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newtalk 2019.07.01 07:14
人死，人食。人食人死。人死成疫。人疫，死人。食疫人，人復死。死喪繼踵。──〈四省告災圖啟〉
同治回亂期間，左宗棠對陝甘用兵，並乘勝「西征」，拓展了疆域，卻替北方帶來嚴重的後遺症。龐大的西征軍隊持續索求和壓搾陝西、山西、河南等省分的糧草，使這些地方的民眾陷入三餐不繼的困境，農業生產也遭受巨大破壞。
每日頭條 2017-07-27
1878年初，左宗棠帥軍收復新疆，捷報傳到北京，慈禧等人一片歡騰，一副天上人間的喜慶景象。與此，山西巡撫曾國荃卻是憂心忡忡，茶飯不思。自1875年仲春以來，因厄爾尼諾現象帶來的乾旱在整個華北持續蔓延；經過三年持續乾旱的打擊，華北地區早已是赤地千里。隨著農業的歉收，甚至絕收；糧價早已飛漲到不敢企及的高度，而有些地方甚至拿著錢也買不到糧食。人們最初還硬著喉嚨以糟糠充飢，到後來，糠也吃沒了，人們又被迫吃野草，啃樹皮，不了解情況的，還以為這個地方鬧了蝗災；到最後，連樹皮也啃沒了，走投無路的人只好去吃一種叫觀音土的泥巴，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因為觀音土不消化，吃了觀音土的人大多會被活活脹死，其狀慘不忍睹。
在華北大地上，論災情之烈，又以山西為首，山西的災情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1878年，在曾國荃的奏疏里，曾氏說「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在持續的饑荒面前，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早已被一掃而空。
令人絕望的旱情一直持續到1878年7月，一場大雨滋潤了龜裂的大地；但是，災情卻並未因此緩解；7月1日，甘肅武都發生芮氏8級大地震，禍不單行，一場空前的瘟疫席捲華北，山西成為重災區，從乾旱中倖存下來的災民們在瘟疫的折磨中奄奄一息。
這場近代史上觸目驚心的大災難被後世史學家命名為「丁戊奇荒」，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場災難中，直接死於飢餓與瘟疫的百姓多達一千多萬；其中，人口僅一千六百萬的山西，死亡人口竟多達五百萬。光緒四年（1878）正月二十日，《申報》發布了一份《山西饑民單》，筆者節選一部分，以管窺這場災難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汾西縣伏珠村360家，餓死1000多人，全家餓死者100多家…蒲州府萬全縣、猗氏縣兩縣，餓死者一半，吃人肉者平常耳…巴東鎮親眼見數人分吃5、6歲死小孩子，用柴火燒熟…太原府城內餓死者兩萬餘。」
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有天災，也有人禍。天災勿論，且談一個重要的人禍。1858年，列強脅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將鴉片貿易合法化；1859年，清政府頒布《徵收土藥稅厘條例》，將國內的鴉片種植合法化。種植鴉片的利潤遠高於種植糧食，於是，數年之內，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至光緒時，山西已成為重要的鴉片產地。自此，山西「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旦遭遇荒年，必然遭災。當然，無能的政府與落後的社會救助體系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今天，我們過慣了太平日子，遠離充滿血腥氣和屍腐味的人間地獄，已經很難想像「丁戊奇荒」中的種種慘劇。但民以食為天，不管怎樣，農業永遠都是社會中最重要，最無可取代的產業，讀者不難理解。
歷史遺忘了一千三百萬人死亡大饑荒
光緒初年，華北大旱。從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直隸（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以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持續四年遭受大面積乾旱，農產絕收，田園荒蕪，「餓殍載途，白骨盈野」。因以一八七七（丁丑年）和一八七八（戊寅年）最為嚴重，故稱此次饑荒為「丁戊奇荒」。其中，河南、山西災情最嚴重，所以又稱「晉豫大飢」。這場饑荒始於自然災害，又因統治階層腐敗無能，演變成清帝國立國兩百多年來最大的一場人禍。
一八七七年，華北旱情急劇升級，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朝廷奏報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餘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按：音同今，大祲指嚴重歉收）奇災，古所未見」，「詢之父老，咸謂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一八七八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赴山西，發現這個省分已淪為人間地獄，他在日記中記載：
一月二十九日，太原以南一百四十里：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城牆外的雪地裡。
一月三十日，距太原兩百七十里：路過兩個顯然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一月三十日，距太原兩百九十里：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熊、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
二月一日，太原以南四百五十里：半天內就看見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裡；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二月二日，太原以南五百三十里：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放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丁戊奇荒期間，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地區，受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民眾多達一億六千萬至兩億人，約占清帝國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疫病的人數約為一千三百萬人。據西方學者威廉．丹多（William Dando）估計，十九世紀全球有兩千五百萬人死於饑荒，那麼僅是丁戊奇荒就占這個數字的一半以上。
老頭插嘴：
