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在平埔政權荒腔走板的防疫措施下，台灣疫情終於在111年4月下旬大爆發，單日確診人數破萬。隨著醫療系統開始不堪重負，5月初台灣當局即選擇全面「躺平」。原本吹噓「防疫大成功、世界難波萬」的平埔政權隨之改口，開始配合歐美媒體嘲笑與醜化中共一直堅持的「清零」政策。

往後的半年裡，台灣持續躺平，中共持續清零；大陸很多被「封」的城市居民忍不住明裡暗裡開始抱怨，台媒當然一邊看笑話，一邊大肆報導。

「封城」必然影響經濟，也必然造成民怨，中共不知道嗎？中共的小心翼翼、嚴陣以待，其實有其不得不然。

新冠的發生只有三種可能，一是大自然的「饋贈」，二是源自老美，三是源自老共。如果老共心知肚明自己沒幹，必然會懷疑老美，也一定會嚴加防範老美進一步搞鬼，弄個更厲害的東西搞你，「封城」是防疫作戰。大陸民眾不知內情，也不知厲害；一向倚仗美國阿公的平埔台灣人也不知道老美的邪惡，甚至知道後也拒絕相信。

老頭插嘴：去年中共的「拉閘限電」也是一樣；是中共不得不為之，卻也是有意為之的經濟「作戰」。去年入夏以來，中共多個省份紛紛「拉閘限電」，無知的歐美媒體立刻唱衰中共，白癡台媒跟著轉載。自誇是「基建狂魔」的中共怎會缺電，又不是廢核的民進黨。其實這是中共對老美美元大放水的反制。大量美鈔留在其國內必然造成通膨，老美以鄰為壑，藉大量進口將美元送出國，把通膨引至出口國（包括台灣）；而美元換來的物資卻可平抑其國內通膨。中共本就是世界最大出口國，疫情之下，全球唯有中共產業尚有動能，必然成為最大受害者。礙於自由貿易的精神，中共不能明令禁止廠商輸美，只好使陰的，來個拉閘限電，讓廠商無法生產，將美國訂單與美元拒之門外，藉此自保，更可讓老美通膨加劇。「限電」、「清零」都是犧牲小我、顧全大局，不得不的做法。

其實老美在「使蠱」這方面是行家，可說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且不說如今他在世界各地「放」了多少個生化「實驗室」是何用意。二戰時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當時稱滿洲國）的哈爾濱成立搞人體試驗、生化作戰的731部隊。戰後老美悍然包庇731部隊長石井四郎，與其達成協議，石井以細菌戰資料換取他本人及部下不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為此當時老美不惜與蘇聯翻臉。大伙試想當時戰爭已結束，老美要細菌實驗的資料，意圖與目的是什麼。

其實搞生化人體試驗，老美比日本人更早，二戰前（1932年），老美已經開始搞細菌、生化實驗了，而其對象竟是自己國內的黑人，真可謂喪心病狂。

甚至二戰結束後，1946至1948年之間，老美還與瓜地馬拉政府合作，在瓜地馬拉的一家精神病醫院故意用梅毒（與淋病）病毒感染罪犯、反抗軍和患者們。據事後曝光的資料，總共有696人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進行了梅毒實驗。

其後的韓戰、越戰，老美在戰情不利下就會出賤招。韓戰使用細菌戰（老美至今否認），越戰使用橙劑、超級刺激劑CS、對女俘使用空孕催乳劑（表面上注射後會使沒懷孕的女俘分泌乳汁，其實是催淫興奮劑；注射後的女俘會因極度興奮而神智不清，下體騷癢難耐，一心只想被幹）。

以下老頭就為大伙介紹1932年老美用梅毒對付黑人的那段往事（空孕催乳劑，大伙可自行上網看）：

喪盡天良的塔斯基梅毒實驗

自由時報 2019/05/17 11:03

歷史上的今天》誘騙黑人作為梅毒實驗對象？！以科學之名，行壓迫之實

「我們能夠注視你的雙眼，且代表著全體美國人民向你們宣布：過去美國政府的所為是丟臉、可恥的。對於非裔美國公民，我感到很抱歉，我再度為著聯邦政府實行一個帶有種族主義的實驗，向你們致歉。」

