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事件發生在日本領台次年，臺灣總督府接收台灣東部過程中，與太魯閣族於花蓮新城一帶爆發的軍事衝突，是太魯閣族與日本之間的首起衝突。事件發生在明治29年（1896）12月至翌年5月間，太魯閣族稱為新城戰爭（Mtgjiyal Alang Paru）。
老頭插嘴：
太魯閣族（Truku）與賽德克族均是臺灣南投地區泰雅族的分支。太魯閣族又是賽德克族的分支。泰雅族可區分為泰雅亞群（北群）與賽德克亞群（南群）兩大分支。賽德克亞群可再區分為三大方言群：
德路固（Seejiq Truku）：太魯閣群（Taroko），或稱「托洛庫群」（Truku）。
德固達雅（Seediq Tgdaya）：德克達雅群（Takadaya）、木瓜群（Balibao）
都達（Sediq Toda）：道澤群（Tuuda）、陶塞群（Tausa）
太魯閣族源自賽德克亞群中的太魯閣群。西元16世紀前後，部分賽德克族人由南投，翻越中央山脈至今花蓮縣秀林鄉山區一帶（太魯閣地區）。後因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遷居到大濁水溪的山麓地帶，今秀林鄉一帶以及萬榮鄉、吉安鄉、卓溪鄉一帶，因為文化改變、歷史事件、族群認同等因素，成為獨立族群，自稱太魯閣族。2004年1月14日行政院核定太魯閣族為第12個臺灣原住民族，目前人口約三萬人，是原住民族16族裡第五大族群。
2008年4月23日行政院復核定賽德克族為第13個臺灣原住民族，人口約一萬一千餘人。
1895年（明治28年）中日戰爭結束，大清帝國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5月8日，割台的馬關條約生效。5月29日，日軍於澳底登陸，6月7日進入臺北城。6月17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於原清巡撫衙門舉行「始政記念祝典」，宣告臺灣自此邁入日本時代。同年10月，日本的軍事力量進佔臺灣西部的臺南城。11月，日本在臺南設民政支部，於恆春地區設支部出張所，以便就近統管地方事務。
1896年（明治29年）4月，恆春出張所升格為支廳。
同年5月日軍由打狗（今高雄）經海路進兵卑南地區（今台東），25日登陸並攻佔卑南，設臺東支廳以統御當地之住民。
6月，日軍由卑南北進花蓮，日軍入駐花蓮港，設守備隊駐守。至此，臺澎全島悉數落入日軍之控制。
6月29日日本政府設臺東撫墾署，總理花東地區山地之撫墾及原住民等事務。太魯閣地區亦開始有日軍駐紮在新城，監視該地域的漢人以及原住民族。
當年12月23日，在漢族通事李阿隆唆使下，以「花蓮港守備隊新城分遣隊士兵強姦太魯閣族婦女」為由，聚集武士林（Bsuring）、古魯（Kulu）、赫赫斯（Huhus）與九宛（Qowqan）等社約二十餘名男丁，突襲新城分遣隊監視哨，殺死官兵13人，史稱「新城事件」，後導致五個月的討伐戰役。
老頭插嘴：「新城事件」發生原因根據維基所列，有三種不同說法：⑴台灣民間文史資料、⑵族人口述及⑶日本官方記載。
⑴台灣民間文史紀載：1896年12月，花蓮港守備隊新城監視哨之將校以下13名軍人之中，因有人不尊重太魯閣族之習俗，以致全員被殺殆盡。
