超總體平均水平（所有財富除去所有家庭）40倍。橫向對比，能入選「1％俱樂部」的家庭，年均收入至少超過其他99％家庭的26.3倍。

值得一提，這裡還沒有算上福布斯400強的財富。該調查數據採自美聯儲所屬的消費者金融調查項目（SCF），然後將福布斯財富榜計算在內。若將福布斯400強財富數據算進去，「1％俱樂部」在2016年坐擁美國資產比重已達40.8％。

最富1％美國人所有財富比重逐年變化趨勢，紅線數據已將福布斯400強財富計算入內

祖克曼指出，就貧富差距來看，目前世界上除了俄羅斯，還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般嚴重。

更直觀一點，《華盛頓郵報》曾在2017年指出，若把美國比喻成「美國派」，那最富的前20％人，可吃上90塊「美國派」；最窮的20％人，，從未沒的吃，還得倒貼出1塊「美國派」。

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羅思義曾在2017年撰文指出，近40年來，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源在於新自由主義。事實表明，以投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實質是維護富人階層利益，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思想和政策體系。

它所帶來的是貧富差距擴大，不平等加劇，資本綁架民主，富豪統治和金錢政治，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侵蝕了公眾利益，撕裂了社會，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不能因此懲罰富人」

美國本土立法者也重視了這個問題。

以民主黨「超新星」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為首的一群激進派派左翼人士，已經開始醞釀「70％富人稅」的解決方案。在1月底的達沃斯論壇上，就有人批評這樣的政策“嚇人”，“會破壞美國經濟”。

科特茲，自喻「民主社會主義者」

美國總統川普甚至曾直言，科特茲的這套理念“把美國視為委內瑞拉”。

就在昨晚（當地時間11日），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福爾曼（Jason Furman），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創始人斯特恩（Michael Strain）還接受了CNBC新聞網的採訪，就「70富人稅」進行了討論。

CNBC新聞網提到一點：庫什納（川普女婿）家族這麼有錢，但“ 8年來從不交稅”，這讓美國民眾表示不解。

兩名專家均表示，徵收富人稅雖然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70％」有點多。他們表示，「如今的辯論在於，不能因此對富人們進行懲罰，不能對『成功』的定義進行懲罰。」

每日頭條2017-01-15

美國貧富差距緣何越來越大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2008年以來，美國普通民眾的收入明顯下降，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比國際金融危機前下降近千美元，貧困線以下人口增加580萬人。與此同時，美國富人的財富快速增加，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接近由高度不平等社會變為極度不平等社會的臨界點。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引起美國普通民眾強烈不滿，讓他們感到所謂的「美國夢」更加遙不可及。美國的貧富差距為什麼如此顯著且越來越大？今天刊發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英、美三國學者的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編者

新自由主義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美國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                        羅思義

註：1989- 2013年，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從2/3增加到超過¾，中間40% (51%-90%) 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0%下降到23%，後5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下降到1%

近年來，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將家庭收入數據按大小排序後，位置在最中間的收入數值，更能代表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趨勢。近十幾年來，美國民眾遭受了收入嚴重下降的窘況，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甚至低於1999年的水平。與普通民眾收入下降相伴隨的，卻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進入了貧富差距擴大的軌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劇。從1980年到2015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占全部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占比則從16.5%飆升至22.1%，占家庭總數80%的中下層家庭總收入占比從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為2.2萬億美元，是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出現民粹主義抬頭和社會不穩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老頭插嘴：

前幾年台灣有一伙人也一直嚷著台人收入倒退回十幾年前，做為攻擊國民黨執政不力的武器。然而事實上自從美國金融風暴以後，這是舉世與美國經濟連動的國家普遍的現象，是他們美國阿公造的孽，是他們無知？還是他們故意不提。醜陋的是，打垮國民黨，綠色再度執政後，這些爛人就再也不提這檔事了。