22年前的今天，美國柯林頓總統於白宮，舉行了一場紀念會，並且正式對外向「塔斯基梅毒實驗」中受害者們致歉。

塔斯基梅毒實驗

從1932年開始，美國的公共衛生署在南方阿拉巴馬州對黑人族群，以「不治療梅毒」為主旨進行了一系列的人體實驗，目的在於觀察黑人與白人在死於梅毒時的病理變化，有無差別。該實驗藉由提供免費醫療、食物、喪葬費用補助等吸引人民參與，但計劃曾因社會經濟往下滑而致政府給予的經費中斷，參與者因此不再能接受任何由國家補助的醫學治療，也就是，先前已因實驗而得梅毒的人，政府不再負責醫治好他了。

老頭插嘴：「觀察黑人與白人在死於梅毒時的病理變化，有無差別」是瞎扯，美國白人對黑人的大雞巴和性力妒恨了三百多年，時至二十世紀，已不能像當年三K  黨那樣把黑人抓來燒死、吊死，所以使陰招，用梅毒「懲戒」黑人，也「懲戒」喜歡黑雞巴的白母狗。另外，在部分黑人體內注射梅毒病菌，藉此在黑人中擴散，其實尚不致造成「種族滅絕」，卻會造成人們有「黑人大多有梅毒」的印象，讓喜歡黑雞巴的白母狗有所顧忌。而受「試」者竟均為黑人男性可以支持老頭的論點。

因為實驗開始時尚未發現可有效治療梅毒的解藥，直到1943年，醫學界找到青黴素，才使梅毒脫離絕症的名號。理論上來說，既然已有解藥，實驗就該結束。但實質上，實驗非但沒有結束，這些醫療人員反倒反過頭再利用一次受試者。當時負責的醫師認為，如果能記錄下這群「不接受梅毒治療病患」的症狀變化，藉此發現梅毒在黑人與白人身上，是否能引發不同的併發症，便可利用科學去證實種族的差異性。

所以，研究人員不但故意不給患者有效的藥品服用，更企圖阻止這些病患接受有效的治療。

試驗一直持續到1972年，因有實驗知情人士向外界透露案情，進而被社會批判喪失道德，泯滅人性尊嚴，這樁堪稱美國醫療史上最大污點的研究，才終於走入歷史。

破壞黑人信任國家的後果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後，可說是徹底摧毀黑人對美國公共醫療系統的信任，因此許多黑人開始拒絕器官捐贈，或不再信任醫學界，間接地，也讓黑人族群不甚願意參加正規的醫療救助。另外，在黑人社會中，更有此說：愛滋病之所以會在黑人社會裡蔓延，都是因為美國政府當年肆意地將性病（例如：梅毒）帶入而致。

在1972年實驗結束時，原本有399名的被研究者，也僅剩74位仍存活。事後，美國政府雖提供1000萬美元作為賠償，並由總統親自公開致歉。看似彌補之舉，或許也只是民意導向的不得不。

說到底，都是人類自以為而造就成的悲劇。

老頭插嘴：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時代，自由時報可是本土的深綠，然而隨著2005年林榮三交棒第二代，而後民進黨倚美派崛起成為主流，本土的自由時報成為非主流，政治光譜也逐漸蛻變為淺綠。然而淺綠的自由時報敢於揭老美瘡巴，還是值得敬佩。不過畢竟是綠媒，這事件竟輕描淡寫地以一句「說到底，都是人類自以為而造就成的悲劇」做結論。

本事件發生自1932年，至1972年始被揭露，其後歷經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等五個總統，直到1999 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才公開認錯，向受害者道歉。我們亦得向柯林頓的道德勇氣致敬。

泛科學 ・2021/05/22

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上）

編按：Covid-19 疫情肆虐，儘管美國政府大力宣導注射疫苗，但許多非裔美國人社群仍對疫苗保持觀望。非裔美國人不信任政府醫療體系，並非是一兩天的事情，過去也曾傳出政府用藥物進行種族滅絕等相關陰謀論。而這一切不信任與陰謀論的源頭，正是惡名昭彰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帶你深入了解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濫觴。

前些日子，美聯社發表了新冠疫苗在美國各族群間接種率的報導，其中黑人族群的接種率比起其他族群明顯較少。其實不只新冠疫苗接種，美國黑人社群普遍對公共醫療體系極度不信任，很多黑人甚至拒絕任何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而在黑人社群中，還有個甚囂塵上的陰謀論：「愛滋病和其治療藥物都是政府研製的生化武器，是要將我們種族滅絕的手段！」