⑵族人口述：一位被族人稱做Agiun（阿吉勇）的漢人早年自宜蘭移居此地，娶族人女子為妻，精通族語，族人槍枝都購置於他，而他喜歡收購鹿茸，族人以鹿茸向他換取漢幣，再以漢幣向他購買槍枝，與族人關係良好。清末年間常為官員與族人充當翻譯，後來日本人有意重用之，成為日本人與族人的溝通橋梁。「新城事件」前幾天，阿吉勇的小姨子到他家拜訪她姐姐，竟遭日本軍輪暴，引起族人不滿，擔心以後還會發生類似事情，族人因而群情激憤，故而引發此一事件。（老頭再插嘴：所謂Agiun的漢人應該就是李阿隆）
⑶1914年（大正3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發行之《太魯閣蕃事情》記載：日本人與當地原住民之所以交惡，肇因於1896年12月下旬，花蓮港中午氣溫能高達37.5度，日本軍隊因初嚐南國溫煦，日本兵之上身赤膊對臺灣人來說極不得體，雙方感情因而疏遠。不久，因主食之番薯不足，日軍擅入民家強以低價購買，又擅自在立霧溪畔取砂金取樂，影響到原住民的生活權，不滿之情由此愈加表面化。（老頭再插嘴：日人所述不可信。台島人民夏日普遍赤裸上身，尤其勞作時幾乎都如此，福佬、平埔皆然，高砂族更是一向如此，只有客家族群無此情形。該書作者明顯不懂台灣民情，純粹瞎扯）
遭受日軍強暴女性之身分，一說為李阿隆弟婦的妹妹，但據明治時代即在新城經營商店的金子金太郎之孫乙彥君，追憶祖父敘述的真相，遭強暴女性為李阿隆之弟婦，按照太魯閣人規矩，強姦有夫之婦者，應從嚴懲罰，後李阿隆之弟因此而自殺，益加引起群情憤慨。
綜上所述，被強姦婦人的身份竟有：李阿隆之妻妹、李阿隆弟婦的妹妹、李阿隆之弟婦三種說法，均為李阿隆之親屬。老頭推測，事件的發生在於李阿隆之主導與唆使，日軍是否強姦番婦則存疑。目前官方（花蓮縣政府）史料記載為「駐守新城的分遣隊一名士兵欺辱玻士林社的少女」。
李阿隆小傳：
李阿隆，生卒年不詳，原居宜蘭，四歲時移居花蓮新城。與番人雜居，自幼學習當地泰雅族語言，對山地同胞的情況甚爲熟悉。
19世紀後半葉花蓮新城一帶聚集了約30戶的漢人，這些漢人墾戶初時曾受到附近山區太魯閣族的攻擊。不後來雙方藉由物品交易漸漸發展出友好互惠的關係。尤其是來自宜蘭的李阿隆身手矯健、處事圓融，不僅娶了秀林太魯閣族女子Rabay Lahang 為妻，與許多太魯閣部落的頭目級人物也都有相當的交誼。從李阿隆處族人不僅換得漢人的農具、食鹽、布匹、火柴等日用品。更讓族人如獲至寶的是開始擁有各種先進的槍械彈藥。
太魯閣族本為南投泰雅分支，平埔執政前之數百年均被視為泰雅族。自清代起，與來自北部山區的泰雅南澳群爭奪領域，不時發生爭鬥，衍成世仇，逐漸不認自己是泰雅族。平埔執政後改名太魯閣族；在那之前，外人均以泰雅稱之。
同治13年（1874），沈葆楨為經營東台灣，派兵修築北、中、南三路，其中北路自坪林入蘭陽，經蘇澳南抵奇萊（今花蓮）由羅大春負責率兵開鑿。北路沿途所經之處盡是泰雅族的部落，漢人的突然湧入引發族人不安，雙方衝突情事不斷。直到清政府借重李阿隆介入調停後衝突方才逐漸減少。太魯閣人不僅接受招撫，還在李氏的率領下為清軍作開路嚮導。
族人之所以接受清軍的招撫一方面是基於李阿隆長期以來和他們所建立的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則係清政府給予相當多的槍械彈藥作為誘因。當時太魯閣人和周遭各原住民族群包括南澳的泰雅人、奇萊平原的噶瑪蘭人、Sakiraya人和阿美人都處於敵對的關係，李阿隆與清政府提供強大武器彈藥給太魯閣人使他們有更大的實力去對抗敵群，清政府則藉此達到以其牽制其他族群的目的。
