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臺灣漢人移墾社會之建立,在臺灣開發史上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當時漢人移墾者大致以閩、粵移民為主,而形成早期移民社會特有之文化現象。
臺中地區早期移民從西部沿海河港登 陸,然後輻射狀分布於附近各地。通常說,泉州人以濱海地區,如:梧棲、清水、沙鹿、大甲等地,為其移民之大本營。但從早期史料文獻,卻可發現濱海地區留有不少客家人之歷史痕跡,於此隱約透露客家人之移徙路線。
老頭插嘴:老頭祖上來自泉州府南安縣二十四都後壁鄉,來台後數代世居台中梧棲。
臺灣早期在土地開發中,客家人所扮演之角色。在族群融合、文化互動之下,首先規劃開創水利設施,開發臺中平原,為大臺中之社會經濟繁榮奠定丕基。
早期客家人來自不同縣份,客語腔調各異,有所謂「四縣客」、「海陸客」、「大埔客」、「饒平客」、「詔安客」、「漳州客」(講客家話之漳州人,即漳州轄內南靖、平和及詔安等縣客家人)、「汀州客」(永定縣在清朝時期隸屬汀州府,故「永定客」屬於「汀州客」)等。另有「福佬客」(福佬化之客家人)、「客底」(改用閩南語為交際語並已閩南化之臺灣客家人後裔)之稱。
客家原鄉地處山區或丘陵地帶,山區農耕社會是艱辛而保守,於是培養出一種特有堅毅不拔之民性,平時生活儉樸,吃苦耐勞,為人推崇。
由於客家原鄉為山區地形所困,交通不便,形成閉塞社會,保守而少與外界接觸。然因生活困苦,男人無不想出外謀求發展,乃衍生一種早期客家人嚮往海外發展之思維與宿望。
客籍移民與臺中地方開發
以下就清代客家人移民臺中之時間、路線、梯次,予以說明。
大致而言,客家人首先從南部登陸移民,大多在康熙末葉來臺;至雍正年間再移居中部。另有部分移民在乾隆年間初,居沿海一帶,再往東移墾。其遷徙主要由於閩、粵分類械鬥造成。經歷史考察,可發現在沿海地區至今仍保有不少客家祖籍地名,如:「鎮平庄」、「永定厝」等聚落,以及客家人鄉土神寺廟,如:三山國王、東峰公王等。
老頭插嘴:
永定厝,是臺灣臺中市南屯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區中部偏東。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包括永定里不含西南端及東北部凸出部分的西部、新生里東南部凸出部分、鎮平里東北端、南屯里西北部凸出部分、三厝里南部凹入部分邊界地帶東側。另雲林縣亦有一永定厝,是二崙鄉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鄉東部。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包括永定村、安定村不含西南端、大義村東北部、崙東村北部凸出部分的北側、崙西村東北端。
鎮平庄,是臺灣臺中市南屯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區中部偏南。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為鎮平里西大半部。
臺灣早期移民社會建立,地緣與血緣關係相當緊密,無不聚族而居,畛域分明,因此劃分為泉、漳、客家等地區。一如上述,臺中沿海為泉州人之天下;漳州人則沿山區附近而居,如:豐原、神岡、潭子、大雅等地;而客家人則以山城(東勢、石岡、新社)為其主要分布地,而成為今日純客籍之大本營。
臺中地區客家移民分布,早期以大埔移民墾首為主導,後來嘉應州四縣移民為迎合墾首頭家,而盛行大埔音。文化互動結果,客家福佬化亦成普遍現象。
先是雍正元年(1723),大埔縣人張達京以「張振萬」為墾號,首先開發「下埤」水利,設萬定汴,灌溉岸裡大社附近一帶土地,留二份水免費提供社番使用,即所謂之二八分水,俗稱為「番仔圳」,即今之五大汴系統。同時邀同原鄉族人進墾,範圍以岸裡大社、社口、大雅等地為主。
雍正十一年(1733)張達京組成「六館業戶」出資,從樸仔籬口築埤引進大甲溪水,至乾隆十二年完成。即所謂之「上埤」系統,擴大灌溉範圍包括今豐原、神岡、潭子、大雅、北屯及西屯部分地區。同時以「割地換水」方式而獲得臺中平原大片土地開發權,為臺灣開發史上最典型的之成功範例。由此可知,早期漢族移民與水利開發息息相關。
后里過去稱內埔,開發以張、陳二姓為大姓,屬於閩客混居地帶,南安縣人張炳文、張圻招、張彥七、張送書及客籍陸豐縣人黃盛輝,永定縣人蘇昌龍;武平縣人張祥雲、饒平縣人詹灶運、詹義直等人入墾。墩仔腳為閩人張清雲一族開水圳拓墾,日治時期也招來東勢張天機一起開發。
老頭插嘴:
后里原名內埔,因與屏東縣內埔鄉同名,1955年改名為后里。
墩子腳,原寫為墩仔腳,是臺中市后里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也是全區行政中心所在地,位於該區中部及南部中央地帶。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包括墩北里、墩東里、墩西里、墩南里不含西南部。
客籍進墾典型
雍正三年(1726)部議「臺灣各番鹿場開曠之地方,可以墾種者,曉諭地方官,聽各番社與民人耕種」,於是平埔族境域開始成為半開放地區,漢人乃陸續進入墾殖。
雍正十年(1733)有汀州人由臺中方面向南地區拓殖,開發霧峰之北柳村、南柳村及丁臺一帶。而海岸平原的山麓地帶亦成為線性帶狀聚落。在雍正十年(1733)與十一年(1734)之間,由張振萬所組成六館業戶與岸裡社等訂約,以開鑿葫蘆墩圳(舊稱貓霧捒圳),引入大甲溪水流灌溉,積極開發臺中盆地。
乾隆初年,臺中附近地區以葫蘆墩為開發中心。乾隆三年(1736)有向西進至大肚臺地頂上,而建立公館庄。乾隆二十六年(1761)向東溯大甲溪達土牛。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之有樸仔籬庄。乾隆四十年(1775)建立有石岡庄。乾隆五十年(1785)更渡大甲溪建立東勢角庄。至於向南拓展而言,潭仔墘一帶,早在雍正年間,即有由張達京之兄弟張達朝、張達標等人開墾。此一期間另有廣東陸豐人黃達文、黃達慶兄弟由葫蘆墩地方南下拓墾。嗣後陸續有福建詔安人林都、平和縣人李欉等人來墾。加上雍正年間貓霧捒圳(葫蘆墩圳)開發,入墾者與日俱增。
老頭插嘴:葫蘆墩即今豐原,源自巴宰海族葫蘆墩社社名音譯。朴仔籬庄為今豐原朴子里,曾經為巴宰海族的朴仔籬社所在地,後來該社遷到今新社(新社仔),新社因此得名(清代中葉以前,樸仔離社群在今豐原、東勢、神岡、新社、石岡等區境內,即大安、大甲兩溪南北,擴及大肚溪北岸)。
至於以大墩、南屯為中心之漢人墾殖團體,則在乾隆年間向東擴及軍功寮,並向東南拓至大里杙、阿罩霧等地。可見當時在整個臺中地區
已有相當發展,而奠定今日大臺中繁榮之丕基。
老頭插嘴:
軍功寮,原寫為軍功藔,是臺灣臺中市北屯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區北部。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圍大致包括軍功里、和平里。
大里杙,今稱大里。阿罩霧,今稱霧峰。
臺中早期客家移民分布及開發
臺中早期客家移民分布,大致可分為海線、山線及市區,茲分別列述於後:
海線
乾隆初年有陸豐縣人邱姓入墾大甲日南、苑裡附近一帶。隨後永定余姓從大安港登陸。梅縣人巫朝綱家族亦至大甲地區開發,至道光年間,已有相當發展。巫氏並任大甲地區五十三庄總理,從事建造大甲城。有人說海線以泉州人為主流,其實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僅在近海從事農耕、討海或貿易為業。
清水昔稱「牛罵頭」,客籍鎮平縣人開發今清水區國姓里附近一帶,至今仍稱其地名為「鎮平庄」。而大埔縣人張姓族人贌耕平埔族牛罵社土地,並修建三山國王廟(調元宮),現廟址在紫雲岩(觀音廟)南側,與沙鹿街三山國王廟(保安宮),同樣歷史悠久,至今香火鼎盛。
由上述可知,早期客家人初期先至海線地區開發,後來再遷豐原或東勢山城附近一帶。
山線
臺中市東勢區之山城一帶為純客庄,早期由客家人之開發,自不待言。東勢客籍移民大多來自潮州府大埔、饒平二縣人,以及嘉應州之四縣人為主。茲就葫蘆墩圳流域為中心,特予列述。
一、 大埔張氏家族
臺中平原之開發先驅,以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人張達京及平埔族潘敦仔等族人之合作,割地換水,開鑿圳路,功勞最著。
根據《赤山張氏族譜》記載,張達京(墾號張振萬),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高陂鎮下灣村人,生於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先是行商閩南,並於康熙五十年(1711)渡臺初抵南部輾轉而來,踏查山野,原住彰化大竹庄。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大甲溪畔探勘荒地,初至岸裡社附近。時適該地疫病猖獗,張氏通曉醫理法,就醫之岸裡社族人多能病癒。岸裡社居民感其恩德,尊崇備至,遂獲得岸裡社族人信任。張達京於雍正元年(1723)因耕墾需水,而取水必先立碑劃定該社地界,乃與岸裡社(今大社)第二任土官阿藍之子潘敦仔等,以「割地換水」之方式,在朴仔籬口獨資築埤,引進大甲溪水至田疇灌溉。所採「割地換水」方式,係以「漢八,番二」之比率分水,以灌溉今神岡鄉、大雅鄉等全部面積達一千餘甲之土地。此乃今葫蘆墩圳下埤支線區域,亦為葫蘆墩圳開創之緣起,更是大臺中開發之啟端。
大埔張家來臺後,大房張達朝更以「張承祖」墾號開拓「阿霧林」(今潭子鄉頭家厝)。張達京堂叔張任梅、張任育等人,遂在今豐原區南坑地方開發,各建基業。張達京育有六子,仕華、鳳華均為歲進士(貢生出身)。後裔多,如今已散佈神岡、豐原、石岡等各地,並組成張五合、張七貴、張雙生、張兩美、張萬春祖嘗會。至今豐原尚留傳著名所謂的「張百萬」家族。
由於人才輩出,聲名遠播,更提升其後代子孫的聲望。於是同治年間興建「萬選居」大宅院,至今為政府列為歷史建築。宏偉壯觀古厝,百年風華,正突現著客家大伙房建築最佳風範。 (參見《大埔客家張氏發展史》)
二、鎮平李姓家族
鎮平縣舊屬嘉應州,屬「四縣人」之列。乾隆年間,鎮平縣(今蕉嶺)人,李、謝、廖、徐、吳姓移民大批湧進,以岸裡社為其開發據點。後來更以開拓北庄、社口等地,遂結集為客家人之大本營。
乾隆五十一年(1786)大里杙莊(今大里區)林爽文起事抗清,地方不靖,民不聊生。監生李安善(喬基)遂組成鄉勇守護鄉里。前後奮戰二十餘次,以驍勇著稱。事見清《碑集》。後人為追弔其忠烈,遂修建義民祠於今之「紅圳頭」。
三、詔安呂姓家族
三角仔村呂家,原籍詔安縣官陂社。其先世呂祥省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攜家渡臺,初居瓦窯庄(今潭子區)。至乾隆五十五年(1792)始遷住於此。世代篤農成家,而蔚為地方翹楚。同治五年(1866)新建筱雲山莊,甲第壯麗而冠於海東。同治八年(1869),為地方造育人材,特在岸裡社側新建「文英書院」,並聘舉人吳子光講學於此。光緒十四年(1888),呂賡年中式舉人,書香繼代,有「海東三鳳」之稱。至今猶為地方豪族。
四、 鎮平吳姓家族
岸裡吳家,原籍鎮平縣(今蕉嶺)神岡社人。其先世吳維信於乾隆年間來臺,初居岸裡社(今神岡區岸裡里),由經營有方,遂在此置產業。後因分類械鬥迭起,族人多入墾內山一帶,或移居銅鑼、大湖等地。道光十七年(1837),吳子光再度來臺,初居岸裡社,並獲識三角仔庄殷戶呂世芳。後來受聘講學於文英書院,從此地方文風大振,人才輩出。同治四年(1865),吳子光中式是科第五十二名舉人,遂在今銅鑼鄉樟樹村,修建「雙峰草堂」,畢其終生。除從事教育工作外,著作頗豐,至今學術界咸認為早期臺灣文學之先驅。
五、 陸豐林姓家族
社口林家,祖籍惠州府陸豐縣人。其先世於康熙末年來臺,初居牛罵頭、武鹿等地(今臺中市清水區)。後來始移至社口庄,務農為業,家道大昌,遂為地方巨族。同治九年,林振芳以例貢生捐授中書科大夫職銜,遂將宅院改稱「大夫第」。後來地方林姓族人共同推舉為林家族長。光緒年間,林伯璿、佐璿兄弟均取進府學(俗稱秀才)。林家人丁眾多,且其融洽和樂,為地方所稱道。
市區
一般而言,臺中市區早期客家移民,以現在行政區而分,大致可分為南屯、西屯、北屯區等。後來因大批漳州人進墾,原有客籍福佬化,為「漳州客」大本營。
臺中地區漢人移民進墾,以閩、粵籍移民為主,並積極從事土地開發活動。以臺灣中部開發而言,即有以民間組織模式在土著與漢人合作開拓模式先例。在族群融合文化互動之下,首先規劃開發水利設施,並組成「六館業戶」進行開發,以擴大灌溉面積。
先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起,中部濱海地區原住民,連年發生叛變。當時北路參將張國(晉江人,後調定海總兵),平定亂後,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其部屬、族人招佃開拓貓霧捒社附近一帚荒野,遂漸成聚落;如:今南屯之鎮平庄、永定厝等地,即由大墾戶劉源沂、黃鵬爵等人所主持。當時張國雖招佃墾成「張鎮莊」,即今南屯附近一帶。惟生番擾害,迨康熙五十八年(1719),總督覺羅滿保,飭令毀莊散佃。至今鎮平庄附近,尚有「破大厝」小地名,似與毀莊有關。
一、 犁頭店
早期移墾社會,急需農具製造供給,於是「犁頭店」於焉成立,此即今南屯原地名之由來。客家人因原鄉山區生活難辛,向海外謀求發展為其最大宿願。初期以嘉應州、潮州府、汀州府之客家人移民至此拓墾,隨後大批詔安客亦至馬龍潭附近開發。