公元1850年世界人口約12.70億，此年清朝人口約4.59億，占36.14%
太平天國之亂死亡人數2000～7000萬人。
同治回亂死亡人數2500萬人。
對日抗戰死亡人數2000萬-3500萬人。
國共內戰死亡人數最少1000萬人。
中共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數難以估計，其中死於饑荒的據各方估計約有1500萬-5500萬人。
以上均為維基數據。
依清廷戶部人口清冊統計，一八七七年山西人口為一千六百四十三萬三千人，到一八八三年僅為一千零七十四萬四千人，淨減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人。其中，太原府災前人口為一百萬人，災後僅剩五萬人。在某些縣，人口損失了80％。
然而，這場饑荒卻被歷史澈底遺漏或故意遮蔽。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這場饑荒從未被提及，學術圈之外的中國人很少知道「丁戊奇荒」這個詞。
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最發達的科目是歷史，中國的歷史著作滿坑滿谷，中國人以歷史為信仰。然而，丁戊奇荒靜悄悄的消失在歷史中，一千三百萬人的生命，甚至比不上正史中某個官員的升黜榮辱更值得記載，這正從反面說明，中國人的歷史觀是扭曲的、是用謊言堆砌而成的，中國人的歷史書寫乃是讓人遺忘。
老頭插嘴：
旱災是中華大地上一種「歷史悠久」的自然災害，翻翻《資治通鑑》，幾乎寫滿了「大飢，人相食」，「大旱，易子相食」等字眼，這大概是史書中最冷酷的地方了。一眼掃過的寥寥幾字，背後往往是幾百萬甚至是上千萬的白骨。然而比起人禍，天災是人類生存史的無可奈何。
這場饑荒並未被歷史「澈底」遺漏或故意遮蔽。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第34回中即有揭露，申義甫道：「山西荒年，草根樹皮沒得吃了，現在吃人肉......」刻意遺漏或遮蔽這段歷史的只是主流的官文書，畢竟吃人肉，和亂倫一樣，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如今上網搜尋「丁戊奇荒」，可以找到無數篇比本文更早的記錄。
作者在文中宣稱「中國人的歷史觀是扭曲的、是用謊言堆砌而成的」，這話老頭深表認同。然而本文一開始就刻意誤導讀者「陝甘回亂」與「左宗棠西征」是造成災變的原因，讓老頭不甚訝異。天不下雨，怪左宗棠！
鉅亨網 2014/05/29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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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頭條 2016-05-07
在清代頻繁的災荒中，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要數1876- 1879年的華北大旱災，受災地區為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大旱使農產品絕收，「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達1000萬人。這次大旱主要發生在1877~1878年，而這兩年是農曆丁丑、戊寅年，所以稱之為「丁戊奇荒」。
飢餓之下，在春季，災民以樹皮草根充飢，甚至將樹皮與麥糠、麥稈、穀草等，和著「死人之骨、騾馬等骨碾細食之」。到了秋天，樹皮草根絕跡，一些災民「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或「掘觀音白泥以充飢」，「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出於盡」。當一切能吞食的都被消耗殆盡後，最殘酷的一幕開始出現。
1877年入冬以後，各災區都出現了人吃人的事件。山西平陽府（臨汾）1878年正月就報告有食人案十餘件，都是殺死自家幼童以取食。據1878年4月11日《申報》：「屯留縣城外餓死一萬八百人，全家餓死六百二十六家。王家莊一人殺吃人肉，人見之，將他拉到社內，口袋中查出死人兩手。他說已吃了八個人，有一女年十二歲，活殺吃了。」
為求生，各災區出現販賣婦女的現象。鄭觀應記載：「在靈邱縣，就有十萬以上的婦女和孩童被出賣了。」
購買一名婦女，「有一二百錢者，有以一二餅易之者」。在山西，每天都有滿載婦女去外地販賣的大車。在山東青州，婦女買賣市場擠滿了從南方甚至從南洋趕來購買婦女的男人。沒人買的婦女則苦求人們把她們帶走，即便什麼也不給，因為這樣總比餓死好。年輕婦女價僅大錢五六千文，十二三之女孩僅一二千文，中年婦女、十數歲之男孩，送人也沒人要。
山西是當時的重災區。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日記中記下了當時山西慘狀：......旁邊堆放著被剝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屍，一個疊著一個，就好像在屠宰場看到的堆放死豬的樣子；另外一邊同樣堆放著一大堆女屍，衣服也全被剝光，這些衣服全被送到當鋪換取食物了。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丁戊奇荒的背後，既是天災，又為人禍
1830年，戶部檢查全國糧倉儲備情況，實存糧1400萬石，到1860年，全國只存523萬石了，無怪乎「丁戊奇荒」爆發之際，災區缺糧，「抑且無糧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至少耗掉四億多兩白銀，此外還有對列強的巨額賠款和其他大小戰事的軍費，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國庫僅有六萬餘兩白銀。「丁戊奇荒」發生時，「海內窮困已極」、「內外庫儲俱竭」，儘管清政府多方籌措，仍捉襟見肘。
光緒三年（1877）夏天，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被任命為山西巡撫，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他成為山西人的救星。《清史稿》載：「國荃力行賑恤，官帑之外，告貸諸行省，勸捐協濟......先後賑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萬石，活饑民六百萬。善後蠲（免）徭役，歲省民錢鉅萬。」在他努力下，山西得到清政府多項賑災傾斜政策，所得賑災款項為各省之冠。曾國荃離京赴任之際，手裡拿到了戶部發放的兩千張空白「鬻爵」文本，即富人可以通過花錢捐納買官，藉此籌措了大量款項。
史料記載：當年8月，同樣災荒的河南、山西兩省，得到的賑災救濟是不一樣的。山西得到了國家的二十萬兩賑銀、未藉京餉和漕折銀十四萬七千餘兩。同時，朝廷又把八萬多石糧食給了山西，給河南的僅為四萬多石。山西還得到李鴻章籌措的十萬兩銀子。之後，朝廷又撥了二十萬兩賑銀，並且明確：七成歸山西，三成歸河南。幾天之後，不知通過何種渠道，改為原有的二十萬兩賑銀不再分配，全部劃給山西，另外追加二十萬兩撥給河南。由此，曾國荃與山西百姓結下了不解之緣，許多地方甚至為他建了生祠。
