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井奈保過台灣
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一月九日，乃木希典就任日本領台第三任總督。
老頭插嘴：甲午戰爭發生於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間（日軍於1895年3月15日-26日攻佔澎湖）。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於1895年4月17日（5月8日生效）。台民成立「台灣國」，意圖武裝抗爭。1895年5月29日，日軍在澳底登陸，6月2日清廷割台代表李經方於台灣外海與日方辦理「交接」手續。6月4日，「台灣國」總統唐景崧乘德商輪船逃往廈門。副總統兼義勇統領丘逢甲於翌日棄義勇軍生死於不顧，攜家眷逃往廣東嘉應州。10月20日，日軍兵臨台南城下，續任大總統劉永福變裝潛逃，由安平港內渡廈門。10月21日台南開城。23日，日軍控制全臺。11月18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向京都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1896年6月樺山卸任，由陸軍大將桂太郎接任。桂太郎任職不到五個月（1896年6月2日- 1896年10月14日）即因雲林大屠殺而卸任，改由乃木接任。
幾天後，一艘日本郵輪「依姬丸」駛入基隆港，船上下來一個身材嬌小、相貌平庸的女人，她身穿和服，一看就知道是個日本婆仔。
這個日本婆仔叫「黑井なお」，三十歲，單身，最叫人驚訝的是她的行李收件地址竟然寫著「台灣總督府收件轉交」。
黑井進入台北城時，街上所有的日本兵皆歡呼大叫：「女人來了！」
這也難怪，當兵三年，老母豬都可以賽貂蟬了，何況當時的台北城要找一個「家鄉口味的粉味」幾乎是不可能。
日後黑井得意洋洋的告訴人，她是第一個來台的日本女人，她也以此自傲。
其實黑井錯了，論排名，她只能拍到第N號。
日本領台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六月十四日進入台北城。樺山帶來了軍人，同時帶來了投機客，有阿兵哥的地方，自然也有解決性需求的妓院。
隔年，明治二十九年（1896）一月，日本人開設的第一家貸座敷兼料理店「滿花樓」在艋舺開張了。由於當時日本女人尚不得來台，店主以四名台灣女子充數。
老頭插嘴：當時日本妓院分為料亭、貸座敷、飲食店三種。料亭的陪酒女叫藝妓（藝旦），貸座敷的陪酒女叫娼妓，飲食店的陪酒女叫酌婦。料亭的藝妓只陪酒，料亭亦不供姦宿；藝妓雖號稱賣藝不賣身，其實是抬高身價、挑客的藉口，通常都有一個以上相好的恩客。貸座敷是名符其實的妓院，主要是姦宿，也可飲酒作樂。飲食店的女侍陪酒也賣身，但不能在店裡從事性交易，需外帶、場外交易。台灣早年的酒家，後來的摸摸茶，如今台灣北部的茶室（茶藝館，茶桌仔）、南部的小吃部均脫胎於當年的飲食店。
明治三十年（1897）三月十四日，前一年帝國國會頒布的「六三法」開始施行，日據台灣由軍管進入民政時代。
這一年，有人偷偷從沖繩帶進五名琉球女子，想從基隆入台。但因軍管剛剛結束，海關依舊嚴格，堅持不放行。於是只好轉由淡水偷渡上岸。
這五名琉球女子進入台北城時，著實叫台北人開了眼界，五人均身著棉布長帶束腰，拖草履，狀極寒傖，臉又黑，相貌也不怎樣。有人說：「原來日本查某生做這款的！」有人說：「不定是苦力查某的？」
領頭的日本男人深感不光彩，只得解釋：「她們是日本番女。」
到了三月十一日，總督府終於開放日本女人來台，不再受禁。
於是撫台街日本人經營的料亭「常盤」立刻從日本找來了兩個日本女人「進場候教」。
老頭插嘴：撫台街為如今台北市的延平南路一段。
過沒幾天，又有一名日本女子也來到了台灣，其亭主是個木匠。在物以稀為貴的情形下，不久就被「常盤」高價收編下海了。
老頭插嘴：日語「亭主」是老公的意思。