我知道你可能會這樣想：「種族滅絕？生化武器？太荒謬了吧！」。不過，在看完下面這個曾在美國進行的梅毒人體實驗，或許能讓你稍稍理解黑人社群對醫療體系不信任的心理。

梅毒，摧毀身心的疾病

在講述這個梅毒的人體試驗前，勢必要先聊聊梅毒。

梅毒是一種細菌型的性傳染病，病原體是梅毒螺旋體 (Treponema pallidum)，最早於 1905 年被分離出來。

梅毒隨著感染期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狀。初期會出現生殖器潰瘍、全身性紅疹等症狀。這些症狀會自行恢復，之後進入長度不一的潛伏期（短至幾個月長至數年）。潛伏期雖無症狀，但梅毒在人體內仍會持續造成傷害。

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最具破壞力，其主要特徵病變為梅毒腫，是一種黏稠、橡膠狀的肉瘤。這些腫瘤會導致皮膚大規模的潰瘍與骨頭結構變形，導致病患毀容。若腫瘤出現在器官內，會嚴重傷害器官功能。

神經和心血管系統也是末期梅毒的攻擊目標。當梅毒腫出現在血管壁上，會形成傷疤組織，進而使血管壁擴張，血管壁的擴張可能導致動脈瘤。而動脈瘤破裂會讓患者猝死。

梅毒對神經系統的破壞性同樣很強，常見的症狀有脊髓炎、輕癱、精神錯亂等。另外梅毒也會攻擊視神經和聽神經，讓病患眼盲耳聾。因為神經無法再生，梅毒對神經系統的傷害是不可逆的。

許多梅毒末期的病患，不僅身體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心靈也會逐漸被破壞，可謂是讓人身心俱毀的疾病。

雖然人類已和梅毒纏鬥數百年，但直到 20 世紀初，醫學界才首次獲得能有效對抗梅毒的藥劑——灑爾佛散。灑爾佛散雖能對抗梅毒，但副作用極大。灑爾佛散是有機砷化合物，毒性非常高。醫師對其施打的劑量和次數，都要極小心。另外使用灑爾佛散都常會在病患的潰瘍處塗上水銀軟膏，內外夾攻下才能有效消滅梅毒。

經過多次嘗試後，灑爾佛散加上水銀軟膏的處方，成為治療梅毒的標準療程。不過該療程不僅副作用大，也需耗時一年，同時醫師也要密切注意病患的狀況來調整灑爾佛散的注射劑量，因此治療費用並不低。但這仍讓醫學界看到戰勝梅毒的一線曙光。

為了治療「髒血」的梅毒示範區計畫

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時，梅毒的感染在美國鄉下的黑人族群中越發嚴重。而當時的白人醫師普遍以「種族醫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定黑人與白人因身心理上的差異，造就兩個族群間在感染梅毒後的症狀不同。因此黑人在梅毒的高致病率和死亡率是由於他們的體質，以及懶惰、骯髒、濫交的天性。梅毒在黑人身上並不只是一種傳染病，更是對黑人劣等天性的懲罰，是黑人自取其咎！

但在公衛官員的眼裡，種族差異顯然不是主因。雖然他們認為種族之間固然存在差異，但環境衛生才是影響梅毒感染的關鍵。如今黑人族群中的梅毒感染問題，已威脅到白人族群的健康，因此公衛官員們不得不去改善黑人的衛生與醫療條件。

隨著灑爾佛散和梅毒檢驗方法的問世，美國公共衛生局於 1920 年展開了梅毒控制計畫。計畫對於梅毒控制確實有效，但灑爾佛散昂貴且漫長的療程，讓許多貧困的鄉下地區無法得到有效治療。為了更好的提升計畫，公衛局與羅森沃德基金會合作，決定在有大量黑人的鄉下地區，提供血液檢驗與藥物治療，並建立梅毒控制示範區。在公衛局的推薦下，最終基金會選定阿拉巴馬州的梅肯縣為示範區。

梅肯縣是個極為貧窮的農村社區，這裡八成的人口是黑人，以種植棉花維生。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更是重創此區。絕大部分黑人生活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中，平日僅能靠玉米餅、鹹豬肉等粗食度日。

公衛局與基金會為了能在梅肯縣順利施行計畫，他們爭取到有「黑人哈佛」之稱的塔斯基吉學院（註1）的支持，並且雇用一名黑人護理師—麗芙斯 (Eunice Rivers) 增進與黑人社群間的聯繫。

註1：塔斯基吉學院：現已改制為塔斯基吉大學，是一所位於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的傳統黑人大學，有「黑人哈佛」的稱譽。