犁頭店乃今南屯之舊稱,位於臺中市西南部,地處大肚臺地之南段東側緩斜面,有土庫溪、排仔溪從北向南,貫穿而過,平疇沃野,為臺中市重要農業區。
南屯地區原為平埔族(巴布薩)貓霧捒社之所在地。康熙末葉,初由定海總兵張國等招佃拓墾。雍正十年(1732),設貓霧揀巡檢衙門。翌年初置汛防,臺中之設官自此始。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抗清事起,當時犁頭店、大里杙之街肆毀於兵火。事後重建家園,農具製造與販賣,大量需求,於是街道商舖以製造農具犁頭等最著,地名因此而得稱。
乾隆年間,詔安人廖姓移民更從二崙移墾。而平和縣人賴、張、何、陳姓移民以馬龍潭附近為據點,聚族而居。後來遂成為地方之大族,並以漳州客移民為其主流。
緬懷當年岸裡社所請墾土地,遂為漢人移民社會所建立。客家庄有永定厝黃姓、鎮平劉厝庄、三塊厝江姓,同時亦奠定大臺中發展繁榮之基礎。
二、 西大墩
西大墩為今臺中市西屯區之舊稱。因與東大墩(臺中市區舊稱)對稱而得名。大正九年(1920)日本殖民政府修改地名,而簡稱為西屯。今臺中市區舊稱之 「東大墩」則未沿用。
溯自乾隆年間,岸裡社通事張達京(墾戶張振萬)邀同漢人組成「六館業戶」,開鑿葫蘆墩圳,向岸裡社以割地換水方式,而取得南至「大姑婆莊」之開墾權,則已達此地界。今西屯地區仍以廖氏為大姓,具有血緣聚落之特色。
西屯廖氏早期來自詔安縣官陂社坪寨村,如今廖氏建有祖祠十餘座為其標誌,且多尚武,蔚為地方風氣。
三、馬龍潭
馬龍潭為今西屯區龍潭里之舊稱。馬龍或稱馬鳴,其地名譯自平埔族語(Hematarin),其意為祭祖靈地,又稱「馬粦」為其社部落。毗鄰下七張犁庄,早期係賴姓聚落,建有祖祠。同治十三年(1874),本地廖有富、廖江河兄弟恃其豪強,霸佔西大墩附近十二庄張家土地(北至廣興庄,即今八張犁)。事後,官府抄沒佔地充公,今本地有不少以「抄封」為地名,即與此事有關。(參見《西大墩史》)
四、三十張犁
北屯舊稱三十張犁,早期為平埔巴宰族(岸裡社)所屬荒埔地。康熙五十四年(1715),岸裡社土官阿莫請墾。雍正年間,由六館業戶鑿圳開墾後,由六館業戶之「秦登鑑」分配所得份額三十張,此即地名之由來。開拓初期所墾成土地之面積有一五○甲(按開墾時每張犁以五甲地計算)。大正九年(1920),以其地處大墩街之北而得稱,改名為「北屯」。三十張犁之東南方有「頭張」、「 尾張 」二小村,可能即為當年拓墾之起迄點。由頭張向南開墾至尾張,共有三十張土地。康熙末年,初有平和縣人(原籍詔安縣田心社)賴天、賴帝、賴日明、賴福富等入墾於此。乾隆四十年(1775),復有賴雲從、賴玩生、賴利生、賴振淵、賴寬等人,自祖籍地平和縣心田社赤嶺村來臺中開墾。並將開發土地以五分比率,分為兩庄,即今三分埔、二分埔。賴雲從(第十五世)有五子:天水、天仙、天河、天露、天在等兄弟。遂由三分埔移居「賴厝廍」開拓,設蔗廍,從事製糖生產銷售,地名因而得稱。相傳「賴厝廍」開發初期,並未參加水份。後由賴雲從後代所規劃開拓,見諸古文書。於乾隆末葉,三十張犁秦登鑑之土地權,早為賴家所取代。賴家蔚為地方巨族。(參見《三十張犁與賴氏沿革》)
五、三分埔
三分埔即今臺中市松竹里所在。其地名之由來,與墾首劃分墾成埔地之分配額有關。南鄰二分埔,當年係由賴姓移民至此拓荒落籍。後來建有多座祖厝。五美堂樹德派後裔賴日貴,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有清一代,例授歲進士(貢生),平時善營積,躍居當年臺中首富,名噪一時。
六、大里杙
大里舊稱大里杙。早期以大肚溪河運可達,設站集貨物於此。初設停船杙、舟楫,方便為當年營運糧食(稻米)往返大陸之內河口港。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抗清之役,清廷派南澳總兵藍廷珍來臺征討。事平後,藍氏以此地肥沃,遂募「官佃」模式開拓,而後形成「隆恩堵」(隆恩租係官租之一種)。雍正三年(1725),上憲發現臺灣土地拓墾日廣,而所收田賦有限,於是勸藍氏獻出491 甲充公。惟不久又發現尚有五百多甲,可見當年土地開發已有相當發展。(參見《大里杙與隆恩租》)
乾隆初年,有平和縣人林元章等人來墾。乾隆十一年(1746),林石以及詔安太平寨曾玉音等人又至。由於大批移民進墾,遂成臺灣中部大聚落。有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四諸羅、五竹塹、六大里杙」之稱,可見當年繁華景象之一斑。
大埔客家移民石岡、東勢入墾史
98.12陳瑛珣「台灣中部大埔客家移民文化圈的形成 石岡、東勢大埔客家宗族組織與公益團體的薪傳」摘錄
康熙後期,石岡開始有客家移民入墾。至乾隆 26 年(1761),漢人墾拓已到達今日土牛村。官府在該處築有 19 個土牛作為漢番之界,嚴禁漢人越界進墾。
石岡、東勢地區的開發,跟大埔客家人的原鄉經驗有著密切關聯。明瞭大埔客家人的原鄉生活背景,方能理解為何台灣清代石岡、東勢地區的開發會由大埔客家人主導。
台中縣行政區域
石岡早期移民以潮州府人為主流,大埔縣籍居多。從石岡早期移民開墾地點的先後順序來看,早期入墾者,大多由牛罵頭(今清水),再入墾石崗仔、金星面一帶。較早入墾的家族崁下林家(林仕泰)拓墾石崗仔,則金星張家(張達京)拓墾金星面。後來入墾的,由南部嘉義或彰化方面入墾,因石崗仔已被他人開發,只有進入土牛、社藔角(今石岡鄉萬興村)一帶拓墾。像劉家(劉元龍)便去土牛拓墾,而郭家(郭若朋)則去社藔角拓墾。客家移民家庭會順利在定居地,完成移民過程,通常需要具備三項條件:一個出色的領導者、一個有力的宗族組織,以及一片家族專屬開發的土地。
移民家族從原鄉到定居地,過程相當艱辛。移出家鄉,遠離族人,身在異鄉,孤獨無依之感油然而生,於是便產生一股凝聚移居地族人的渴求。當客家移民到移居地落腳生根之後,聚合當地族人的念頭不減反增。聚合當地族人不僅是精神的需求,同時也是物質的需求。為了鞏固生存資源,在一特定區域由同姓族親來共同佔有土地資源,可以強化族人生存的經濟力量。
清代台灣大埔客家人聚族在中部石岡開發,夥房林立;居民多以務農為主,主要生產農產品,同時維持傳統農業產銷方式經營。社區組織除一般行政系統與村、鄰外,主要有祭祀公業的宗族。地方宗族共同持分土地情形甚多,「連棟平房――土角厝」多為宗族共同持分之土地與建屋。為了能夠在移居地永續經營,宗族組織在此地運作活躍,憑著族譜、祠堂與嘗田,作為凝聚族親等三大憑藉。,在定居地形塑出客家家族的歷史集體記憶,營造客家族群特有的文化生活共同圈。
本研究以石岡、東勢的宗族組織與公益社團為個案調查的主要研究對象。公益社團屬民間自發性組織,其成員大多來自於地方上有勢力的家族,因此,研究台灣大埔客家聚落在中部石岡、東勢形成大埔客家文化圈的過程,地方上幾個重要家族,對大埔客家人開發台灣東勢地區,有重要的影響的,勢必是研究的主要對象。