顯然，美國金融風暴帶來停滯性通膨，然而為什麼富人反而會獲利？這個道理其實和股市崩盤後一樣，股市崩盤後，不管是股票，還是房市，幾乎所有的動產、不動產，一切都變便宜了，於是手裡還有資金的人就變大爺了。

收入不平等與美國政府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有關聯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以1980年為分水嶺，在1980年後急速惡化。這與里根就任總統後美國經濟政策向新自由主義轉向大有關聯。

二戰結束後到1980年之前，美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維持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元貶值是一個重要途徑。但美元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和高通脹率，加大了人民生活壓力。為了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里根放棄了維持美國國際競爭力的目標。1980年11月至1985年2月，美元匯率驚人地上升了83%，致使反映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指標—國際收支平衡急劇惡化。到1987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3%。里根卸任後這種趨勢仍然延續。

老頭插嘴：

貨幣短期內大幅度升值造成出口萎縮，國內經濟成長停滯，這是當年日圓被美國逼著升值後大伙已知的經濟現象。對手頭有大量資金的人來說，貨幣升值和股市崩盤的效果一樣，前者有利於國內低價買入，後者有利於國外低價採購。然而，貨幣升值並非全然祇有利於有錢人，進口物價的下降，絕對有利於全體庶民，祇是不利於國內製造業。

以減少福利開支、降稅、放鬆管制為主要內容的里根經濟政策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持久性損害，導致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劇。

國際收支不平衡意味著進口商品大幅度取代了國內生產的商品。這嚴重打擊了美國製造業，並導致「鐵鏽地帶」（指從繁榮走向衰落的老工業基地）的出現，大量工廠倒閉，到處是閒置廠房和被遺棄的銹跡斑斑的設備，工人大量失業。

國際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國大量向海外舉債。因此，美國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金融部門以借入海外資金，使之流入美國企業，實現了經濟金融化，或者說「華爾街」取代了「商業街」，進而導致在工業部門中從事技術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體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對少數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為金融精英服務的清潔工、三明治小販、麥當勞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這大大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程度。

為了提高經濟活力，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導致美國稅收體系更加注重為高收入者減稅，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不平等。

債台高築大大削弱美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為了緩解民眾對於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劇的不滿，美國鼓勵民眾大量舉債。於是，家庭貸款數額上升，債務大幅增加，家庭負債在GDP中的占比從1981年的47%上升至2007年的98%。巨大的債務積累進一步擴大了金融部門的組織功能，直接誘發了2007年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並很快演化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收入持續下降。美國民眾對社會的嚴重不滿情緒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全面爆發。

但是，候任總統川普宣布的政策並不足以扭轉美國過度不平等的局面。因為任何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都無法創造大量製造業就業機會，反而會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增加美國民眾的生活壓力。川普的稅改計劃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稅改提案將為美國的富裕階層，例如川普先生等，帶來巨大的好處。美國稅務政策中心的數據顯示，川普的最新稅改計劃將使得收入分配處於中間的1/5民眾稅後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國富裕階層將享受近110萬美元的平均稅收減免或超過稅後收入14%的稅收減免。減稅有可能使美國的債務依賴型經濟踏上不歸路。債台高築大大削弱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新自由主義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近40年來，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源在於新自由主義。事實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實質是維護富人階層利益，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思想和政策體系。它所帶來的是貧富差距擴大、不平等加劇、資本綁架民主、富豪統治和金錢政治，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侵蝕了公眾利益，撕裂了社會，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作者為英國倫敦市商業與政策署原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楊凡欣、丁一翻譯

社會不平等讓「美國夢」墜落　（觀察者說）          作者：  王 文

2016年底的華盛頓，早晨氣溫很低。白宮附近的憲法大道上，一對中年夫妻蓋著報紙，露天睡在地鐵通風口上方。不遠處，剛開業不久的川普國際酒店內飾奢華，外牆星條旗飄揚；另一邊的新聞博物館外，工人正在數十個櫥窗內更換著當天報紙的頭版封面，對外宣揚這個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在朝霞的映襯下，這個超級大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十分刺目。這不是個別現象。在美國每個城市的地鐵口、商場門口或人流密集的街道上都能看到類似場景:一個或多個四肢健全的中青年流浪者沮喪地蜷坐著，面前的牌子上寫著諸如「我很餓，請給我一美元」的字句，仿佛在向人訴說他們「美國夢」的破滅。