該計畫的施行可謂非常順利。這些黑人大多是佃農，早已習慣服從白人的命令與權威。另外出於對塔斯基吉學院和麗芙斯護理師的信任，加上參加計畫能獲得免費的熱食、醫療檢查和治療，誘因很大。

但公衛官員覺得要向一群從沒聽過梅毒的黑人解釋計畫實在太麻煩，因此直接以「髒血」一詞代替梅毒。「髒血」在黑人社群中是多種疾病的代名詞，對於他們來說，身體上的各種疾病都可能是髒血所造成，接受治療意謂著可以解決一切病痛。而這一時的便宜行事，導致研究與受試雙方資訊不對等，也為日後實驗的變調埋下伏筆。

1931 年，為期一年的梅毒控制示範計畫開始。計畫一開始就順利招到不少受試者，但也因受試者太過踴躍，讓公衛局發現梅肯縣的梅毒盛行率極高。基金會在派人實地考查後，認為計畫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妥善治療這麼多受試者，因此折衷辦法為讓高傳染力的受試者在短期內不具傳染性即可，並認為這樣的感染規模應由國家處理。同時，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基金會決定在計畫結束後便不再提供資金贊助。

這讓負責計畫的公衛局醫師克拉克 (Taliaferro Clark) 十分沮喪。但看到梅肯縣黑人族群的高梅毒盛行率，且接受過治療的人數少之又少，加上有一批配合度這麼高的受試者，讓他靈機一動，有了新計畫的想法。

公衛局的新計畫——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1928 年，一位挪威的醫師發表了數百名白人男性，在梅毒未經治療的情況下，其病理徵兆自然演進的回溯性報告。

前文有提到，當時的醫生普遍認為白人和黑人在感染梅毒後的症狀並不相同。因此克拉克醫師覺得梅肯縣的計畫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如果能觀察黑人男性不接受梅毒治療的自然症狀變化，或許能為梅毒病理學開拓新的知識，同時也能讓種族差異被科學證實。

克拉克 (Taliaferro Clark) 醫師

因此在基金會的計畫一結束後，克拉克醫師的想法獲得公衛局的支持，公衛局也提供他經費。同時克拉克醫師也說服塔斯基吉學院協助新計畫，因受試者會到塔斯基吉學院進行一些檢驗，因此該計畫又被稱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經過同儕的迅速審查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於 1932 年正式啟動。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各方支持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很荒謬的。首先這個計畫從根本上就違背了醫學倫理準則（註2），另外以黑人為主體的塔斯基吉學院支持也很奇怪。但如果以當時的角度看，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註2：醫學倫理四準則：尊重自主、不傷害、行善、正義。

科學研究在當時的醫學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如果臨床醫師能參與研究計畫，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當時的醫學界非常封閉，且具有高知識門檻。醫師之間基本不會質疑對方的專業和計畫。再者，計畫雖說不治療梅毒，藉此觀察梅毒在黑人身上的自然症狀發展。但克拉克醫師的計畫只設定 8 個月，而且計畫結束後便會給受試者提供灑爾佛散的治療。因此塔斯基吉學院認為，這項實驗的進行能讓當地的黑人們在計畫結束後得到醫療上的幫助，因此願意提供醫療設施和相關人員參與。

這次實驗為了清楚了解梅毒症狀的發展，克拉克醫師決定選擇觀察末期梅毒感染病患。前文提到，梅毒感末期染對人體的破壞最大，也會影響神經和心血管系統。而神經和心血管的影響無法從外觀判讀，必須要定期進行脊髓穿刺（會造成病患強烈的疼痛與癱瘓的風險），並對往生者進行驗屍才能觀察。雖然有基金會計畫的基礎，但黑人受試者們普遍對脊髓穿刺和驗屍有疑慮。

為了增加意願，公衛局除了提供免費的熱食、醫療檢查和藥劑（維生素和阿斯匹靈）外，在實驗第一線的馮德勒爾醫師 (Raymond A. Vonderlehr) 將先前的「髒血」把戲再玩一次，他以一封標題為「免費特殊治療的最後機會」的信件告訴受試者們，進行脊髓穿刺是為了治療髒血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參加實驗就再也沒機會治療髒血了。另外針對驗屍，公衛局也以喪葬補助來誘使往生者家屬同意驗屍。雖然黑人們依舊有顧慮，但在「自己人」麗芙斯護理師的努力下，最終該實驗召集 399 名末期梅毒感染的黑人，另外召集 201 名健康黑人作為控制組。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試者們與麗芙斯護理師（圖片最右方的女士）