當時台北城有多少官吏與軍人，不管官大官小，只要是男人都有生理需求，都需要「慰安」，就只有「常盤」這三個賽貂蟬，於是不論日夜總是熙熙攘攘，個個都想來一親芳澤。隨便侑酒數杯，一賞就是銀圓一個。再多周旋幾回，銀圓五個、十個的送。這三名賽貂蟬每天收入達六、七百圓。當時日幣五圓就能維持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了，可見其收入之豐，著實嚇人。
利之所趨，於是乎日人經營的料亭、妓院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如：「養氣樓」、「醉魚」、「初音亭」、「梅園」、「偕樂園」、「共樂園」、「吾妻」、「筑紫館」等，其中「養氣樓」的藝旦小花是日本藝旦來台的鼻祖。
到了六月，官方正式設立風化區（遊廓），納入管理。
延伸閱讀：從江山樓、寶島里到文萌樓
這些日人經營的料亭、妓院都打著從日本引進名妓、花魁進場候教的旗號，一時之間大搏人氣，哈了很久的日本官兵個個搶著排隊往火坑裡跳。
其中艋舺「初音亭」的花魁「米坡」原為女俳優（女明星），豔若桃李，手腕又好，日人以得其侑酒為榮，欲一親芳澤，得三天前預約，還得看她賞不賞臉。
這年六月，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與海軍大臣西鄉抵台視察，總督桂太郎在原「登瀛書院」改建的軍官俱樂部「淡水館」設席招待，安排前往侑酒陪宴的就是花魁「米坡」。
老頭插嘴：伊藤博文來臺視察，在台北期間以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帶）的「吾妻」料亭為住所，該料亭擁有二十幾個藝妓。
排名第N號的黑井小姐雖然拿不到第一，不過卻可名正言順的說：「她是第一個不是以賺食查某名義來台的日本女人。」
由於黑井與乃木為舊識，因此被安排住在軍屬宿舍內，
當時台北城尚不是很太平，軍人不分晝夜均著武裝，精神都是繃的緊緊的，一般下級軍士下勤後就是飲酒舒壓。於是乃木特許黑井在軍營裡開設一家兼有福利社與居酒屋性質的「酒保」。
從此，黑井每天忙上忙下，或替阿兵哥縫補破衣，或烹飪菜餚，偶爾也陪他們喝兩杯，唱個小曲。
當然，她也有性需求，看上眼的她會引郎入室，互相發洩。後來，面對求歡的熟人，她也不吝肉體布施。此時她無妓女之名，已有妓女之實。她是軍中情人，也是慰安婦。
由於她的年齡比那些阿兵哥大了十來歲，她亦母亦姐，也讓那些離鄉背井的阿兵哥獲得肉體以外的安慰。
黑井與乃木到底有什麼關係，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會在乃木駐台時千里迢迢跑來台灣，至今仍是個迷。
老頭插嘴：乃木希典（1849 - 1912），1896年就任台灣總督時虛歲48，相傳30歲的黑井是他的女人。由乃木放任自己的外室「普渡眾生」，可看出日本男人的大肚。
黑井也極力撇清她與乃木的關係，她在受訪時一再強調，她與乃木平日沒有來往，只有在演習時，偶爾會為乃木送送便當。
乃木卸任回日本後，黑井依然留在台灣。後來，她離開軍營，在榮町經營一家菸酒雜貨店。
老頭插嘴：日據時代的榮町是如今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與衡陽路交叉口一帶。
她來台時三十歲（日本初據台），一直活到七十幾歲（二戰末期），見證了大日本帝國的興衰。她終生未婚，晚年生活困苦，但不願接受人接濟。她自稱是台灣日軍之母，日人則稱她為「女丈夫」。
以上摘自陳華民著，民國87年9月初版的「台灣野史小札」。94年11月，老頭出差台中時購買。
老頭的話：
黑井的故事未見於其他台灣史料，可能因為她「交往」對象與生活圈全都是日本人，與台灣毫無關係。
世間男女常有情慾不滿足的遺憾，有些男女苦於找不到對象，大多數女人情慾未能發洩，他（她）們應該從黑井的故事中得到啟發。黑井是個相貌平庸的女人，但她明智，她知道自己要什麼（她不要錢，只要男人、要年輕的男人，要很多男人），也知道如何達到目的。做妓女，雖然可以得到男人，很多男人，但不能挑客，老少俊醜都得脫褲獻屄。軍隊是個好地方，不管是女兵，還是軍中福利社、食堂的員工都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只要手腕好，必能享受眾星拱月的性福。類似的男多女少的場所還有很多，高檔的女人可以在獅子會、扶輪社、在職碩士班等地方找機會，低層次的女人可以在清潔隊、鐵工廠等場所發揮。同樣的，低層次的男士可以在紡織廠、電子廠發揮。當然，要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重點還是在於手腕。高檔的男人，不管是有錢有勢，還是貌若潘安，女人都會主動巴上來，就不必費心了。