顯而易見，美國愈演愈烈的社會不平等已經動搖了「美國夢」的實現基礎。從個人角度看，「美國夢」的內涵是個人通過自己的奮鬥取得成功；從社會角度看，「美國夢」的基礎是機會平等與社會流動性較高，人人皆有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然而，近幾十年特別是21世紀以來，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種不平等既包括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包括社會不平等特別是不同族群之間的不平等。目前，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超過75%，後5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僅為1%；非洲裔美國人擁有的財富僅為白人的1/12，拉美裔為1/11。如今的美國社會，階級固化日益嚴重，社會流動性持續下降，普通人越來越難以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

老頭插嘴：

這說法不公平，也不客觀，所謂「貧富差距擴大」，祇是富者愈富，不見得貧者愈貧，原本是窮光蛋的人還能怎貧法？社會上富人的身家由1000萬變成一億，對原本窮光蛋的人有何影響？！就祇是嫉妒心更重罷了。窮人祇要努力掙錢並克制消費慾望，還是可以累積財富變成富人。當然，是100萬的小富，而後再憑經營或投資「能力」成為1000萬的中富。沒錯，如果想要一步登天，一下子就成億萬富翁是難了點，然而比爾蓋茲、祖克伯（臉書創辦人）、貝佐斯（亞馬遜創辦人）不也做到了。

美國勞動力市場惡化，加劇了不平等局面。過去30多年來，美國經濟在其主導下的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了結構轉型。金融業取代製造業成為核心部門，社會財富進一步向華爾街精英集中；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吸收就業的能力隨之大幅減弱。這導致美國勞動力市場狀況持續惡化，支撐美國中產階級的穩定工作機會大量減少。於是，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人口嚴重萎縮。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人口40年來首次跌破人口總數的50%。美國社會結構正在從橄欖型轉向金字塔型。

實際上，不平等一直系統性地存在於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過來加劇經濟不平等，並引發更大範圍的社會不平等。

老頭插嘴：

這種說法純綷祇是討好魯蛇。平等有機會平等的現實平等，與齊頭式平等的逆天平等兩種，獅子不可能和羚羊平等，矮子不可能和高個平等，醜人不可能帥哥美女平等，窮人又如何和富人平等？機會平等、選票平等才是民主的真諦，窮人要求與富人待遇平等，享受平等是八流的共產思想，是野心家搧惑魯蛇的騙術。

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夢」的重要支柱。如今，這一制度正在被變本加厲的權力遊戲和愈演愈烈的黨派爭鬥所腐蝕，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驢象之爭」甚至可以迫使美國政府「關門」。2016年的美國大選，人們寄希望於「政治素人」川普能改變美國的不平等狀況。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組建的內閣卻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富的億萬富翁內閣」。很難相信這樣的內閣能夠扭轉美國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還導致底層民眾的政治疏離感進一步增強。在形式上，美國選舉是一人一票，但實際上政治話語權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眾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美國政府已經無法確保他們實現「美國夢」所倚重的高社會流動性；另一方面，他們實現階層流動的上升通道被統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實現的機會。這正在撕裂美國社會，直接導致2009年的茶黨運動和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令處於社會底層的美國人喪失了為實現「美國夢」而奮鬥的動力。尤其是對於底層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貧困不再是短暫現象，他們根本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人們曾一度認為，美國所面臨的危機只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然而，現在看來，寡頭政治下的社會不平等、階層流動性下降等是比經濟危機影響更加深遠的社會危機，它們在內部削弱國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國家軟實力。嚴重的不平等腐蝕「美國夢」的基石，美式民主脫下了華麗的外衣，日益顯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實面目。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富豪內閣引起美國民眾質疑　川普能履行競選承諾嗎？            威廉·瓊斯