1933 年，隨著克拉克醫師從公衛局退休，實驗按計畫也要落幕了，但馮德勒爾醫師卻不這麼想。因為他接觸到大量梅毒末期病患的第一手病理資訊，認為這些資料非常可貴，應該要繼續實驗。正好馮德勒爾醫師接下克拉克醫師在公衛局的位置，他決定延長這個實驗。這一延長就是 40 年，同時也是整個實驗變調的開始。

實驗變調，非人道實驗的開端

馮德勒爾醫師對這個實驗的想法和克拉克醫師不同，他完全不打算治療這些黑人，而是任憑梅毒在他們身上持續自然發展，直到所有的受試者死去為止，這樣才能獲得末期梅毒症狀的完整資料。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公衛局不只同意馮德勒爾醫師駭人聽聞的想法，也核准實驗繼續進行。馮德勒爾醫師之後的實驗主持人，也都照著這個方向進行實驗，完全沒有人質疑其中的倫理問題。

馮德勒爾醫師

公衛局為了持續這個實驗，將這些受試者與梅毒治療「完全隔離」開來。

在二戰期間，250 名受試者被徵招入伍，但他們在新兵體檢時被查出患有梅毒，並勒令接受治療。公衛局接到消息後，立刻阻止他們接受治療。

1947 年，青黴素成為醫學界認可的梅毒治療標準用藥。比起昂貴、療程長且副作用巨大的灑爾佛散。青黴素不僅便宜且能快速有效的消滅梅毒，同時副作用也非常小，梅毒從此不再是難以對付的惡疾！美國政府因此開啟數個公共醫療計畫，希望能用青黴素這個新武器消滅梅毒。但當這些醫療計畫來到梅肯縣時，公衛局又再次出面，將這群受試者隔絕起來，不讓他們有任何接受青黴素治療的機會。

後續實驗期間，許多受試者就算想自行就醫，也都被麗芙斯護理師阻止。就這樣，這些受試者在梅毒已能完全治癒情況下，仍被梅毒持續地折磨並痛苦的死去。

泛科學 ・2021/05/26

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下）

編按：從事心理學或醫學研究的人，一定對「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陌生。只要是「與人有關」的研究計畫，都需要 IRB 核准才可以執行。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當錯誤已成定局，我們必須向未來尋求救贖，而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誕生，正是為了避免下一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發生！

不讓病患接受治療，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公諸於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醫學界不是甚麼秘密，公衛局一直持續向醫學界公佈實驗數據。大部分醫師都不覺得這個實驗有倫理上的問題，也都支持實驗繼續，但仍有醫師提出質疑。例如 1965 年，亨利福特醫院的沙茨 (Irwin J. Schatz) 醫師發表文章抨擊：「我十分震驚醫師居然容許病人在致命疾病有療法的情況下，不讓他們接受治療。就我看來，如果覺得為了從未受治療的群體中獲得資訊，有些人的犧牲是值得的。那我建議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實驗相關醫師在道德倫理的操守上，有必要重新評估。」不過沙茨醫師的抨擊，完全沒能引起公衛局和醫學界的注意，但下面這位就沒這麼好打發了。

邦斯頓 (Peter Buxtun) 是公衛局的性病探訪員和研究者，1966 年的一天中午，邦斯頓在午餐時無意間聽到同事們談論塔斯基吉實驗。他感到困惑，因為這不像是為了提升公眾健康的單位會做的實驗，於是向公衛局調了塔斯基吉實驗的相關報告。他看完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衛局竟然核准這種嚴重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出自良心的壓力（也冒著丟飯碗的風險），邦斯頓多次向上級反應停止該實驗，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掩蓋。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無力的邦斯頓找來媒體做為後援。1972 年，他將實驗的相關報告和資訊爆料給二個媒體：紐約時報與華盛頓星報。1972 年 7 月 26 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登上紐約時報的頭條，舉國譁然。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和憤怒的群眾，公衛局宣布停止該實驗。

揭露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邦斯頓

1972 年實驗終止時，最初的 399 名受試者中，只剩 74 名仍活著。29 名直接死於梅毒；100 名死於梅毒併發症；40 名受試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 19 名受試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但此時公衛體系仍沒有安排剩餘的受試者就醫。

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成立

美國國會於 1973 年針對塔斯基實驗召開公聽會，邦司頓與公衛局官員在會上的證詞，證實政府允許這種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讓數百位國民於政府的默許中，在致命疾病有治療方法的情況下痛苦地死去。

