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湳里：老頭談性

台北花卉展103.12.23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一直是一夫多妻制，日本亦然。

一夫多妻這說法其實很吊詭，大多數的男人其實還是祇有一個老婆，祇有有錢有勢的男人才有能力擁有好幾個老婆，窮苦人家甚至連一個老婆也娶不起。

如同中國的革命黨人一樣，日本維新志士也大多風流成性，取得政權後自然都是三妻四妾，快樂的不得了。然而日本人比較笨，不像中國人那麼擅於做假；日本人凡事公開，所以他們的風流史人盡皆知，成了街頭巷尾庶民聊天的好話題。

和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伊藤博文（1841-1909）是明治維新後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他前前後後當過四任總理大臣（第一、五、七、十任首相）。男人成為政壇人物，不怕沒有女人，很多女人會自己送上門。所以伊藤兄幾乎常常換女人，有的正式納編成為側室，有的包養成為情婦。不過伊藤兄有個特殊的癖好，他特別喜歡未滿二十歲的稚女，很變態喔。他的元配梅子有了年紀後自動退隱，住到神奈川縣的大磯，府邸名為「滄浪閣」，伊藤汰換下來的女人都送來和大老婆同住，由元配集中管理。梅子夫人來者不拒、從不發怨語，當時傳為美談。（註：老頭認為伊藤是卑鄙的男人，性力有限卻又風流，他專玩未成年的女人，其實是無力應付虎狼女；玩過的女人交由元配集中管理，就不會戴綠帽，說來他娶到＂賢＂妻！）

擔任兩任首相的松方正義（1835-1924，第四、六任首相）就利害了，伊藤一次祇能應付一個，採淘汰制，松方兄則是大宅門式的做法。當時有人幫他估算，他「同時」最少擁有二十幾個小妾，這紀錄不會輸給民初軍閥張宗昌（張老兄的女人總是來來去去，但在他當山東王那陣子老婆的編制固定24個）。有次，時任首相的松方兄進宮晉見明治天皇，公事談完天皇與他話家常，天皇忍不住好奇地問他：閣下目前共有幾個子女，方才討論財政改革滔滔不絕的總理大臣，當下竟然回答不出來，窘了半天，只好回說：「臣調查後再上奏陛下。」

有趣的是這位松方兄活到老做到老，公事、房事都非常努力，小妾們經常大肚子。後來松方年紀大了，考慮到世間體面，晚年生子全都掛在兒子名下，申報為「孫子」。松方兄相當高壽，終年享壽九十，這麼「能幹」的男人竟然這麼長壽，實在令人佩服。他身後有報戶口的兒女共計二十六個，列名為孫子的人數不詳，這就比張昌宗厲害很多了。（老頭註：其實也有可能松方兄大肚大量，把兒子報成孫子，真相其實就是他也不介意年長的兒子為他代工，畢竟妻妾們仍有性慾，由兒子代工，總還是松方家的種，總比讓她們向外覓食好。）

當時也有「正義之士」反對一夫多妻與納妾。最有名的是萬元鈔上的福澤諭吉，和首任文部大臣，有「日本現代教育之父」之稱的森有禮（1847-1889）。日本在明治十五年（1882）開始實施的新法正式廢除多妻制。廢除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正義之士的反對，而是當時日本急於廢除不平等條約，日本人以為歐美列強都是一夫一妻制，而多妻制的國家都是落後國家，怕被認為落後與野蠻，所以才斷然修法廢除。但祇是不能正式登記，有錢有勢的男人照樣還是有很多女人，轉入地下成了半公開的秘密。

台灣目前亦是如此。世事沒有對錯，祇有現實。

反對多妻制的男人事實上是違反男人的天性，有錢有勢卻反對多妻的男人更是非常奇怪。前述的森有禮就是這麼一個人。森先生曾在他自己的刊物「明六雜誌」撰文批評多妻，文章題目為「妻妾論」，寫了一篇後覺得不過癮，連著寫了四期，痛批多妻的不當。後來他還草擬了一個婚姻法，叫「婚期律案」，結果沒人理他。和他同伙的福澤論吉則比較理智，雖然認為多妻不當，但畢竟是幾千年的風俗，也不可能一時說改就改，所以他主張先培養納妾可恥的觀念，同時也呼籲政壇和商界的大爺們即便要納也要偷偷的納，不要太公開，更不要太招搖。（老頭註：福澤是最早提倡侵略中國的阿本仔）