北路開通之後吸引了更多漢人來到奇萊而在北路沿途包括大南澳、大濁水、崇德、新城、順安、加禮宛等地所設置的城壘均位於太魯閣族人居住區沿山下方的山麓或平原地區因而成為族人與漢人互市交易的場所他們以山產、藥草等物品交換漢人的布匹、農具、食鹽、火柴、飾品以及刀槍彈藥兩族貿易往來相當頻繁。
光緒4年（1878）加禮宛地區的噶瑪蘭人因土地不斷被漢人侵墾，久積怨恨終而聯合Sakiraya人對抗清廷爆發了「加禮宛事件」。太魯閣人在李阿隆居間影響下協助清軍圍剿討伐。最後Sakiraya人被打散而後漸同化於阿美族，噶瑪蘭人則被迫南遷，自此勢力大減幾至一蹶不振。太魯閣人的獵場因而得以擴張至加禮宛山一躍成為北路最強大的原住民族群。
由於李阿隆與太魯閣族人有很好的互動在清朝時期又有相當的影響力，日本人來到花蓮後積極與他接觸希望能藉此打開後山北路門戶。1896年6月日軍招撫李阿隆但李阿隆稱病不至，7月臺東撫墾署長曾根俊虎又多次遣使招撫李阿隆，他才勉強來見。後宜蘭支廳書記廣廣濑充郎送其往台北拜見台灣總督桂太郎，讓其招安泰雅族人，李阿隆佯裝答應，獻上降書以示輸誠，於是日軍派遣結城小隊駐守花蓮新城。
可能是日人對其不夠「禮遇」，也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李阿隆對日人一直心懷不滿，當年底就發生「新城事件」。
新城事件前後歷時六個月，日軍對太魯閣族發動四次征剿，均不順利，而太魯閣族生計亦大受影響，最終以太魯閣族表面臣服為條件，雙方談和。直到「威里事變」發生前雙方相安。
1906年（明治39年）8月，太魯閣人因採樟薪資發放問題與日本人發生衝突，爆發「威里事件」，25名日本人被殺，包含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又稱大山十郎事件。日人恐李阿隆伺機作亂，將其誘離新城殺害，時年55歲。
花蓮港守備隊井上大隊長欲質問李阿隆，派遣翻譯謝成章帶兵五人前往招見，一去不還。又遣數人去查探亦不還。於是派出敢死隊15人去偵查。在密林中尋見先遣人的屍體，迅速趕回報告，日軍大驚失色，遂電基隆聯隊求援。
1897年（明治30年）1月10日，日軍第一次討伐。出動花蓮守備隊（轄兩個中隊），基隆步兵第2隊，臺北砲兵、工兵各1小隊，募600名阿美族壯丁，再加上軍艦1艘，攻打外太魯閣。太魯閣族人故意引誘日軍進入立霧溪峽谷內，由總頭目哈鹿閣·那威（Haruq Nawi）率領之外太魯閣族人自峽谷上方推下巨石，成功擊退來犯的敵人。
1月29日，第二次討伐以湯地弘中佐為指揮官，兵力是基隆第三大隊、砲兵、工兵各1小隊、軍伕及阿美族壯丁1700人，於砂卡礑溪谷中。被太魯閣族人用同樣方式打敗。
2月6日，第三次討伐，日軍出動步兵1大隊、砲兵、工兵各1小隊，加上漢人軍伕及阿美族壯丁共400名，攻打卡烏灣社。太魯閣族以居高臨下之勢，痛擊日軍。
5月12日，第四次討伐，日軍派出步兵一大隊、砲兵、工兵、軍伕、壯丁等數百人入山進攻。太魯閣族在哈鹿閣·那威領導下，將日軍圍困於溪畔，日方因傷亡過多且疫病流行而停止進攻，並於次日撤軍。
老頭插嘴：日本陸軍師團下轄兩個步兵旅團和4至6個其他兵種聯隊（炮兵聯隊、戰車聯隊、騎兵聯隊、工兵聯隊、輜重聯隊）。每個步兵旅團下面配屬兩個步兵聯隊（日文為「連隊」，約等於團）。步兵聯隊本部直轄輜重單位，下轄3個步兵大隊、1個步兵炮大隊（下轄步兵炮中隊、反戰車炮中隊各1）、1個通信大隊。雖然砲兵、步兵人數會因客觀條件不同而調整。大隊約等於營，中隊約等於連，小隊約等於排。