公衛局的官員在公聽會上編織各種謊言（例如受試者有簽署同意書、有定期給他們些微治療等），試圖降低自己的責任。但兩位受試者在公聽會上的證詞，讓這些謊言不攻自破。這讓主持公聽會的參議員相當憤怒，要求公衛體系立刻給予剩餘的受試者和其家屬最好的醫療照顧。國會也認定有必要立刻建立人體試驗的相關準則。

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研究法，規定所有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必須成立內部評審單位，也就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各項有關人體試驗的研究，必須經過 IRB 的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而 IRB 的成員除了該領域的專家，也須包含法律、倫理道德等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另外也規定研究者在提出人體試驗計劃之前，應先證明在實驗室及動物實驗上有效。計劃也必須對如何選擇受試者、對受試者可能的危害、受試預期效果等做清楚解釋。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徵得受試者的同意並獲得同意書授權。

1979 年，全國生物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保護委員會出版的「貝爾蒙特報告」提出三項 IRB 的最高指導原則：尊重人格、行善和正義。

美國政府這一系列的措施，就是希望避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悲劇再次發生。

道德爭議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可謂是人體試驗的經典「反例」，有上過 IRB 課程的讀者一定都聽過，因為它幾乎全方面的違反了人體試驗的準則。

首先是受試者來源，研究團隊選擇當時社經地位都處於最低的黑人族群進行實驗，已經符合易受傷害族群的標準。再來他們以欺瞞、誘騙的方式引誘受試者加入，並且沒有充分告知受試者梅毒與實驗的相關風險，讓他們處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等情況。

最後，當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工具後，這個實驗就該停止了。沒有任何理由要繼續觀察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的病理影響，因梅毒已經不是難以治癒的惡疾了。但他們不僅沒有停止，甚至還多次阻止受試者接受治療，任由他們繼續被梅毒折磨，眼睜睜的讓受試者在痛苦掙扎中死去！

黑人種族滅絕陰謀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曝光後，幾乎讓美國政府與醫療單位在黑人社群心中信用破產，很多黑人從此不再相信政府與醫療界，他們不再參加各種醫療項目，甚至許多貧窮的黑人也不願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深怕又被當作實驗對象。當時就有黑人以「有計畫的種族滅絕」來形容這個實驗，這讓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在黑人心中被貼上「種族滅絕陰謀」的標籤。

因此當 1980 和 1990 年代的愛滋病風暴席捲美國時，黑人社群內流傳著這樣的陰謀論：「愛滋病是人造疾病，目的是要我們服用治療藥物，藉此消滅我們！」很多黑人不願意接受治療，讓公共醫療單位在對黑人愛滋病的治療及宣導教育上困難重重，這導致愛滋病對黑人族群產生更重大的傷害。

時至今日，「種族滅絕」的陰謀論在黑人社群內仍時有所聞，甚至各類流行文化中也不乏這種論調。可見塔斯基吉實驗對黑人社群傷害如此之深，至今仍無法弭平。

塔司基吉梅毒實驗的受試者們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結果

1974 年 12 月，美國政府與實驗剩下的受試者們達成和解。美國政府同意支付37,500美元給每位存活的受試者；1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受試者的繼承人；16,000 美元給每位存活的控制組成員，以及 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控制組成員的繼承人。

雖然受試者得到金錢補償，但沒有任何一個公衛局的官員為此實驗道歉與負責。這群官員在公聽會上被問到對二戰納粹和日本的非人道人體試驗時的態度，都表示嚴厲譴責，也都認可紐倫堡守則（註1）對人體試驗的重要性。但回到塔斯基吉實驗上，就沒有人認為自己有錯了。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服膺於當時的官僚體系和社會價值，換做任何人也會繼續進行實驗（這個說法是不是很耳熟~）。不過仍有一人對受試者們感到深深的抱歉，那就麗芙斯護理師。

註1：紐倫堡守則一套人體試驗之準則，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的結果。具體地說，其準則是由於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不人道的實驗而來。

麗芙斯護理師是讓塔斯基吉實驗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同是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在實驗期間真誠地與受試者互動，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家人，且真心相信實驗對黑人有所助益。黑人們也都非常敬愛與相信麗芙斯護理師，甚至稱她為「眾人的護理師」。因此實驗上許多的不順暢，總能在麗芙斯護理師的解釋與黑人對她的信任下順利完成。