家族是傳統社會組成的重要單位。客家移民渡海來台發展,家族對於地區聚落開發的歷史脈絡中,血緣關係是其軸心。以血緣所形成的宗族聚落,在移民社會中出現特殊的祖厝、祖宗崇拜。家族裡的建築像是祠堂,具有「位序」的空間觀念,使得整個家族的空間組織與人群結構,也呈現出中國傳統社會規範與社會關係。在山多田少、移民盛行的閩、粵地區,傳統客家家族民居跟祠堂空間配置,除了大體符合中國建築的格局,同時反映出該地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居住人群的社會關係。客家聚落景觀也顯示歷史發展與生活空間演化的軌跡。台灣中部更因為開闢林場的需要,信奉行業神巧聖先師魯班。大埔客家移民以巧聖先師廟為中心,形成一個特有的大埔客家移民聚落。東勢靠山原屬於泰雅族與拍宰海族的大馬璘社等族群的荒埔地,人煙罕至,土著族人棲息其間。雍正年間,才有粵籍移民至此。及至乾隆末葉,來墾者日增。清乾隆 35 年(1770)7 月,由匠首鄭成鳳率同小匠近百人,進入東勢地區搭建工寮、草屋 30 餘間,以便採取軍用木材,上繳清朝政府。清乾隆 40 年(1775)客家人深入東勢角山林謀生,與泰雅族爭奪山林生存空間,惶恐不安。回大陸迎取巧聖仙師令旗和香火,到東勢伐木工寮內奉祀,祈求平安。移民入墾人數漸增,以巧聖仙師廟為中心,形成當地第一個聚落,也成了街市,被稱為「寮下匠寮堡」。乾隆 43 年(1778),漢移民以社藔角為中心,與土著族人交易(俗稱「換番所」)。劉中立、薛華梅當番割(社商)。為禦番害,嗣設銃櫃,配置隘丁,並在大甲溪東岸(南、北片莊)附近築匠工寮舍。開發上、下辛莊地區之後,移民聚落逐漸成形。清光緒 13 年(1887)東勢地區第一個官方「東勢角撫墾局」成立,辦公地點設在仙師廟內。當聚落面臨人口成長壓力、經濟活動需求與結構改變,以及社會價值觀念與結構的複雜化,聚落的空間配置也將隨之調整與重組。從仙師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大埔客家人開墾東勢的足跡,以及形成大埔客家文化圈的線索。族群的形成,是因為這群人有生存的需求。在生存心態上的表現,首先是把有利於己的因素加以強化,拿一套共同的社會和文化特點或價值觀,將群體連結起來,擴大群體生存空間與生存力量。陳支平說:到了明清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增強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客家人衝破閩、粵、贛三省交界邊區的界線,向廣東南部擴展,從而與這裡原有的漢民發生嚴重的衝突。閩、粵、贛三省邊區居民為了適應外移過程中所發生的矛盾衝突的需要,他們自身團結和族群凝集的意識空前高漲,族群的自我意識和標榜,便有了極為重要的意義。
台灣中部客家移民不論時間先後,都跟境內的福佬人生活在一起,傳統文化、習俗、語言彼此影響,使語言風俗方面呈現出特有、多元的豐富色彩。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保留了客家文化特色,同時也兼採並用福佬的社會風俗,形成台灣多元族群組成分佈中最獨特的區域。
本研究個案調查,以宗族組織、公益社團為調查研究的主要對象。調查地點以臺灣中部石岡、東勢大埔客家聚落的宗族組織、公益性社團為主。討論大埔客家人開發石岡、東勢地區,將從因應現實需求所產生的自發性社會組織的歷史沿革,觀察大埔客家族群在台灣中部發展出來的文化生活圈如何形成。進而觀察大埔客家人不斷播遷與擴張的生命力,以及在過程中客家人文性格的演變。
大埔客家人在台灣中部山城聚落開發歷程
家族為傳統社會組成的重要單位。客家移民渡海來台發展,家族對於地區聚落開發的歷史脈絡中,血緣關係是其軸心。以血緣所形成的宗族聚落,在移民社會中出現特殊的祖厝、祖宗崇拜。家族裡的建築像是祠堂,具有「位序」的空間觀念,使得整個家族的空間組織與人群結構,也呈現出中國傳統社會規範與社會關係。在山多田少、移民盛行的閩、粵地區,傳統客家家族民居跟祠堂空間配置,除了大體符合中國建築的格局,同時反映出該地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居住人群的社會關係。客家聚落景觀也顯示歷史發展與生活空間演化的軌跡。
台灣中部更因為開闢林場的需要,著重行業神:魯班信仰。大埔客家移民以巧聖先師廟為中心,形成一個特有的大埔客家移民聚落。東勢靠山原屬於泰雅族與拍宰海族的大馬璘社等族群的荒埔地,人煙罕至,土著族人棲息其間。雍正年間,才有粵籍移民至此。及至乾隆末葉,來墾者日增。清乾隆35 年(1770)7 月,由匠首鄭成鳳率同小匠近百人,進入東勢地區搭建工寮、草屋 30 餘間,以便採取軍用木材,上繳清朝政府。清乾隆 40 年(1775)客家人深入東勢角山林謀生,與泰雅族爭奪山林生存空間,惶恐不安。回大陸迎取巧聖仙師令旗和香火,至東勢伐木工寮內奉祀,祈求平安。
移民入墾人數漸增,以巧聖仙師廟為中心,形成當地第一個聚落,也成了街市,被稱為「寮下匠寮堡」。乾隆 43 年 (1778) ,漢移民以社藔角為中心,與土著族人交易(俗稱「換番所」)。劉中立、薛華梅當番割(社商)。為禦番害,嗣設銃櫃,配置隘丁,並在大甲溪東岸(南、北片莊)附近築匠工寮舍。開發上、下辛莊地區之後,移民聚落逐漸成形。清光緒 13 年(1887)東勢地區第一個官方「東勢角撫墾局」成立,辦公地點設在仙師廟內。當聚落面臨人口成長壓力、經濟活動需求與結構改變,以及社會價值觀念與結構的複雜化,聚落的空間配置也將隨之調整與重組。從仙師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大埔客家人開墾東勢的足跡,以及形成大埔客家文化圈的線索。客家移民不論時間先後,與境內的福佬人生活在一起,傳統文化、習俗、語言彼此影響,使語言風俗方面呈現出特有、多元的豐富色彩。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保留了客家文化特色,同時也兼採並用福佬的社會風俗,形成台灣多元族群組成分佈中最獨特的區域。以宗族組織為調查研究的主要對象。調查地點為臺灣中部石岡、東勢大埔客家聚落的宗族組織為主軸。因為研究族群文化現象,是一項複雜而且龐大的課題。客、閩漢人與原住民雜處的地理環境條件下,對比出來區域社會文化同質性與特殊性,比較容易釐清客家文化圈裡的社會價值觀。
客家精神不是憑空而生,也不是憑著幾個大官或文人塑造出來。應該從客家祖先性格的延續,加上客家人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等自然條件的累積,發展演變而來。為了展現客家族群活絡的生活精神,不過度簡化地作流行觀點的覆述,討論大埔客家人開發石岡、東勢地區,將從因應現實需求所產生的自發性社會組織之歷史沿革,觀察大埔客家族群在台灣中部發展出來的文化生活圈如何形成。進而觀察大埔客家人不斷播遷與擴張的生命力,以及在過程中客家人文性格的演變。