唐納德·川普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這次競選活動充斥著醜聞、含沙射影的攻擊、接連泄露的秘聞、反移民情緒和惡意詆毀，但這些並不是川普勝出的決定性因素。川普勝出的關鍵因素是美國正在經歷持續近10年的重大經濟危機，然而執政的歐巴馬政府乃至整個民主黨陣營面對這場危機都無所作為。讓我們看一下痛苦的現實。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2016年11月的失業率從前年同期的4.9%下降到4.6%，似乎情況並不那麼糟。但勞工部同時指出，有44.6萬名符合條件的人員停止尋找工作，因而他們根本就沒有被納入該統計數據。勞工部估計，目前不再尋找工作的勞動者已經上升至95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率遠低於危機前的水平，這已不是新聞。最近又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幾十年來首次出現下降。一個令國人預期壽命下降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個正在走向死亡的國家。

川普能解決這些問題嗎？他以反體制人士的身份躋身候選人之列，人們將他視為他們所憎恨的現行體制的挑戰者。美國人民憎恨白宮，憎恨國會，憎恨華爾街，把它們視為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人們對於歐巴馬政府用美國納稅人繳納的數萬億美元資金救助華爾街投機者甚為不滿，從而遷怒於歐巴馬和希拉蕊。

川普的競選承諾非常廣泛。他要恢復就業，要讓美國重振雄風，要把美國從無盡無休的戰爭中解救出來，要廢棄歐巴馬醫改計劃，要在美國與墨西哥接壤地帶築起一道阻止非法移民的高牆，要對華爾街富豪採取強硬措施，要啟動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他還表示，支持重新啟動旨在嚴格區分商業銀行系統與華爾街投資銀行的21世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川普會履行承諾嗎？目前還不確定。但他組閣的情況，讓人們對此深感懷疑。川普選擇邁克·彭斯擔任副總統，這是為了改善他在共和黨宗教保守派人士中的形象。邁克·彭斯主要得益於華爾街富豪、石油大亨和退休軍官的支持。川普選擇史蒂文·努欽擔任財政部長，此人在華爾街是一位聲名顯赫的重要人物，曾經營西一銀行（印地麥克銀行），從事住房貸款業務，在房地產危機高潮時致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失去了住房。川普選擇埃克森美孚公司前執行長雷克斯·蒂勒森擔任國務卿，選擇億萬富翁威爾伯·羅斯擔任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是私募股權投資者，也是川普競選期間的貼身顧問。川普任命卡爾·伊坎擔任總統特別顧問。卡爾·伊坎是臭名昭著的公司股權惡意收購者，曾在上世紀80年代通過惡意收購方式侵奪了環球航空等企業的大量資產，從而導致這些公司的消亡。他將負責聯邦法規的全面修訂工作，此項工作與其身份有著明顯的利益衝突。證券交易委員會是對華爾街金融活動負有主要監管責任的機構，川普任命傑伊·克萊頓擔任委員會主席。此人是一名律師，與高盛集團關係密切。在川普重新啟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努力中，華爾街勢力將會產生哪些影響，實在讓人不敢想像。

富豪內閣如果不能在保障普通民眾利益方面達成共識，很可能讓川普陷入窘境。許多普通民眾，包括那些主要關心就業、物價和養家餬口等衣食問題的藍領工人，在競選中給川普投了支持票。如果川普無視他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承諾，他的總統任期必將動盪不安。