麗芙斯（右）與受試者

但身為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為何不認為實驗有種族歧視？首先當時的職業分工，治療病患是醫師的職責，護理師只負責執行醫師的指令，並不會去質疑醫師。此外當時的社會氛圍（女性之於男性、黑人之於白人等權威等級）也限制著她的作為與想法。

麗芙斯護理師一方面協助這個毫無人性的實驗，一方面又無私的照顧每位受試者，這種矛盾性讓我們很難稱她為「壞人」。或許這表明了塔斯基吉實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價值觀與官僚系統等因素下，並非我們所想的如此黑白分明。

1999 年，柯林頓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對該實驗的受試者道歉，但只剩 8 個受試者活著見證這個遲來 25 年的道歉了。

柯林頓總統與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試者

後記

在有 IRB 審查且倫理認知不斷提升的現代，塔斯基吉實驗的悲劇還有可能發生嗎？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科學研究並非我們所想的那般客觀中立，社會氛圍、價值觀、政治思維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立場。畢竟科學家和科學社群也處在這個社會中，也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另外科學研究出於對知識的好奇，被知識誘惑而做出非人道實驗的事件至今仍時有所聞。而為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員打著「進步」的口號，想方設法規避法規與監督。

有時研究人員一時的偏見與便宜行事的心態，加上體制的默許，讓這些小問題不斷累積最終釀成大禍。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總能義正嚴詞的批評這些事件。但換做是我們，有辦法辨認出自己已被社會價值影響，而做出有偏見的判斷嗎？有發現自己做事時便宜行事的心態嗎？面對體制做出傷及他人的不合理時，能勇於提出反對嗎？

這些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但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與反省，類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事情，只會一再上演。

維基百科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美國公共衛生局性病部門與塔斯基吉大學（當地歷史悠久之黑人大學）在1932年至1972年間於阿拉巴馬州進行的合作，該合作實驗對近399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及201名健康非洲裔男性進行了一系列人體試驗。

這些實驗參與者皆為生活貧困的阿拉巴馬州梅肯縣佃農。該實驗以提供免費醫療、餐點、喪葬保險等福利來吸引居民參與實驗，也以此目的募集基金。

但在經濟大蕭條導致經費補助中斷後，參與者將不再有機會接受任何醫學治療，但研究者仍在未告知參與者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實驗。自始至終，研究者都不曾對罹患梅毒的參與者告知罹患梅毒的實情，而是宣稱患者接受的治療是為了醫治敗血症，也從不曾施予參與者有效的治療方式。

實驗開始之初（1932），梅毒還是無藥可醫的絕症；但1943年，醫學界發現青黴素可有效醫治梅毒後，研究人員為了使該實驗繼續進行，故意不對患者施以有效治療手段，甚至企圖阻止參與實驗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療。此實驗一直持續在相關領域期刊發表研究報告，少數學者呼籲終止該實驗，卻遭無視；一直到1972年，實驗知情人向大眾媒體揭發，該實驗才終止。美國政府則遲至1997年才對受害者作出賠償及公開道歉。

1932年，美國公共衛生局（PHS）部門在它的國家指揮部組織了一個研究小組，由托力弗·克拉克醫生負責。他最初設定的目標是追蹤一群患有梅毒並且沒有接受過治療的黑人6到9個月，之後再給他們提供治療。當他得知其他研究人員傾向使用欺騙手段時，他拒絕繼續進行一個擴展研究。在研究開始的一年後，克拉克醫生就退休了。

在任期間，克拉克醫生徵求到了塔斯基吉大學（阿拉巴馬州一所歷史上著名的黑人大學）和阿肯色州地區公共衛生部門的參與。

一位非裔醫生尤金·迪波，當時擔任位於塔斯基吉大學附屬的約翰安德魯醫院的院長。醫生奧利弗·C·溫格，當時擔任位於阿肯色州溫泉市區域公共衛生部性病診所的主管。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在研究的過程中起了主導作用。溫格和他的工作人員主導了早期研究草案的擬定過程，當這個研究計劃轉化成為長期並且不提供治療的觀察性研究後，他也繼續為塔斯基吉研究提供建議和幫助。