石岡、東勢的同姓地緣聯盟產生背景
台中縣歷經平埔族、原住民族及福佬人、客家人的拓墾定居,在明鄭時期鐵砧山與大肚地方為屯墾開拓地區。大安港是漢人移入的重要港口,而今日大肚、龍井一帶,背山面海是台中縣開發最早地區。乾隆年間水裡港街 (龍井鄉) 、牛罵頭街 (清水鎮) 、沙轆街 (沙鹿鎮) 、大墩街 (台中市) 及犁頭店街 (台中市) 等主要聚落形成,更進一步發展今卓蘭、東勢、新社、石岡等鄉鎮及太平、霧峰等市鄉。
臺灣中部以客家人聚集的石岡鄉,過去稱為石岡仔為例,客家人跟平埔族人相商,築社貿易,此地是拍宰海平埔族 (Pazeh) 樸仔籬社群 (Varutto)分佈地區(《臺中縣志》「樸仔籬社群包括社藔角、大湳、水底藔、山頂、大馬璘等五社,分佈於大甲溪中游縱谷中或新社河階上。其居地與強悍之南勢群泰雅族為鄰。」)。開墾地區日廣,伐木闢地之時,其間與強悍之泰雅族南勢群為鄰,時常因為拓墾、伐木深入內山,導致雙方衝突日甚。依照族譜資料,各族開基祖都有跟原住民相處的紀錄,如能夠處理好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番害一除,生存空間安全得到保障,移民聚族而居,族群日益擴大。
乾隆 12 年(1747)客籍移民先後入石岡仔,乾隆 26 年(1761)清廷在土牛莊立碑,禁止漢人越界開墾。劉家全家移民到這裡的時間為乾隆 24年(1759),經過兩年之後,清朝劃地立界,禁止漢人入番地。清廷在此立民番分界碑石。以土築成,做為防禦工事之用。由於拱起如牛背狀,故稱「土牛界碑」。土牛村是客家移民跟當地原住民居住處相當接近的地方。東勢石岡劉元龍家族便定居於此。劉氏家族因為跟原住民的生活相處得相當融洽,所以能順利地在土牛村立足生根。石岡仔聚落約在乾隆年間形成,此間,石岡土牛地區變成漢番緊張地帶,雙方競爭生存空間,糾紛不斷。
石岡劉家族譜記載一樁漢番糾紛的歷史,源於土牛一帶熟番打死漢人,漢人告官到彰化縣府,縣府為了維護地方安寧,擬派兵鎮壓熟番。粵、閩聯合將原住民逐出此地區,熟番聞訊紛紛將土地變賣,準備逃離土牛,遷到埔里居住。
番土官的田產廉售給平時就有日常生意往來的漢人「豆腐進」。原住民急於離開之際,用田契交換鹹菜、菜乾、米糧、錢等作為移居的路費。這種臨時的土地買賣交易,交易金額不足以全額支付土地價金,賣掉的僅是俗稱:「田皮」而已,並非杜絕賣斷田根。因此,日後,埔里的熟番回到土牛作客,稱為「翻田根」。在劉家形成一種傳統,跟原住民之間有個親切的傳說故事。《劉氏族譜》說:後來這些平埔族人(熟番)遷居埔里後,每年冬至節來到石岡的文進公家裡做(作)客,順便向文進公表示「以前這些田賣了大(太)便宜了,請再補點前意思意思」。也都拿點錢給熟番回家過年,久而久之,住在埔里的熟番可說年年「回娘家」作客。
原住民跟臺灣中部開發關係如此密切,以台灣中部台中東勢一帶的開發,就不能忽略掉張達京家族的發展史。
註:張達京是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赤山鄉下灣村人,生於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先是在閩南做生意,然後康熙五十年(1711)渡海來台。原住於彰化,康熙五十五年(1716)初抵達岸裡社附近,因為通曉醫理,受到岸裡社族人信任。張家在神岡開發,石岡鄉金星村屬於後裔張七貴公派下。現有公廳與夥房(921 地震夥房是少數安然無恙建築之一)。
台灣中部平原一帶,曾經是巴則海平埔族居住游耕的地方。此地開發是以廣東潮州府大埔人張達京在詔安客家人廖朝孔協助之下,與平埔族潘敦仔等族人合作,於雍正元年(1723)因開墾所需,採「割地換水」策略,以「漢八,番二」比例分水權,利用水權換取巴則海人地權,並召集漢人屯墾。水圳灌溉所及,為現今大台中地區。佃戶多以廣東省大埔縣客家鄉人居多,使得台中東勢一帶,為台灣大埔客家移民密集地區。
七大家族在石岡
康熙後期石岡開始有客籍移民入墾。至乾隆 26 年(1761),漢人墾拓已達今日土牛村,築有 19 個土牛為漢番之界,嚴禁漢人越界進墾。石岡早期移民以潮州府人為主流,大埔縣籍居多。
老頭插嘴:大埔舊屬潮州府。今日大埔縣為廣東省梅州市下轄縣,位其東部,北邊和東邊與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漳州市平和縣相鄰,南邊接壤豐順縣和潮州市饒平縣,西邊與梅縣區、梅江區相鄰。下轄14個鎮:湖寮鎮、青溪鎮、三河鎮、銀江鎮、洲瑞鎮、光德鎮、桃源鎮、百侯鎮、大東鎮、大麻鎮、楓朗鎮、茶陽鎮、高陂鎮、西河鎮、豐溪林場、洲瑞林場和大埔林場,縣政府所在地為湖寮鎮。
大埔地圖
這 7 大家族先後開墾石岡,分別在石岡各村落聚族而居。從石岡早期移民開墾地點的先後順序來看,早期入墾者,大多由牛罵頭(今清水),再入墾石岡仔、金星面一帶。崁下林家(林仕泰)與金星張家(張達京)係較早入墾家族。
石岡七大家族渡台時間圖
石岡七個移民家族分佈圖
後來入墾者,由南部之嘉義或彰化方面入墾,因石岡仔已為人所開發,乃進入土牛、社藔角(今石岡鄉萬興村)一帶拓墾。劉家(劉元龍)開發土牛,而郭家(郭若朋)則開發社藔角。
家族原籍與台灣定居地分佈表
客家移民生存態度,採系統化的族群控制模式。據石岡彭城堂《劉元龍公派下家譜》記載:劉啟成名「文進」,父親永順公原籍廣東省大埔縣高陂鄉烏槎村。於乾隆中葉時,自大埔縣東渡來台,住石岡以賣豆腐為業營生。
註:石岡彭城堂創建於清嘉慶末年,至日昭和四年(1929)重修,迄今已近兩百年歷史。建物以德馨堂為中心,神龕正中是「十五世祖恩授貢生謹成文進劉公」之祖牌,傳下祖先牌位左右並擺。神龕正面尚有木刻雕花金飾,精美雅緻。於 921 地震傾倒,民國95年五月重修落成,內有客家文物館。
劉文進另有傳記於家譜中。傳中說劉文進幫忙家業,除了將父親所做豆腐供應至伯父永萬公的店舖兼銷外,也挑著豆腐至莊外沿街叫賣,人稱「豆腐進」。由此可知,劉元龍的幾個兒子渡台定居之後,彼此間從事的營生有流通的關聯性。於此可推知:這個家族應該是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態。
在定居地建立其對某種有效經濟資本的獨佔。首先是自然經濟資本市場的獨佔,其次是山林資本的獨佔。山區經濟統較難形成傳統的商品經濟體系,而是在狹小的盆地實施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體系。山林資源也是一種靠山吃山典型,有效維護並獨佔山林資本,成為家族生存的基本條件。所以,家譜中藉由風水林傳說,制止族人濫砍山林,維護風水之說,甚為有效。宗祠修建與祭祀公業成立,可以視為家族在地化的社會象徵。也是維繫家族活動所需要的重要經濟支援,作為凝聚家族力量的重要靠山。