川普要履行其競選承諾，就必須重新啟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並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包括大舉興建公路和高鐵。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預計，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1.4萬億美元以上的資金缺口，而私人企業感興趣的是收益快的項目，並不願意投資於基礎設施。川普要克服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就必須充分利用美國政府的作用和影響籌集啟動資金。在這方面，美國應尋求中國的幫助。中國已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行家裡手，而且已經向美國基礎設施建設進行了一些投資。如果美國新一屆政府願意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中國合作，那麼必將取得比目前更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川普在對中國產品適用新關稅問題上玩弄手段，勢必加劇中美在貿易問題上的緊張局面，甚至有可能引發貿易戰，導致這一良機被錯失。而且，對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必然會抬高其價格，使本國消費者深受其害，特別是使美國工薪階層的生活負擔大大加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會要求川普而不是中國擔負起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的責任。

我們希望川普認清現實、放棄幻想，想辦法滿足在困境中煎熬的美國普通民眾的需要，而不是僅僅滿足那些在佛羅里達海濱別墅舉行奢華派對的富豪的要求。

作者為美國《全球策略信息》華盛頓辦公室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楊凡欣翻譯

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制度根源(觀察者說)              何 帆

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原來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2014年，美國收入最低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上限為2.9萬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下限為23萬美元，後者是前者的7.93倍。換一個角度說，占美國總人口比例僅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占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相當。

為什麼美國的貧富分化如此懸殊？一般來講，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貧富分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都經歷了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什麼美國的財富不平等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遠高於絕大多數國家？這是因為，美國貧富差距的背後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經濟制度方面，過度強調放鬆管制和嫌貧愛富的稅收制度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始於卡特政府的「放鬆管制」改革使企業享有充分的僱傭與解僱、裁員與縮編自由，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工會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大大削弱等連鎖反應。受此影響，20世紀70年代之後，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率增長，有時甚至出現停滯或下降，而管理層的年薪卻大幅上漲。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執行長）的年均報酬，1970年約為普通工人年均工資的40倍，1987年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達1077倍，此後雖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達793倍。聯邦稅率的累進性質明顯減退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後的美國政府，大都把對高收入群體實行高稅率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後，稅率變化的趨勢發生了逆轉，最富有階層享受到來自工資、股票期權、利息和資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減稅。此後，美國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的聯邦稅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聯邦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明顯下降，其中最有錢的0.01%人口的聯邦稅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國政治實質上是一種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資本優勢來裹挾政府，為本階層謀取利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階層，屢屢通過讓政府放鬆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謀求自身利益。美國的政客還傾向於在短時期內極力討好選民，而罔顧社會的整體長期福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美國政府一度向金融監管部門施壓，要求增加對最底層民眾的購房融資補貼，讓更多的低收入群體能夠通過舉債購買住房。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文章所說:債務是「資本主義的骯髒的秘密」。美國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資產是房產，而且槓桿率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資產。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低收入人群的資產因房價下跌而大幅縮水，富人則大多受益於政府的救市計劃，繼續享受金融資產帶來的收益。而且，美國的政治制度過於強調製衡，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改革決策很難順利通過。稅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國政治制度下，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問題讓國會內不同派別更加對立，很難在稅收和再分配問題上達成一致。

在社會制度方面，教育體制是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貧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結果。一方面，美國的基礎教育嚴重依賴地方性稅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稅多，教育投入就多，整體教育資源就更好，而窮人多的地方則因為稅收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劇了貧富分化。美國的頂尖高校大多為私立學校，學費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會資源等非個人能力因素，這就把大多數貧窮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貧富分化的制度根源，那麼，21世紀美國的貧富差距將會愈來愈大，並對其政治和經濟生態帶來深刻的不利影響，逐步動搖美國的國力基礎。

《 人民日報 》 2017年01月15日 08 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觀察者 2019-10-13 09:15:30

丹尼·路德里克：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會為全世界帶來麻煩

丹尼·路德里克 /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每年秋季開學的時候，我都會拿這樣一個問題來問我的學生們：富國的窮人和窮國的富人，大家覺得哪一個生活得更好呢？這個問題通常會引發大量沒有結果的討論。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設計得結構更為明晰、考慮範圍更有限度，因此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有明確的答案。