雷蒙德·馮德勒爾（Raymond A. Vonderlehr）被指派為研究計劃的臨場指導，他確定了這個項目是長期並且跟蹤患者的實驗。另外，他決定通過將這個計劃描述為「特殊的免費治療」，來得到實驗對象對脊髓抽液（用於尋找神經梅毒的病症）的同意。馮德勒爾醫生在1943年作為性病部門主管退休，此時，研究人員剛剛發現青黴素可以治療梅毒。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塔斯基吉大學和一些非裔的醫務人員和教務人員幫助了公共衛生部進行了實驗並推動了它的進程。塔斯基吉大學當時的校長羅伯特·蒙頓和塔斯基吉大學下屬醫院的尤金·迪波院長都同意了這次研究，向這次政府性的研究提供了大學方面的幫助。一位在塔斯基吉大學受訓並在約翰安德魯醫院擔任護士的非裔女性尤妮斯·里維斯也在研究之初就加入了計劃。

考慮到她和社區的親密聯繫，馮德勒爾醫生十分支持里維斯護士的參與。

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塔斯基吉大學開始允許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無法支付醫療費用的黑人參加「里維斯小姐集會」。在那裡，塔斯基吉大學向他們提供免費的體檢、來回程交通、體檢當日的午餐和對於一些小病的治療。

由於項目提供的醫療資源，里維斯護士認為對於這些參加人員而言，好處超過了潛在的風險。

當這項研究變成長期項目之後，里里維斯護士也一直是核心成員。不像那些國家級、州級和臨場的公共衛生部系統的管理人員、醫生和調查人員，里維斯一直在塔斯基吉大學。她也是唯一一位參與了全程40年的調查研究工作的成員。到了1950年代，里維斯護士已經成為了這個研究工作的關鍵人物，她對被實驗者的個人了解維繫著這個長期的研究計劃。

歷史研究人員的證據表明，當時大部分參與了塔斯基吉實驗的非裔工作人員都相信，他們參與的醫療實驗對那些可憐的塔斯基吉居民是個很好的受益機會。

在這個研究的最後階段，約翰·R·海勒醫生擔任國家級性病部門的主管。 在1940年後期，全國的醫生、醫院和公立健康中心已經常規的用青黴素來治療梅毒。在二戰後，納粹大屠殺和相關的醫療濫用被揭露，相關的國際法也因此改變。西方國家聯盟去簽訂了《紐倫堡守則》，志在保護研究中被實驗者的權利。然而，卻沒有人基於這個新標準來重新審視塔斯基吉實驗的計劃。

在1972年，一個告密者向《華盛頓星報》和《紐約時報》揭露了塔斯基吉實驗的內幕，這引起了全國的關注。當時公共衛生部的海勒仍然試圖護衛這項實驗的道德性，他宣稱：「那些被實驗者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狀況是不需要道德討論的，他們是被實驗者，不是病人；是治療資料，不是生病的人。」

「總體來說，醫生們和公務員們只是單純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其中的一些只是服從命令，另一些則是為了科學而工作。」

——美國公共衛生部性病部門主管，約翰·海勒醫生

即使是在發現青黴素是治療梅毒的有效手段之後，實驗的研究員們沒有治療病人們的梅毒，而是繼續讓實驗持續了25年之久。直到這個實驗以及它的結果見諸於新聞之後，這項實驗才被最終停止。

這個實驗以及美國其它的有關人類的實驗所引發的不良影響，最後促成國家委員會的保護人體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以及國家研究法的立法。1974年美國國會批准了美國國家研究法，同時創立了一個委員負責研究並編寫法規來規範涉及到人類實驗者的實驗。1997年5月16日，總統比爾柯林頓正式道歉並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害者舉行了紀念會。

然而2010年10月，瓜地馬拉公共衛生部的醫生們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的事實被揭露了。據報導，1946至1948年之間，美國醫生們在與一些瓜地馬拉健康官員和政府部門的合作下，在一家精神病醫院故意用梅毒甚至淋病病毒感染罪犯、戰士和患者們。總共有696人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進行了梅毒實驗。當他們感染了疾病的時候，儘管人們並不確定被感染的患者們是否都被治癒了，他們還是被注射了抗生素。

老頭插嘴：中美洲的瓜地馬拉不是黑人國家，其人民41%是土著（印第安人）、41%是西、葡與印第安混血、18%是西、葡白人後裔。老美又跑去瓜地馬拉做「實驗」，其「觀察黑、白人種感染梅毒後症狀的差異」的說辭不攻自破。

維萊斯利學院的歷史學家蘇珊·里維里在檢查約翰·查爾斯·卡特拉爾的檔案的時候發現了實驗的記錄。約翰·查爾斯·卡特拉爾是一名被捲入塔斯克吉研究的一名政府研究員。2010年10月，美國官方正式的就這些實驗向瓜地馬拉道歉。

111.11.25彙整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