對花蓮港守備隊而言這是一場失敗的征討行動，他們花費超乎計畫的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卻沒有獲得相應的結果，僅在此事件之後，瞭解到太魯閣族兇猛善戰以及太魯閣地區總通事李阿隆的善於謀略。
當局在見識到太魯閣族的兇猛之後，也知曉了太魯閣族與泰雅族南澳群之間的仇敵關係，因此決定要採取「以蕃制蕃」的方法，利用太魯閣族來攻擊南澳群。
1903年（明治36年）11月11日，臺東廳長相良長綱親自到花蓮，與總督府派來的警視賀來倉太，一同進入太魯閣地區會見總頭目及召集頭目以下番人，希望太魯閣族能協助征討南澳群。
同年12月1日，雙方集合全體戰鬥人員並出發，當時分兩路前進，一路1,000餘人從山地進擊，首先攻陷一個200戶居民的部落，並將之燒毀，接著再攻打一個大部落，交戰兩天一夜，最後放火燒掉該部落後凱旋歸來。另一路約200名人員從海岸攻擊，兩天之後也打下南澳蕃另一個部落，並於13日凱旋。此次攻擊，太魯閣族也帶回敵人首級及戰利品，相良長綱給予豐厚獎勵後，結束此次利用太魯閣族進行「以蕃制蕃」的戰役。
歷史地景 / 新城事件歷史現場變遷
長達18年（1896- 1914）的太魯 閣族人抗日，其開端是發生在明治29年（1896）12月的「新城事件」。
明治29年5 月25日，日軍從寶桑新街（今臺東市）海岸上陸；7 月5日抵達花蓮港（今吉安鄉海邊）。
當時新城鄰近太魯閣「蕃地」，日本當局以之作為「理蕃」的前哨站，花蓮港守備隊並在今新城天主堂附近駐紮一分遣隊，由結城亨少尉負責。12 月，因日軍侮辱太魯閣族婦女，在漢人通事李阿隆協助、聯繫下，召集武士林各社男丁突襲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史稱「新城事件」。
為了報復，日本當局於明治30年 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並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遭頑強抵抗，又因瘧疾流行，在 5月12日停止征討，並於13日撤軍。
監視哨及之後前往調查或戰鬥中死亡的日軍遺骸，一直被棄置於該地，直到大正3年（1914）5 月31日展開的「太魯閣蕃討伐」後，才被花蓮港廳警務課長雨田勇之進收葬。當時先建一座小神祠，其後移往新城布教所境內。大正8年8月25日，神祠因暴風雨倒塌，在鄉軍人會新城分會乃計畫建設納骨塔；在得到贊助後於大正9年5月動工，11月竣工，此即「殉難將士瘞骨碑」。
碑石出自得其黎溪（今立霧溪）上游，正面「殉難將士瘞骨碑」，由當時的臺灣軍司令柴五郎揮毫，背面則刻上結城亨等人姓名。12月23日，在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花蓮港分屯大隊長代理宮崎步兵大尉等列席下，舉行追悼會及揭幕式。