客家人注意生活的環境,無論是生前或者死後,有所改變的是對環境的調適,這種對於生活空間的重視的文化傳承,物換星移,是沒有變動的。一九七五年編修《連氏族譜》。族譜中有譜序和家訓,並附上祖籍地買地建祠契約書兩紙。體例內容簡單。其中家訓有 10 則:
1. 要敬天地,禮神明。
2. 要孝雙親,愛兄弟。
3. 要勤習詩書,力行聖訓。
4. 要勤耕種,以足衣食。
5. 要和宗族,睦鄉鄰。
6. 要平心接物,厚道待人。
7. 要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8. 要奉行善事,廣積陰功。
9. 要教子孫習成一藝,勿為遊人。
10. 要習風水,安祖先,以蔭後人。
客家人聚族而居與空間選擇的關係,具體呈現於「聚落—生態—環境」的氛圍。《連氏族譜》中標榜一個家族要如何立足於天地神人之間,懂得跟人群相處,代表著合乎社會倫理規範。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強調人跟大自然和平共處,族譜明確標示子孫要懂得風水,才能夠安頓祖先,庇蔭後代。此中彰顯的是,大埔客家移民文化中尊敬大自然的精神。
以族譜做為臺灣大埔客家移民宗族紀錄材料,用以分析族群與地方互動的關係。瞭解台灣客家聚落,有計畫地運用共同祖先留下的田產,發展出一種有效的管理模式。謝重光說:從「十二世孫廷翰輩適柄家政」一語,可以看出家族蒸嘗田是有一套族人輪值管理制度的,而家族歷史能如數家珍般細細道來,則必有族譜作為依據。祠堂、族譜、蒸嘗田產,這些構成宗族社會的基本元素都已具備,還設有以家族為支撐的書院,族中子弟人才輩出。
祠堂的修建、族譜的修撰,以及墟市的設立等宗族社會的基本元素,大略可以反映一個宗族發展成熟的軌跡。22當一個家族購買公業田產,制定管理規約,顯示此一家族已經從暫居型式的移民型態,逐漸往定居型式的移民轉型。業已成功在地化,能夠凝聚共識,結合經濟力量,擴大社會影響力。
小結
石岡 7 大家族所組成的同姓地緣組織,建構當地社會成為大埔客家移民的一種極為穩定的社會狀態,如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認為中國的村落是在純世系統中,屬於最古老又最頑強者,中國始終是家庭的堡壘,個體在這種相互依賴體系中,既得到支持的力量,也養成個體的惰性。展現出客家族群特徵,諸如:農村家族自治,極重體面和崇尚骨氣,重視仕學,富傳統倫理,向外移殖等社會及文化的特徵。經由歷史長期遷移及定居山區,社會生活適應自然環境,為求生存發展,所激蕩而成的社會特色。
劉文進自大埔縣分支來台,發跡石岡石岡鄉土牛村,建造劉氏祖祠德馨堂,大門左右兩柱的對聯是:「埔邑啟宗支德業鴻施書校千行傳後世,石岡成族系馨名鵲起人膺五貢紹前徵。」這說明客家族群刻意利用祖堂的楹聯,形塑該宗族的地方感,進而產生宗族凝聚的力量。
客家先民從粵東到台灣,歷盡千辛萬苦,才得以落地生根。在艱難的拓墾過程中,發揮了超強的客家宗族內聚力,成功地鑄造出客家文化的新典範。面對台灣複雜的山川地形,又需要當閩南人與原住民的好鄰居,憑藉的就是靈活變通,化敵為友的客家精神。大埔客家人不願捲入漳、泉械鬥,毅然轉往近山的石岡一帶發展。他們靈巧地運用水利設施,就像變魔術般,化旱田為水田。此因大埔原鄉亦為山區,所以大埔客家人對山區的墾殖,才能如此得心應手,才能打造出的客家理想家園。
因為此地經過許多的族群衝突與融合,在石岡、東勢一帶聚居,成為一個同姓地緣聯盟。彼此間在原鄉已經是有地緣之親,到了臺灣,選擇比鄰而居。分析七大家族的原鄉,繪製圖形,可以瞭解大埔客家文化圈,實屬介於潮汕語(閩南方言)與大埔客家語(客家方言)區的兩者語言文化之間,在台灣選擇居住在台中,此地的閩南人跟客家人在語言溝通上,一般沒有太多隔閡,雙語交替使用,成為石岡、東勢常見的情形。
萬興宮及巧聖仙師廟內大埔頭家的長生祿位
走進中部客庄的地方廟宇,令人眼睛一亮的是,竟然可看到福佬人熟悉的神明。不僅有天上聖母(媽祖),竟然還有鄭成功。客家人也供奉福佬人信仰的神祇,顯示客家人與福佬人的族群關係已水乳交融。
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東勢鎮巧聖仙師廟內,與義民牌位並列的是,開發石岡、東勢有功的大埔劉家遷台第四代劉章職;而開發大台中的大埔頭家張達京,他的長生祿位也供奉在神岡鄉萬興宮媽祖廟二樓。為了對於當初發起建廟有功者,或當地社會組織的意見領袖之類對社會最有貢獻的領袖人物,感念在心,永誌不忘,將其祿位供奉在廟裡,作為當地居民膜拜的對象。結果藉由不斷入廟燒香,對大埔客家代表性人物進行祭祀儀式,有效凝聚當地群眾的向心力。
在廟裡奉祀大埔頭家的長生祿位,長生祿位成為貫穿人、神之間的媒介,讓這類顯赫人物的事蹟,藉由長生祿位,在廟裡接受後人的祭拜,其功業得以不斷宣揚,令大埔客家子孫景仰,有效形塑出大埔客家人的歷史集體記憶,而對大埔客家產生認同感。
社口萬興宮位於神岡鄉社南村中山路 551 巷,主要供奉的是天上聖母(即媽祖)。據〈社口萬興宮重建落成記〉,此廟創建於雍正 11 年(1733),緣起於雍正 9 年(1731),大甲西社首魁聯合數社倡亂時,張達京統領(岸裡)社勇敉平有功,受清廷褒賞,於是引進香火歸台至此。現今殿宇為民國 9 年(1920)重修。
岸裡大社總通事張達京與岸裡大社總土官潘墩仔兩人蒙雍正皇帝召見。他們從北京面聖返台時,路經媽祖廟。返台後,即由張達京捐土地,潘墩仔出資金,在社口興建媽祖廟萬興宮。原奉祀於瓦窯腳,後因地理環境欠佳,移廟現址,座東朝西。傳說萬興宮是以潘墩仔兒子士萬、士興兩人的名字,從中各取一字,作為廟名。由此可知該廟與昔日岸裡大社關係密切。
註:關於萬興的命名,〈社口萬興宮重建落成記〉有另一說法:「社口迺曩昔岸裡大社之出入口,漢人入墾後又稱為『萬興莊』,蓋本宮而得名也」。
社口萬興宮二樓奉祀張達京長生祿位。獲奉祀廟內,顯示祿位內人物必對該廟興建(修)曾作重大貢獻。而所謂貢獻,通常不外乎捐地與捐款兩項。
張達京擔任通事,並取得岸裡社族人信任,對於當地開發扮演重要角色。在土地開發方面,自從他在雍正元年(1723)通事任內,由土官潘墩仔合作,將該社草地交由張達京墾闢。雍正 11 年(1733),再與潘墩仔合作,以「割地換水」方式拓墾台中平原西北部。雍正 12 年(1734),張達京籌組六館業戶,出資開鑿葫蘆墩圳,加速開發大台中平原。促使包括閩南人在內的漢人大量湧入,促進岸裡社人跟漢人密切接觸。從媽祖廟的建立,可看出閩南人的媽祖信仰已普及於平埔族人。萬興宮興建之後,岸裡社的平埔族人也和漢人一樣,以媽祖為地方的信仰中心。
清代東勢角範圍包括今台中縣東勢、石岡、新社、和平四鄉鎮。這個在大甲河上游兩岸的「山城」,居民主要是廣東省大埔縣遷移來此的客家人。未開發前,原屬於泰雅族與拍宰海族的大馬璘社等族群居住、活動的荒埔,人煙罕至。