為維護災區秩序，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曾國荃也採取了很多鐵腕手段。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赴山西賑災，曾很困惑，為什麼很少看到搶劫？後來才知道，原來曾國荃在每一個村莊都貼了告示，任何人膽敢搶劫，村首腦就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不久，李提摩太就在路邊看到了掛著兩顆人頭的籠子，「這是對試圖暴動的人的警告」。對此他也非常理解，「當時社會狀況需要高壓政策」。
李提摩太
著清裝的李提摩太夫婦
當然，曾國荃對救災不力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參劾了吉州知州段鼎耀、榮河知縣王性存等眾多官員，甚至有的官員因中飽私囊被他就地處決。可以說當時是「人頭掛出來的秩序」。
天降奇災著實考驗了清帝國一把，幸虧當時元老重臣俱在，中央威權尚存，道德法紀沒被普遍蔑視，否則清帝國也不能再撐30餘年。
每日頭條 2018-09-25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蹟」？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占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記里留下這些搶大戶及賣兒鬻女的記載的同時，自身也未能置身饑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饑民們努力爭取的「寶貴資源」：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類似的情節不止一次發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李提摩太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
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鎮壓饑民搶大戶，饑民則認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帶領他們搶大戶，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李提摩太自己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他不願意在日記里正視「洋人擁有特殊政治地位」這種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里;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
長期行走於飢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了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藥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如據御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戶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戶)。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義」的定義，簡化為「有政治訴求的針對當局的暴動」，區別於單純為充飢而針對富人的「搶大戶」，那麼，這個弔詭的問題，或許可以換一種角度來思考：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里，中國的鄉紳士大夫——傳統農業中國底層社會的直接整合者，他們在哪裡？他們和誰站在一起？
1、「管教壓倒慕惟連」
1877年陰曆2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性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後來在日記中補記道：
「 (得知洋人賑災消息) 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裡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並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賑災講究仁心，抗夷講究大義。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 (如今得此機會) 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說：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謝家福日記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里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為便於閱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禨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 (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 ，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說。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能夠仿照《鐵淚圖》製作宣傳畫，並廣為宣傳，這背後必然有知識分子、亦即河南本地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儘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竟遍貼告白曰「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讓西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與當局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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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28彙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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