極力反對多妻的森有禮在明治八年（1875），由時任東京府知事的大久保一翁和好友福澤諭吉的見證下和廣瀨常小姐（1855-？）結婚。當時男方二十九歲，女方二十一歲。以當時來說，男女都算晚婚。森先生二十二歲就任維新政府的高官，竟然拖到二十九歲才結婚。結婚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那年森先生被派為駐華大使，一把年紀不攜伴赴任，怕啟人疑竇。

森先生把結婚辦得煞有其事，兩人還簽下契約。明確規定夫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甚至財產劃分。由於當時日本女人並沒有財產權，故森先生的作法可謂相當先進。

然而婚後不久森太太就出牆了，1885年森先生榮任維新政府首任文部大臣的那年，森太太竟然和男人私奔，從此不見蹤影。原來森先生反對多妻，是因為他連一個老婆也沒法讓人家滿意，他是個性無能，他巴不得天下的男人都成太監。

不過部長的身份與地位還是很吸引人，老婆跑掉不久，經媒妁搓合，森先生又娶了「維新十傑」之一的岩倉具視（1825-1883）的女兒寬子（1864-1943），此時男方三十九歲，女方二十二歲。

寬子小姐出身京都公卿家，習慣日式生活與飲食。森先生留英三年，生活極端西化，家裡天天吃西餐，讓寬子夫人很不習慣。更糟的是性無能的男人通常都有潔癖，講究一絲不茍、一塵不染，也講究生活規律化。婚後森先生以部長兼戶長的威嚴把老婆管的像小媳婦一樣，讓寬子夫人度日如年。

擔任首任文部大臣的森先生，上任後就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日式教改，不時需要到各地演講，推動他的新觀念和新作法。當他第一次出差時，寬子夫人心裡暗爽，這下可以不必再吃西餐了。部長一走，她就交待廚房今晚她要吃茶泡飯。

誰知廚子向她說：「夫人，主人今天出門時特別囑咐過，他不在家時，夫人可能會想吃茶泡飯，但茶泡飯對健康不好，絕對不可以做茶泡飯給夫人吃。主人還說，他不在時，三餐都必須如常進行。」這就是反對納妾，講究男女平權的森有禮實際的嘴臉。

還好寛子夫人不用忍太久，吃了六年西餐後，森先生遇剌身亡，得年四十三。從此寬子小姐就自由了。

森先生被剌的理由很瞎，國粹主義者認為他參拜伊勢神宮時太不敬，所以剌殺他。

老頭的話：

依人類胎兒出生率來說，男女胎的比率極近，女生略少男生一點，然而男人成年後早逝的可能遠大於女人，通常最後是女多於男。如果有一個人擁有三個女人，即表示會有兩個男人娶不到老婆。在社會居弱勢的男人對擁有三妻四妾的男人大加撻伐，認為不公不義；女人則怨嘆男人的不專，卻都沒想到背後帶著現實的經濟因素。

伊藤博文

松方正義。

森有禮（男人行不行，絕無法從外表看出來，女性同胞切記！切記！）

森有禮簡介

森有禮（1847－1889），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改革家，維新後首任文部大臣，日本現代教育的先驅，被譽為日本「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和「日本現代教育之父」。

森有禮出生於日本薩摩藩（鹿兒島）的武士家族。1865年被藩選派赴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學習近代科學（數學、物理和化學）。明治元年（1868）六月回國。同年七月出任徵士外國官權判事。

