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日本九州福岡北九州市河內藤園的紫藤

台灣被遺忘的歷史人物

中國人講究安居樂業，然而我們台灣人的血液裡一直有著飄泊的基因。打從公元九世紀末，河洛先民從河南光州一路南下（參閱拙作：閩南人必須知道的閩國史），一路上與異鄉人周旋，甚至拼死搏鬥，生命在一路敗逃中傳承，最後在閩南落腳紮根。閩字屬門、屬虫，在帶著中原古音的閩南語裡，閩與蠻同音。閩字唯一的用法就是地名，閩是福建地區早年的稱呼。福建山多田少，土壤貧瘠，生活並不容易，老祖宗會在閩南落腳的原因很現實，因為打不過沿途富庶地方的居民。更早南下的客族，境遇和閩南人幾乎相同，不同的是客族大多在廣東山區，在福建也僻居閩西山地。另一個不同的是，不管是在大陸的原鄉，還是來到台灣，客族除了同化少數山民採取強勢作為外，一直採取弱勢的防禦。閩南人自進入福建，以至來到台灣，一直強勢地和當地土著混血同化。

然而閩地貧瘠，養不活滋生的人口，明末的紛擾與戰亂更逼使先民再度離鄉謀生，當年中原競逐失敗者的後代，依然無力北向，祇有出海，先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台灣與日本，說不上移民，祇為混口飯吃，也夢想著衣錦返鄉。

如今安居台灣的同胞大多數人不會查覺身上流著祖上傳承下來漂泊的血液，然而在不知不覺間還是會流露祖先的血蘊。我在銀行工作三十二年，大多的時間從事徵、授信工作，對台灣近數十年產業的結構與變化小有認識。台灣在民國六十幾年因著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經濟開始起飛，十年後小有資本的台灣人開始走出台灣，台商的腳步遍及東南亞，也進入大陸，然而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精明的台灣人噤口不提他們在大陸的投資。有趣的是，大概過了十年之後，他們在大陸事業有成，膚淺愛現的個性讓他們面對銀行員不再掩飾，甚至侃侃而談，誇耀著他們大陸事業的壯大，忘了銀行最忌諱無法控制他們貸款資金的流向，或許此時他們壯大了，他們已不在乎銀行的態度。後來的解嚴更讓台商的腳步加速，如今大陸投資已是台灣經濟重要的一環。

其實不祇1970年代的台灣興起出走潮，日據時代的台灣，因著大日本帝國的南進，台灣人也曾有一波外移的風潮，足跡遍及東南亞、華南、東北與日本。

家父生於大正十年（民國十年，公元1921），台中州商業職業學校畢業後，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獨自一個人跑到當時大日本帝國勢力範圍下的滿州國，就讀營口海事專門學校，往後浪跡中國華南與安南，直到日本戰敗被遣返。兒時多次聽家父提起這段往事，但家父從不提他是做何營生。遺憾的兒時的我對此並不感興趣，況且家父眷養小寵物，在家的時間也不多。

其實不祇家父，除了戰爭末期不少台灣人被徵為軍夫、軍屬遠赴東南亞外，早在戰爭初期，不少台灣知識分子因著各種原因即到大陸發展。大多數經商，也有當皇軍的翻譯和軍屬，更有台灣人進了黃埔軍校，還有台灣人參加了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遺憾的是這些事跡在戰後成了歷史的難言之隱，一直被刻意地埋在陰暗的角落。

日前因為寫蘆洲李氏古厝，得知李家後人李友邦為黃埔二期（詳見拙作蘆洲李氏古厝）。我問學歷史的兒子是否知道此事，兒子不知道。不久兒子就買了日人近藤正己去年九月剛出版的「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下兩本鉅著（日文版於1996年初版，台譯本2014年出刋）。老頭一輩子省吃儉用，但常買書，沒想到兒子買的比我更狠。書中對日據時代的台灣揭露了不少如今台人少知的史事。

近藤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創立於民國十三年的黃埔軍校也招收非中國籍學生，前五期中非中國籍學生共三十八位，最多的是朝鮮籍，有三十四人。台籍兩人，越南籍一人，新加坡籍一人。史料可查的兩位台籍黃埔畢業生為：四期步科一團三連的廖武郎和四期步科二團三連的張克敏。書中亦根據當時住廣東台灣人的回憶錄補充，當時的台籍黃埔生其實並不祇兩人，包括三期的黃濟英、林文騰、陳蕭福，四期的張克敏（張士德、馬士德）、廖武郎、葉祝火，五期的林夢輝，六期的林高振（林洋中）、陳辰同、陳思齊（陳旺權）、楊春錦、林樹勳、羅崇光、李祝三，七期的李中輝，以及教導團的林如金、顏金福、林仲節、吳文身、蔣麗金、楊金泉，還有空軍的謝文達，軍醫的張美統等人，算算有名有姓的有二十三人。造成記載與實情不相符的最大原因是當時他們為了避諱，未將籍貫登記為台灣。避諱的原因是當時台人即是日本人，是侵華的敵國人，況且部分台籍同胞在大陸狐假虎威的風評其實真的很不好。遺憾的是這些人的史跡並沒留傳下來，但這個數字應該讓如今的台灣人大感訝異。