除開「瘞骨碑」，在今新城天主堂及其周遭位置還出現過「弔魂碑」（大正4年7月設立，為了弔祭明治 29 年於新城戰死的結城少尉、明治 30 年從埔里橫斷中央山脈而進入蕃地遇害的深堀大尉，還有其他軍人、軍屬，共計 265 名），以及「陸軍監視哨殉難記念碑」（大正9年，由在鄉軍人會新城分會設立）等慰靈碑。昭和12年（1937）10月，日本當局在此「新城事件」的重要遺跡所在地建立「新城社」（新城神社），並建造鋼筋水泥式的鳥居、石燈籠、狛犬（石製的守護靈獸）等設施。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大部分日治時期建築物或紀念碑遭官方或民間拆毀。民國61年（1972）與日本斷交後，內政部發布「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又出現另一波破壞潮。在這一波波清除日本文化「遺毒」過程中，很多原本可作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或鄉土教育的對話材料，從此消失或改變樣貌。
國民政府於戰後派官兵拆毀新城神社，據說有士兵發瘋，無人敢使用這塊土地。民國43年，天主教會神父來新城傳教；民國 45 年，瑞士籍神父傅光業應當地居民要求，在原神社西面建立幼稚園；三年後，再由瑞士籍神父沙智勇在神社東面興建神父會院；直到民國 53 年才由聖奧斯定咏禮會出資，以天主教會花蓮教區名義購地興建現今的天主堂，並於兩年後落成。此外，因當時新城地區交通與醫療欠缺、不便，教會於民國59年完成新城天主教醫院；直到民國87年醫院才功成身退。
現任天主堂神父為瑞士籍的戴宏基，於民國65年來臺灣，民國67年開始在新城天主教會服務。他與之前的神父都富有史蹟保存的意識與觀念，均盡力於維護日治時期遺跡與文物，並在其極力爭取下，新城神社舊址於民國94年2月23日列入花蓮縣縣定古蹟。
根據戴宏基神父說，「瘞骨碑」至少被移動兩次，最早應該是在原新城天主教醫院所在地後方的廚房附近，廚房興建後石碑被移到醫院後方大樹附近。當時醫院後方有小噴水池，裡頭有一座抱著鯉魚的金太郎石像，鯉魚嘴裡會噴水，正好落在石碑上，神父發現有文字，將石碑移到花園內。石碑背面的文字，在戰後被水泥覆蓋，只能隱約見到陣亡日本官兵的姓名；正面中間「殉難將士瘞骨碑」，及左邊「陸軍大將從三位勳一等功二級柴五郎」的文字則仍清晰可見。
1956年的新城神社遺蹟
新城天主堂現貌
為監視哨殉難者所建的小神祠-1914
「殉難將士瘞骨碑」（1923）
「殉難將士瘞骨碑」正面
另外，在新城村博愛路轉進天主堂方向，原有一座日式大型鳥居，但在與日本斷交後，民國 68 年由新城鄉公所將鳥居兩翼鋸斷，成了中國式牌坊。新城神社主體的鳥居則還保有兩座，最前面的一座上頭寫著「天主教會」（原寫著「天主教堂」）。
在兩座鳥居之間還保存四對石燈籠。另外，還可見到兩對狛犬豎立在原來的位置，分別被擺設在裡面第二座鳥居前及聖母園（原本殿）入口前。這兩座鳥居的兩側明顯多出兩根柱子，因當年新城鄉公所要將鳥居拆毀，戴宏基神父擔心具有歷史意義的遺跡遭拆除，不得不做此防護措施。
原本神社洗手的水泥石臺子（稱為「手水舍」），設置在面對裡頭第二座鳥居的左後方，其位置已被改建成涼亭，但地上仍可見到原石臺子四方形的痕跡。這座石臺子現在被保存在禮拜堂內，成為教會的「聖洗池」。
另外，原本醫院前方有一間稻荷神社，目前只剩一座石燈籠放置在禮拜堂入口處附近；洗手的自然石石臺子則被移到禮拜堂的門內保存。
文．圖片提供／潘繼道（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113.10.07彙整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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