1873年與福澤諭吉、西周、西村茂樹、中村正宜、加藤夕之、津田真道、簧作麟祥等人創辦「明六社」，從事啟蒙運動。

1875年森有禮任日本駐華公使，主要與清朝政府斡旋朝鮮半島問題，留下多次與李鴻章交談的交談紀錄。同年在東京銀座尾張町創辦了商法講習所，即今一橋大學的前身。

1885年日本首位內閣大臣伊藤博文組閣，森有禮受邀出任首任文部大臣，從而發動日本國內教育改革。隔年三月，文部在森有禮領導下廢止原來施行的《教育令》，新頒布《學校令》和《帝國大學令》。四月又陸續頒布《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條例。這些條例被視為日本現代學制的基石。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當日，準備出席大典的森有禮被國粹主義者西野文太郎以「參拜伊勢神宮時態度不敬」為由刺殺，延至翌日傷重不治，年僅42歲。

森有禮「名言錄」：

李鴻章：近來貴國的變化實在令人刮目相看值得讚譽，然有一點不敢茍同，就是貴國盲目模倣歐國風習改變自古來的服制。

森有禮：改變服制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面對今日時勢的進步，則感傳承服制多有不便，故改變舊式服裝用新式洋服代之。我國人民自願改變服制的意向顯然利大於弊，對國家而言更是益處良多。

　　——選自《李文忠公全書》

1876年1月，甲午戰爭發生前十八年，日本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前來北京赴任。經過天津，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特意接見了森有禮，二人有過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這次談話不簡單，它是兩個正在進行變革的潛在的強國之間的一次對話，也是關於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一次高級別對話。這次對話當時有記錄，而且連翻譯的話也有錄入，特摘要梳理如下。

寒暄一番，李鴻章就把話題上升到文化高度，他問森有禮對中西文化的看法。

森有禮的回答讓李鴻章大跌眼鏡，他說：「我們日本覺得西方的學問十分有用，可是貴國的學問只有三分有用，其他七分實在是太陳舊了，沒什麼用途。」

李鴻章有點不服氣，諷刺式地問：「那閣下認為你們學習西方文化，學到了七成嗎？」

森有禮說：「只學到了五成。」

李鴻章步步緊逼：「只有五成嗎？你們連服裝都變了，哪只有五成？」言下之意你們把自己最根本的都丟掉了，數典忘祖。

森有禮倒覺得沒所謂：「學他們的服裝倒沒所謂，只是本領還沒有完全學到。」

森有禮的沒所謂，代表了日本上下的一種心態，當時連日本天皇夫婦都穿西服，至於伊藤博文那一幫明治維新的幹將，更早就是西裝革履了。

李鴻章認為，服裝不能輕易改變，這是對先祖的追憶、尊重，要萬世傳承才對。

森有禮則說，日本是個善於模倣的民族，如今我們學習模倣西方的文化，也跟當年我們祖先學習大唐文化的意義是一樣的。

森有禮又說了一句讓李鴻章刺痛的話：「你們大清王朝的辮子和服裝不是在刺刀威逼之下形成的嗎？」作為清朝的大臣，李鴻章只好顧左右言他。

雙方又談到與西方的條約問題。森有禮的態度是：和西方國家的和約是沒什麼用的。這反映了當時日本對歐美的不滿，不過，也看出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善於撕毀和約的看家本領。羅斯福總統如果了解這段對話，珍珠港事變就可能不會得逞了。

李鴻章則說：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怎麼說沒用呢？

森有禮的回答暴露了日本人的野心：如果是通商，當然憑條約辦事。但國家要「舉事」，就看誰強大，而不是靠條約。

李鴻章對此嗤之以鼻：「此乃謬論。」並且指著桌上的一杯酒對翻譯說：「人的心如同這杯酒，條約就是『和氣』，如同這個杯子，如果沒有杯子約束，酒就會溢出來。」

森有禮不以為然：「所謂的『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就會漏，杯子哪攔得住。」

李鴻章聽了這番話，對日本整個國家的品質都不放心了，他對翻譯說：「森大使年輕氣盛（當時三十一歲），我們馬上要和日本簽訂關於北韓的條約，要提防點。」

接著談到高麗問題，森有禮說：「高麗對我們日本很不友好。」

李鴻章又諷刺道：「自從你們的豐臣秀吉去過之後，他們還敢跟你們友好嗎？而且你們衣服也改了，文字也改了，他們都不認識你們了，怎麼跟你們友好呢？」來源：廣州日報

104.01.01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