黑井的故事也延伸出一個台灣人難以面對的事實：當時日本男人對台灣女人並不感興趣，甚至排斥。事實上整個日據五十年，除了日警為了撫番奉命娶番婦，台灣富豪到日本娶日本風塵女子做妾，台日通婚的情形相當罕見，幾乎沒有。當時日本男人甚至嫖娼都不嫖台灣女人，為什麼？老頭難以啟齒。
到了日據末期，日軍慰安婦中已有台籍、朝鮮籍的存在，是日本男人已經可以接受台婦？還是台灣慰安婦主要是供台籍日本兵「使用」？
然而到了民國六、七十年，台灣成了日本男人出國買春的首選，不到百年台灣娼婦的「進步」讓人唏噓。
每日頭條 2016-03-06
在一度引起國內收視狂潮的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有一個情節，少女純子為了支持參加海軍的戀人打敗大清北洋水師的理想，甘願賣身並將換得的錢捐給海軍。
這一切並非空穴來風，甲午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李鴻章的戰爭」，而甲午戰爭在日本則號稱「國民自費的戰爭」。
據日本史料記載，光是在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收到的民間捐助數字合計約為300萬日元，接近當時日本國家年度預算的4%，參加捐獻的人數約300萬人，要知道當時日本的人口數量總共才不過4000萬，一般社會平民收入每月不過才5日元！
而這些錢中，確實很大比重由日本妓女所奉獻，被印在日本百元鈔票上的明治維新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就建議日本以賣春婦的形式賺取外匯，早在1872年10月2日，日本明治政府就公布了一道「娼妓解放令」。隨後，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員、政客便利用各種機會大肆宣傳和鼓譟「婦女要解放性的生產力」，竭力鼓吹和推動日本婦女「走出去」，到海外為國家為家庭賺取外匯。
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到海外賣淫為生，形成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賣淫人口大流動。由於南洋群島是其最為龐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漢字直接將海外賣春婦稱為「南洋姐」。
「南洋姐」的足跡，北到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地區；朝南以上海、香港為基地，湧入以新加坡為核心據點的馬來半島；再往西以印度為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直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好望角；向東則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十萬之多。在戰爭開始前的1886年，僅在上海一地就有超過400名日本妓女，日夜操勞著把出賣肉體錢寄回國內支援國內建設。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幾十萬日本妓女每年寄回日本國內的錢也多達數十萬日元。
今天常常有人嘲笑菲律賓輸出女傭賺取外匯，而沒有想到的是，在數十年前窮困而奮發的日本人，實際是在用更大的犧牲和更背離常理的方式出賣自己的姐妹兒女！
在甲午戰爭戰時和戰後，日本妓女的表現同樣毫不遜色，在馬關條約簽署後，日本派遣一個軍團到達台灣，隨之而來的是大量來自廣島、東京的日本妓女。1896年4月到1897年1月，從日本到台灣的3860名女性中，居然有70%是從事賣春職業。