註：（）表示曾使用的化名或本名。

近藤氏著作中台譯版下冊第440頁的備註欄提到，雖然近年來李友邦為黃埔二期已是通論，但在「黃埔軍校史料」中的「同學姓名籍貫表」卻找不到他的名字。另根據當時在廣東的張深切和郭德欽的說法，李氏因足疾而致無法入學，實際上並非黃埔畢業。此點或許與李氏在籌組與領導「台灣義勇軍」時自稱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一樣。潛逃大陸的李友邦於1926年曾短暫返台，當年底赴日擬就讀早稻田大學，然因其抗日案底被日警通輯，於是李氏又潛赴上海，就學之事就不了了之。在學歷欄自註早稻田的李友邦是否曾就讀幾天早稻田此時已難探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李氏絕非早稻田畢業生。

另外，李氏籌組之「台灣義勇軍」亦有難言之內幕。日本正式展開侵華行動後曾進行撤僑，但仍有不少台人因著各種理由滯留大陸。而後隨著戰事進行，除了隨著皇軍腳步在占領區活動的台人外，在華台人成為敵僑，被國民政府送入集中營集中看管（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在美日人亦遭受同樣命運）。名為墾務所的台人集中營設於閩北武夷山的崇安縣（中共建政後將崇安改名武陵山市，屬南平市轄下的縣級市），依照1942年前後編製的「崇安縣政府管理台民姓名冊」記載有304人列名於內，令人訝異的是竟然女性比男性多，男141人，女163人，不知當時台籍女性到大陸做什麼？1938年李友邦在張一之（後改名張畢來，中共黨員，浙江大學畢業，時任李氏主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秘書）陪同下，帶著當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的介紹信到福建面見福建省主席陳儀及國民黨福建省負責人陳肇英，要求將集中營的台人交其帶到浙江，這些人就是李氏組成「台灣義勇軍」的基本班底。

1941年前後，國民黨成立台灣黨部籌備處於香港，以日籍台裔女星翁倩玉的祖父翁俊明為主委，日軍占領香港後遷至廣東韶關。1943年正式成立台灣黨部於福建漳州，吸引了不少在華台人歸附。照著西瓜猥大邊的原則，當時台人親附中共的不多，即使思想上傾共，表面上也是極力否認。像後來被台灣的國民政府尊為「抗日英雄」的丘逢甲，他的兒子丘念台當時任廣東中山大學工學院教授，丘氏1938年前往延安滯留三個月，戰後丘氏在其自傳中語焉不詳，刻意略去此段經歷，但據其友人楊卓、丘繼英、鄭惠等之回憶，丘氏當時除面見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外，並以教授的身分申請在抗大旁聽，還參加了三個月的學習課程（近藤氏所著總力戰與台灣下冊629頁）。

值得特別介紹的是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蔡前（蔡乾、蔡孝乾）。

近藤氏在其著作「總力戰與台灣」對蔡氏的介紹：

台灣共產黨成員中，以參加長征的蔡前（孝乾）為中心，仍有約二十餘名台灣人滯留延安。蔡前1908年生於彰化花壇的米商家庭，1924年赴上海就讀上海大學，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返台（老頭註：李友邦亦於此年返台，此係因國民黨清黨，左傾台人祇好出逃返鄉），參加林獻堂等人的台灣文化協會活動，1927年曾遭日警逮捕。1928年參加台共組織，為逃避總督府的追緝再度潛逃大陸，於漳州石碼中學任教員。1932年進入蘇區，而後參加長征。1937年被任命為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長。

維基百科對蔡氏的介紹（略加修飾）：

蔡孝乾（1908－1982），曾化名蔡乾，出生於台灣彰化廳燕霧上堡（今彰化花壇鄉），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曾隨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二戰結束後潛回台灣，其後被當局逮捕入獄，而後變節加入中國國民黨，1956年官拜國軍少將。

蔡孝乾早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因此左傾。之後，曾任公學校代用教員。後前往大陸，入上海大學就讀。回台後積極推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共產黨之合併。1928年蔡孝乾因逃避日警拘捕，前往福建廈門，經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區，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蔡又受命加入台共並獲選為中央常任委員。1934年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入延安，是唯一參與長征的台灣人。日本投降後，蔡孝乾潛回台灣，發展中共在台灣組織，1949年更當選中共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50年1月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尋機逃脫。三個月後再次被捕，很快即變節，供出中共在台人員，致中共在台地下組織被摧毀，1800多人被捕入獄。

蔡氏回台後，除在台發展共黨基層黨員與進行群眾關係的工作外，也與中國國民黨內軍事高層人員有所互動，因此蔡孝乾被捕後迅速變節，供出吳石、朱諶之等人，結果導致吳石與相關者被捕，吳石、朱諶之均判死刑。據龔德柏指出，蔡孝乾為「台共四大金剛」中最無用、最無志之人（老頭評：此話應有偏頗，參加過長征的人絕不能說無用或無志）。蔡孝乾被關在台南看守所時，曾要求與其有染的姨妹馬雯娟見面；主管該案的谷正文即將馬雯娟送進蔡孝乾房中，而後馬雯娟與蔡孝乾均加入國民黨。

註：谷正文（1910-2007）與號稱國民黨國國元老的谷正綱無關，谷正綱之弟名正倫、正鼎。谷正文，北京大學畢業，早年即參加共產黨從事學運，後為林彪手下偵察大隊長。被捕後變節轉投國民黨，為軍統戴笠手下的特務主管，來台後頗受蔣氏重用。

往後，蔡孝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旋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唯蔡氏和另外兩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誠的陳澤民、洪幼樵均長期被監控，平日深居簡出，1982年10月病逝，享壽七十五。

104.05.2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