讓我們把關注點限定在收入上。我們假設人們只關心他們自己的消費水平（不考慮不平等和其他社會條件）。佔收入分配前5%和後5%的被定義為“富人”和“窮人”。在一個典型的富裕國家，最貧窮的5%的人口收入約佔國民總收入的1%（對於貧窮的國家來說，這個比例要小得多），而最富裕的5%人口能夠獲得國民總收入的25%，這聽起來並不是太離譜。

類似地，我們把“富國”和“窮國”定義為所有國家中按人均收入排名前5%和後5%的國家。在典型的貧窮國家（如利比里亞或尼日爾），人均年收入大約是1000美元；而在典型的富裕國家（如瑞士或挪威），人均年收入則高達6.5萬美元（這些收入數字是根據生活成本和購買力差異進行過調整的，因此可以直接進行比較）。

現在，我們可以計算出貧窮國家的富人收入為5000美元（1000美元×0.25 x 20），而富裕國家的窮人收入為13000美元（65000美元×0.01 x 20）。以物質生活水平來衡量的話，一個富裕國家的窮人的收入是一個貧窮國家的富人的兩倍多。

這個結果讓我的學生們感到驚訝，因為這與他們中大多數人想像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當他們想像貧窮國家的富人時，他們想到的是那些擁有大量僕人、收藏多輛高級汽車、住在大宅里的富豪們。儘管這樣的人確實存在，但在非常貧窮的國家的最富有的那5%人裡面，最有代表性的很可能只是一名政府中層官員。

我們做這種比較更大的意義在於，相對於各國內部的不平等，它強調了各國之間收入差異的重要性。在現代經濟增長之初，在工業革命之前，全球不平等幾乎完全源於各國內部的不平等。歐洲和世界較貧窮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

但是，隨著19世紀西方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在工業化的核心國家和生產初級產品的邊緣國家之間出現了“大分化”。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構成了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有兩種趨勢開始改變這一狀況：首先，在中國的帶動下，許多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明顯超過富裕國家。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比歐洲和北美的居民致富的速度更快；其次，許多發達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開始加劇，尤其是那些勞動力市場監管較少、社會保障體系薄弱的經濟體。比如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至於人們如今已經不再能確定美國“窮人”的生活水平是否還高於最貧窮國家“富人”的生活水平了（此處“富人”和“窮人”的定義與前述一致）。

從全球總體不平等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趨勢是朝著相互抵消的方向發展的：前者減少了不平等，而後者增加了不平等。但兩者都增加了各國國內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份額，這改變了自19世紀以來一直存在的趨勢。

由於缺乏完整的數據，我們還無法確定當今世界經濟中，國家內部不平等和國家之間不平等各自所佔的份額。但巴黎經濟學院的盧卡斯·尚塞爾（Lucas Chancel）在一篇基於世界不平等數據庫寫作的未發表的論文中估計，目前多達四分之三的全球不平等可能是由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造成的。另外兩位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從歷史角度進行的分析也表明：自19世紀末以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從未像今天這般嚴重。

如果上述分析正確的話，這表明世界經濟已經越過了一條紅線，這要求我們重新排定政策的優先順序。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一直在告訴全世界，減少全球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快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

富裕國家的全球化精英們（通常是有錢人和有專業技能的人）往往會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對那些抱怨國內不平等的人所表達的憂慮不以為然。然而富裕國家的社會公平目標與貧窮國家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整個西方的興起。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之間貿易活動的增加也加劇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以外的地方，提高收入的最好辦法很可能就是讓大量工人從貧窮國家湧入富裕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然而這對那些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也較低的富裕國家的工人們來說並不是個好消息。

因此，發達經濟體強調國內公平的政策不一定會對全球貧困人口造成傷害，即便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也是如此。旨在提高底層勞動力收入、減少經濟不安全因素的經濟政策，既有利於國內公平，也有利於維護健康的世界經濟，進而也可以為貧窮經濟體提供發展的機會。

觀察者網李翠萍譯自2019年9月12日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網站

108.10.13彙整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