她們身纏紅毛巾赤足步行，下雨天把衣服提起露出雪白的大腿，在夏天半裸著在街上招搖過市。 日本軍隊中隨軍的後勤人員「軍夫」由於拿著每日50錢（0.5日元）的高薪，而當時日本賣春業的價格是大店80錢，中店30錢，小店15錢。於是軍夫們大量中招，曾經有一個支隊在編的90人中，感染梅毒達20人的記錄。最後日本軍方不得不參與進來，對私娼進行嚴厲的檢疫制度，發放許可證，才把梅毒在日軍中的蔓延遏制下來。
今天的日本人到底是如何看待這些歷史呢？筆者不禁猜想，也難怪日本至今還有人喊著「慰安婦是自願為國的犧牲」這種話了。
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灣女人
日本自江戶時代開始對公娼實施「遊廓」制度，為了管理之便，將遊女（即娼妓）集中一地並以溝渠、圍籬、高牆等形式阻絕於一般市街之外，成為合法的性產業專區──遊廓。
隨著日本殖民臺灣，此一管理制度也被引入。早在日本殖民統治的第二年，1896年，臺灣就設置了艋舺、淡水、基隆、臺中、鹿港等五處遊廓，縱貫整個日治時期，臺灣與澎湖共劃設了16處遊廓，不過各地實際狀況存在著差異，至1930年仍有經營的僅剩下九處。
臺灣遊廓制度的運作方式是由總督府下轄的地方政府劃設特定區域，准許民間於其內經營貸座敷（出借床位之意，即妓院）並發予執照，性交易僅能由公娼於遊廓內從進行，不得與未滿16歲者從事性交易，亦禁絕一切私下（即私娼）或於遊廓以外的性交易，甚至規定公娼外出離開遊廓必須向地方警察機關派出所報備，才得以領取作為證明用的小銅牌。
遊廓制度的成立也需要公娼管理制度的配合，公娼要有地方政府發給的執照，並定期接受性病檢查，因而遊廓內便有檢黴所、驅黴院、婦人病院等，預防與治療性病的公衛、醫療機構，如果公娼患上性病而被醫師認定治療無望，就有可能被撤銷執照。除了以上設施，遊廓內尚有管理、監控娼妓與藝妓（表演助興但不得從事性交易，除非兼業娼妓）的公家機關「檢番」，消費者欲將公娼帶離貸座敷時（稱作出局），即向其收取遊興稅。
料理屋、飲食店、咖啡屋等廣義的聲色場所，也因為與性產業的親近性產生地緣上的聚集經濟，出現在遊廓裡面或周邊。換句話說，遊廓是以公娼、貸座敷為主體與被監控的客體，伴隨著相關管理、公衛、醫療機構與具親近性的營業場所之設立而構成的性產業專區。
為何日本殖民政權會想在臺灣引進遊廓，而且還是在統治的最初呢？目前的研究認為，遊廓成立的緣由主要是基於殖民統治的立場，讓作為統治者主體的在臺日本男性得以滿足生理需求，同時亦保障其健康，以確保殖民統治得以遂行，因此可以很明顯地發現，臺灣各地日本人口多寡與遊廓劃設相關，人口規模夠大就會優先劃設，另外遊廓的設置也被視為移民政策的誘因，例如花蓮港廳遊廓的設置即是配合官營移民村政策。從另一方面來看，公娼當然被限制了諸多自由，然而生命權與勞動就業權，也在法制化、定期性病檢查、性病治療、違規取締等運作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維護。
遊廓與公娼制度仍無法杜絕私娼、遊廓之外等非法或藝妓、酌婦（陪酒助興但不得從事性交易）等以合法掩飾非法的性交易發生。尤其日本人為臺灣公娼的最大宗，臺灣人公娼寥寥無幾，然而日本人公娼性交易對象也以日本人為主，相對地，佔臺灣人口多數的臺灣人，其買春對象仍是以臺灣人私娼為主，遲至1907年才有日治時期唯一專由臺灣人公娼提供性交易的臺南本島人遊廓成立。臺灣人私娼與臺灣人的性交易成為遊廓與公娼制度最大的治理漏洞。
遊廓這樣的性產業專區在日治時期被殖民政權視為不文明的、不潔的存在，譬如在劃設或市區改正時，會讓遊廓遠離行政、文教區，不過性作為基本生理需求且擁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導致遊廓依然成為日本殖民之初持續到統治結束的制度。對比至當代，臺灣於2011年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授權各地方政府劃設性產業專區，卻鮮有政治人物願意將其作為政見，更遑論設立，讓性產業處於現代治理與權益保障以外的暗處，仍是值得繼續深思的議題。