雍正 3 年(1725),閩浙總督滿保奏准台澎水師戰船於台灣設廠修造。於是南北二路各設軍工料館,採伐大木,以為船料,而檄匠首任之。清政府入山採辦戰船的軍工匠制度,成為漢人加速開發山地的一大助力。清政府派員進山採備修造戰艦所需物料,集中在軍工廠統籌運用。清政府對台灣漢番管理,採取措施以自然地理上「立石」(即豎碑)為界線,地圖上劃線,嚴禁漢人入墾。
乾隆 22 年(1757)據報彰化縣府報私開禁地範圍有清水溝、集集埔、八娘坑、萬丹隘、東勢山腳庄等處。官方為避免民番雙方衝突與殺戮,在乾隆 26 年(1761)正月,勘定界址。西部山麓沿線隘口於「朴仔籬」社建造 19 座土牆(今石岡鄉新社鄉交界處台地),並挖掘深溝,成為當時漢人與原住民具體的界線。
確定界址之後,將部分接近生番的田園和埔地劃出界外,即令各庄寮遷移。漢、番交界處,由守隘熟番管轄,准許自耕或作為獵場,並由熟番(平埔族)管業課稅。清政府企圖以熟番作為漢人與生番之間的緩衝區,這個地方卻成為漢人染指的三不管地帶。尤其有熟番守隘,清政府的三重管制方式,使漢人不必直接面對生番的威脅,無所忌憚地越界開墾。
老頭插嘴:略涉台史的人都知道「土牛」與「土牛界碑」是清代官府分隔漢、番的界線。這是後世官方與學者有意的誤導,「土牛」分隔的是後來被日人稱為高砂的生番(國民政府改稱山胞,後稱原住民),熟番(平埔族)一直與漢人混居,也迅速漢化,幾代以後就與漢人無異,穿漢服、口說閩南話,不知情的人視他們為漢人,通常他們也冒充漢人,自稱「台灣人」。
乾隆 35 年(1770)7 月,匠首鄭成鳳率小匠近百人,進入東勢山區搭建工寮、草屋 30 餘間,以便採取軍用木材,上繳清朝政府。趁機深入東勢角山林謀生的客家人,與泰雅族爭奪山林生存空間,關係緊張,惶恐不安。於是回大陸迎取巧聖仙師令旗和香火,至東勢伐木工寮內奉祀,祈求平安。
出身石岡望族的貢生劉章職、東勢的監生楊芳齡與士紳楊及任、郭春榮等人,集議在匠館地址重建仙師廟。清道光 13 年(1833)重建匠館,時間見於仙師廟右側廊下木刻匾額:「道光 13 年(1833)冬月重建匠館。總理劉章職、副理郭春榮、副理楊及任仝立」。新廟重建落成,寮下總理劉章職,上奏北京。結果宣宗皇帝御賜「北城侯魯太夫巧聖仙師神位」勒牌。巧聖仙師廟以宗教力量,結合地方以宗族為首的鄉紳勢力,齊心合力維護地方治安。大埔移民在此逐漸形成宗族,推舉曉事者來操持地方事務,以便穩定社會秩序。
註:道光 12 年(1832),因「張丙」滋事案有軍功,劉章職(例貢)被授予六品頂戴。
老頭插嘴:張丙事詳見拙作「張丙之亂」
石岡土牛村劉氏家族開台祖劉元龍(第十三世),在康熙後期從原鄉廣東大埔縣高陂鎮烏槎村渡海來台發展。經過三代之後,在第十五世子孫劉文進發跡後,劉文進本身為嘉慶年間貢生,其長子章仁為道光年貢生,次子章職亦為貢生,三子章喜、四子章崧則為郡庠生。父子五人均望重名威。章職擔任寮下總理,管轄範圍在今日石岡、東勢、新社、和平地區。
劉家宗族影響力逐漸從石岡,往東勢地區發展,時值第十六世劉章職36擔任官方任務,並消弭地方族群衝突,負責維護地方安定,劉章職在石岡到東勢的大甲溪渡口成立義渡會,為了消弭族群械鬥。起因於清朝道光 13 年(1833),18 名少女搭渡船到東勢鎮看戲,卻發生船伕調戲少女。眾少女因驚慌,導致渡船翻覆,而全數罹難。在那個閩、粵械鬥頻傳的時代,此案差點釀成族群械鬥。幸好劉章職出面籌錢成立義渡會,聘僱船伕免費幫人渡河,才消弭了一觸即發的械鬥,獲得彰化知縣李廷璧頒贈「仗義恤鄰」匾額。
大埔客家移民入墾人數漸增,形成以巧聖仙師廟為中心的聚落。仙師廟前人群聚落的密集狀況,見諸於現在藏於仙師廟中的一塊花崗岩石碑,年代為光緒 12 年 3 月(1886),面積縱 52 公分,橫 37 公分。這面〈嚴禁霸佔廟前餘地碑記〉說:
巧聖先師爐主首事暨總董紳耆、舖戶等告:廟前餘地乃是仙師境界,以後不准人造茅店、霸占地基。如有故犯,定即通眾毀拆坪地,決不
姑寬。此白。
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 日,爐主首事暨紳耆總董、舖戶等仝立
清光緒 13 年(1887)東勢地區第一個官方正式機構「東勢角撫墾局」成立,辦公地點就設在仙師廟內。仙師廟同時成為當地大埔客家人聚落的行政中心。巧聖仙師廟的成立與當地大埔客家人的拓墾經歷,息息相關。仙師廟主要供奉神明為巧聖仙師、荷葉仙師、爐公仙師。
最外層所供奉的祿位排列,位於巧聖仙師廟廟廊。以劉章職為中心,劉章職上頭有秋曰覲38祿位。在巧聖仙師廟廟廊供奉「秋大人祿位」、「義民老爺神位」,紀念著秋大人與東勢義民們保鄉衛土的事蹟。秋大人護鄉衛民而壯烈成仁,東勢人感念恩德,供奉其祿位,以供後代子孫緬懷先烈當年護境安民的典範。
同治元年(1862)3 月 13 日,以戴潮春為首的八卦會黨反清。1862 年 4月 3 日,台灣兵備道孔昭慈抵達彰化,命曾任彰化知縣的淡水廳同知秋曰覲前來協助掃蕩。於是秋曰覲帶領 600 名官兵之外,另外招募林奠國與四塊厝林日成各率 400 人支援掃蕩。不料,4 月 15 日掃蕩部隊在大墩與數千天地會黨人作戰時,林日成臨陣倒戈,當場擊殺秋曰覲。秋曰覲因公殉職,為表彰其忠義精神而設立祿位。
註:秋大人諱曰覲,字雁臣,浙江山陰人,副貢生,歷任彰化知縣,清咸豐 8 年(1858)署淡水同知,咸豐 11 年(1861)再署淡篆。
潮春攻下彰化城後,其勢力蔓延到葫蘆墩、東勢角等地。當時由羅冠英、廖孟鳳(俊傑)等士紳號召地方義民擁護官軍,抵抗叛兵。雙方鏖戰三年,義民死傷無數之下,東勢角莊百姓得以保全生命財產。感念義民保鄉衛土,捨身取義的事蹟,乃在廟右側供奉秋公祿位,左側奉祀御賜褒忠祠義民老爺神位,同受世人膜拜,以慰英靈。
巧聖仙師廟的成立與當地大埔客家人的拓墾經歷,息息相關。仙師廟亦為當地大埔客家人聚落的行政中心。聚落中來自大埔的劉姓族人聚居於此,形成一個主姓聚落型態,意味此主要姓氏不超過此地居民的一半,卻佔有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此為台灣早期移民宗族形成的一個必然趨勢。若某一個主姓宗族能繁衍興盛的話,會以較早的定居據點向鄰近地區擴散,而造成同姓族親在某一地區集中分佈的現象,就像是劉姓宗族從石岡越過大甲溪像東勢發展一樣。劉章職在廟裡的祿位以及其他姓氏宗親捐錢的匾額,顯示當地方意見領袖在東勢地區,以此作為發揮宗族展現社會力量的最佳活動場所。
以劉章職為中心的祿位安排,展現劉氏在此地發展史上的地位,其上所立的秋曰覲祿位,因為表彰忠烈精神備受推崇。左邊劉廷斌則為中國清朝武官官員,本籍四川。道光 6 年(1826)奉旨接任陳化成擔任台灣鎮總兵。是台灣清治時期台灣地區最高軍事首長。右邊的孔大人,是戴潮春事件發生時期的台灣兵備道孔朝慈,他於 1861 年死於戴潮春事件。這個長生祿位的設立,官方三人:秋、劉、孔皆屬於當時保衛東勢客家聚落不受到威脅有功的官方大員。義民牌位附屬在旁,說明當年東勢地區客家先民保鄉衛土的艱辛過程。
結論
清代台灣的漢人移民社會,若以姓氏分佈將漢人村落加以分類可分為單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所謂單姓村,係指村中有一個佔絕對優勢的主要姓氏,即此姓氏佔全村人口(或戶數)一半以上。主姓村則是指村中有一個佔相對優勢的主要姓氏,但此姓所佔比例不到全村一半,村中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大姓,但主要姓氏比任一其他大姓的比例仍多一倍以上。雜姓村是村中並無佔優勢的姓氏。
大埔、石岡地區不能夠算是單姓村,但是以大埔客家移民所形成的幾個重要姓氏所構成的聚落組織,堪稱主姓村無疑。因為大埔頭家為拓墾開發大台中地區的先驅,因此從原鄉過來投奔的鄉親不少,在石岡地區首先聚族而居。進而以宗族組織來運作,形成一股重要的地方開發勢力。研究村落中的的姓氏結構之所以重要在於開發的過程中,同族聚居的宗族若能繁衍興盛的話,會以定居的較早據點向鄰近地區擴散,而造成同姓族親在某一地區集中分佈的現象。所以,從石岡、東勢地勢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裡,主要姓氏構成原因,也作為界定聚落開發型態的標準,讓我們了解村落內部社會結構的重要原因。從宗族的共生結構中所看到的宗族組織,並非一成不變的惰性形態。移民宗族成員相互團結,形成一移民網絡,在社會空間中流動,維持宗族組織運作順暢,改善移民個人生活,合力打造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新天地。
客家移民播遷移居到新環境,面臨各個外在環境問題,如戰亂不斷、與土著雜處、械鬥、兵匪等問題41,清代這些大埔客家移民為適應台灣中部山區環境,轉到以拓墾、伐木為主的經濟模式。此地也因封閉的環境讓共同經濟生活漸漸形成。維繫宗法社會秩序和環境需要而建立客家夥房以及與此相關風俗文化都形成在地共同的文化素質。特别是石岡、東勢一帶聚落大埔客家化,透過大埔頭家的引領,成為一個大埔客家方言區。
石岡、東勢地區的大埔客家人從原鄉移居當地,逐漸發展出一股地方勢力,經過幾代人的經營,讓中部山城區產生聚落宗族化的情形,慢慢地在當地有幾個重要家族來處理地方事務,例如石岡、東勢地區的劉、張、黃、林、詹、郭、連等家族,見諸於廟裡的信徒捐獻名單或者義渡會的成員,就可以瞭解地方聚落宗族化的作用,在於成為治理地方的力量,扮演官方與民間溝通的中間組織,以及原本屬於宗族結構的社會功能。劉章職祿位在巧聖仙師廟受到供奉,仙師廟後的石碑同時紀錄著當地主姓家族扮演著與官方的溝通角色。咸豐 2 年 2 月(1852)〈嚴禁藉屍索詐誣控碑記〉:
特調福建台灣府彰化縣正堂、加十級、隨帶軍功加一級、紀錄十次高,為誣控肆毒等事。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據扑仔裡保舉人利鵬程、職員劉章職、廩生劉森欒、謝瓊枝、監生黃熙光、邱青雲、許朝清、楊于榮、劉玉華、張巂英、生員黃豫林、劉級鋒、林錫光、劉國馨、邱育楠、張式金、田利見、劉廷揚、鄉耆連作文、楊辛義、林成章、李榮光、謝琪芳、謝昌喜、謝季粦等僉呈:「切思民風由主術為轉移,故官清則民樂。然亦有官清則民不樂者,何也?良由奸民較捏欺上,肆毒橫行,此風氣所由日蹙而日窮也。程等住扑仔裡保,俗尚刁橫,弊端日出。即如人命一案,自有正凶,亦有親疏;茲則不分親疏,株連一姓、誣捏莊鄰,懸指殷實為正凶、為幫兇、為主謀、為喝殺。又有健頌之徒,或唆使廢疾無賴之人,死而嚇詐;或夜抬路傍水流之屍,移而索詐。又或妻孩病故,藉埋文坟墓,修造犯弊。凡此,皆使則謀同保甲具稟,繼則較串書差寐票;人命之虛實未究,株連之陷害難言。他若藉命而抄掠家貲,因仇而奈供善類局賭子弟,酷善良,勒寫偽契,肆行霸佔。種種弊端,難以枚舉,程等傷心太息者久支。嘗有世家數代累積農民半生辛勤,一遭荼毒家業盡破,可不痛哉!欣逢視民如傷,通邑素仰。但害深草野,情壅上聞,勢得瀝陳流弊。僉墾出視預禁,嗣後若仍循惡習,在職莊公正理應遵諭僉名稟明,擬究摘釋,庶刁風可息,強橫之儆。差役不得乘隙橫噬,良民亦得無事安業。將見人懷孔邇,愛若甘棠,雍雍乎一盛世也。切呈」等情。據此,除批示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扑仔裡保紳紟、士庶、民番人等知悉:爾等當知藉命索詐、誣告株累,律干反坐。此勒碑示禁之後,倘敢仍蹈前轍,或經訪聞、或被告發,本縣言出法隨,訂即嚴究 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遵。
咸豐壬子貳年(1852)弍月 日給
因為官方辦案,牽連無辜,導致家庭因官司而破家,地方鄉紳呈報官方說明:「嘗有世家數代累積農民半生辛勤,一遭荼毒家業盡破,可不痛哉!」希望日後能夠避免無端牽連太多人涉案,造成人民痛苦。官方最後順應鄉紳要求,勒石示禁:「嗣後若仍循惡習,在職莊公正理應遵諭僉名稟明,擬究摘釋,庶刁風可息,強橫之儆。差役不得乘隙橫噬,良民亦得無事安業。」給予地方莊落的執事與鄉里公正者一個發言機會,由他們向官府說明案由,也讓官方差役不會趁火打劫,讓安善良民受害。劉家除了劉章職以外,其兄弟劉章仁也以從事地方慈善工作,留名青史。
《彰化縣志》:劉章仁,字啟山,粵籍例貢生。居東勢角,豪俠好義,鄉閭推重。道光六年(1826)秋八月,東勢角災於回祿,延燒民舍六百餘家,貧民無栖止處,生不得食,死無以葬。章仁按丁給米,全活甚眾。十年夏四月,奸民造謠分類,地方騷動,章仁極力安頓,請官諭北,釁賴以銷.當道聞之,咸嘉其義.贈匾額曰「克紹前徽」,曰「海甸瑚璉」,曰「偉望清標」。
大埔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表現其地方凝聚力在民間信仰上。例如:巧聖仙師廟就是聚集大埔客家人的一個重要的生活圈,除了因為開發山林木料所設的匠寮看出當時的歷史背景外,長生祿位的設置,突顯當地家族鄉社會展示影響力的一種形式。而萬興宮則出現閩、客與漢、番族群融合的特殊狀況。將開發地方有功的大埔頭家,在廟裡設立長生祿位,讓大埔客家族群記憶,這種社會集體行為,藉由一些媒介來傳遞傳統大埔客家精神的所在,例如:族譜、長生祿位、廟宇、祠堂等,皆可視為傳遞族群歷史記憶的最佳媒介。宗教信仰在台灣中部山城區展現聯絡社會群眾、維繫社會秩序的功能,具有聯繫人與人、人與神、人與物的媒介力量。從宗族背景探知今日石岡、東勢的義工組織的精神泉源。921 地震,使石岡、東勢一帶遭受重創,夥房倒塌,當地義工發揮大埔客家宗族馬上團結起來,重建夥房,並投入地方重建,迅速再造一個嶄新的家園。於此可見大埔客家人強韌的宗族精神。
112.01.09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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