在男尊女卑的時代，身為女性，何其不幸淪落風塵，卻又何其有幸，作為一名藝旦，當一般女子無緣接受教育時，她們卻能與文人雅士相互酬唱，風光地登上小報的版面，引領風騷，得以名噪一時。
臺灣早期的文人梅生曾經這麼說過：「臺灣女子能詩，在有清二百餘年間，並不多見，若有，當以蔡碧吟、王香禪為翹楚。」
蔡碧吟，是臺南名士蔡國琳的女兒。蔡國琳曾是前清舉人，擔任過兒玉源太郎在臺南召開「揚文會」的支會長，又為日治時期三大詩社之一「南社」的首任社長。
名門出才女不稀奇，不過與蔡碧吟齊名的王香禪並非出身名門，而是一位身不由己落入娼門的藝旦。
王香禪天賦聰穎，又肯在學問上下功夫，因此贏得女詩人的美譽，當時《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看到她寫的詩，都忍不住讚嘆，甚至收為女弟子。日後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他的《戲夢人生─李天祿回憶錄》，對這位「文采動人」詩妓的風流韻事，還念念不忘。
老頭插嘴：王香禪（1886 - ？）與蔡碧吟（1874 - 1939）這兩號「才女」的人生都相當奇葩，兩人還先後嫁給同一個男人。
清朝光緒年間，政府不再禁止攜帶家眷來臺，大量漢人移入後，改變了早期社會男多女少的狀況，但是劇增的人口，卻導致窮人賣女的惡風日熾。老鴇將買來的幼女從小訓練儀態與社交手腕，請來校書先生，學習彈唱琵琶、三弦等各種樂器、曲目，再延聘私人書齋的老師教導讀書識字，經過一番時日的調教，無論登臺唱戲、吟詩作對、進退應對都能樣樣精通。
日治時期的藝旦，必須通過考試，取得「鑑札」才能正式掛牌營業。根據《日據時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中〈警治篇〉所記載，一名藝旦的月收入可高達4、500元，而一名製茶女工最高卻只有25元，相形之下，藝旦擁有驚人的高收入；對老鴇而言，更是可圖的暴利。
日治時期，臺北大稻埕的蓬萊閣、江山樓，經常設有豪華的排場提供藝旦戲精彩演出，是不少仕紳名流樂而忘返的天堂。當時的俗諺甚至說：「未看見藝旦，免講大稻埕」，置身熱鬧的大城市，藝旦的出現是當時最美麗的倩影。她們的衣著打扮總走在時代尖端，加上不凡的談吐，高雅的舉止，即便是閨秀名媛也得望塵莫及，堪稱當代的摩登女郎。說她們氣質不凡，並非抬舉，日本人統治時期的藝旦，都有著不願服侍日本人的共識，傲骨風塵的氣節，至今仍為不少老文人所津津樂道。
日據時期的台籍藝妓（佚名）
人前風光的背後，總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即使標榜賣藝不賣身，還是難脫「操持賤業」的烙印。她們在婚姻的路上，走得比一般人坎坷，有些遇人不淑，感懷身世淒苦，選擇自盡；少數幸運的，嫁作商人婦，還有些等到人老珠黃，為生計所逼而出賣靈肉。
戰後臺灣面臨極大的經濟恐慌，在物價飆漲與物資短缺的威脅下，藝旦，這個以表演為主的行業，很快地失去消費能力強、有閒的地主與文人階級支持，猶如夕陽迅速沒落，昔日才子佳人的風流蘊藉與相知相惜，也只能在悵然的追憶中遣懷。
延伸閱讀：
〈社會的下半身：試論日本殖民時期的性治理〉。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梁秋虹碩士論文，2003。
〈洄瀾花娘，後來居上─日治時期花蓮港遊廓的形成與發展〉，《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陳姃湲，2013。
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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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彙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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