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1871年八瑤灣事件&1874年牡丹社事件
車子走屏鵝公路，過了車城福安宮轉屏199縣道。開沒多遠，看到右側路旁立了一塊路標寫著「琉球藩民墓」。這墓的存在揭穿當年《斯卡羅》的「英勇」，也揭露《斯卡羅》後裔製造歷史的「偉大」。
老頭插嘴：
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碑位於車城鄉統埔村統埔路39號，碑高153公分，寬45公分，花岡岩材質。
鄉公所網頁記載：清同治10年（1871）10月15日，有琉球藩民乘兩小船至那霸途中，遭遇颶風飄流至滿州鄉八瑤灣（九棚村），其中船民迷途至牡丹鄉高士佛番社求食，因語言不通，被視為敵人，54名琉球藩民遭原住民殺害，12人獲救，先是由在雙溪口經營交換所的鄧天保，憐其屍骸暴露荒野，基於人道精神予以就地埋葬。後來再由救助另12名生還者的保力庄長楊友旺、統埔庄民林阿九、林椪獅父子，協同移葬於統埔庄現址。
明治7年（1874）日軍將領西鄉從道初次重修舊墳，並於墳前建立墓碑。據伊能嘉矩於1897年的訪查記錄所載，統埔庄民林阿九及其子林椪獅，當年受託於西鄉都督，每年召集庄民分春秋兩次祭拜琉球藩民之墓。
牡丹社事件之清日和約規定清國應保存日軍所存的「琉球人之墓」。條文內容為：「我國人民，生番被殺亡者，遺體現就當時收埋之舊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等航客就近港口之際，若欲藉便登岸掃祭者，務望使其即日登岸，拜奠而歸」。
大正15年（1916）車城庄民大幅修築塋城，並於昭和二年（1927）將罹難者姓名刻於碑座柱腳。惟墓碑於1945年二戰後，曾被摧毀斷落地上，墳地被居民充作牛舍。碑文曾遭毀損及風化模糊，但仍值得保存做為歷史的見證，民國68年由內政部明定為第三級古蹟。民國71年3月「臺灣遭難者墓地改修等關係市町村協議會」在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及統埔村民的協助下，再度重修如現況。
碑文正面「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中的「大日本」三字曾遭塗抺，民國89年修復，如今背面碑文已不易辨識。每年琉球遇難家屬後裔皆至此祭拜掃墓。
當年碑文背面之內容如下：
「明治四年十一月，我琉球藩民遇颶破船，漂到臺灣蕃境，誤入牡丹賊窟，為兇徒所殺者五十四人。七年琉球藩王具狀以聞，天皇震怒，命臣從道往問其罪。今茲四月，候騎先發，諸軍次之。蕃人簞壺相迎，獨牡丹、高士滑等兇徒不下。五月擊兇徒於石門，斃巨酋阿碌父子以下30餘人。我兵三道並進，屠其巢窟。九月牡丹、高士滑等餘類，請罪轅門。初琉人之遇害也，有廣流氓鄧天保者，痛其非命，拾收遺體，即葬之雙溪口，後移之統領埔。茲重修舊墳，建石表之，以敘其略云。明治七年十一月大日本陸軍將軍西鄉從道建之」。
墓和墓碑的存在是對賊窟後裔的公然羞辱，當年他們先人絕不是會信守約定的人，他們的後代更不會遵守清國訂下的條約，然而他們如今引日人為外援，不敢得罪日本，所以只能偷偷毀去碑文。
1871年10月18日（清同治10年，明治四年，琉球國第二尚氏王朝末期）一艘琉球國宮古島船舶山原號，繳完年貢從首里 (今那霸市東北部) 回宮古島的途中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排灣語，今屏東縣滿州鄉九棚一帶），船上69人，溺死三人 (一人登陸時已失蹤，視為溺死) ，餘人登陸覓食。幾天後遇上高士佛社原住民，54人慘遭殺害，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楊友旺、楊阿才營救下前往台灣府，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琉球館，翌年六月才被安排乘船回到琉球那霸。
當時琉球人漂流臺灣，遭臺灣生番出草殺害的事件屢見不鮮，通常的處理方式是清廷依例對倖存者救助及保護，琉球則於事後發諮文謝恩，其他責任一概不予追究。此事件原也不例外，不料維新 (1868) 後的日本政府開始膨脹，此事件間接導致琉球王國的滅亡。
1872年日本降琉球王國為琉球藩。1873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向清國總理衙門抗議，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今日本岡山縣小田郡）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搪塞，副島便言：「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圖，隨口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日方遂抓住這句話柄，積極準備向「無主番界」出兵。
1874年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西鄉隆盛之弟）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向英、美等國租用輪船，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
老頭插嘴：二十年後，樺山資紀（1837-1922）與水野遵（1850-1900）分別出任第一任台灣總督和第一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
出兵前夕，英美等國轉變態度表示反對，聲明中立並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決定停止行動，大久保利通親自到長崎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
老頭插嘴：西鄉從道係舊薩摩藩士，其兄西鄉隆盛（1828-1877）名列維新三傑，更是桀驁不馴 。明治初期隆盛積極主張征韓與征台，與維新眾臣意見不合，於是舉兵稱叛，史稱西南戰爭，兵敗後隆盛切腹自殺（即電影幕府將軍的背景故事）。西鄉從道獲任蕃地事務局長並晉升中將，係維新朝臣對西鄉家與薩摩藩的安撫措施。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8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原住民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原住民敗逃。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番社，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大多數番人逃匿山上，日軍佔領番社後焚燒村屋並撤回射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向日軍請降。日軍移營龜山（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長期駐紮。
石門戰役後，西鄉從道與投降的排灣族頭目合影。左坐者為卓杞篤之子朱雷、中坐者為西鄉、右坐者為一色
日本五月中旬出兵台灣，清廷隨即於五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防務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李鴻章調唐定奎率領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當年農曆九月中旬以後到十月間陸續抵台，屯兵枋寮，清日在台戰力情勢逆轉，沈葆楨的談判地位因此提升了許多。
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陣亡者僅20餘人），又已耗軍費1260餘萬日圓（尚未計算購買運兵用船舶的770萬日圓），深感難以持續。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中國交涉。
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實因情勢窘迫。因此清廷起初態度強硬，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表示：「一錢不給」。 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強勢介入。於是中日兩國在1874年9月22日簽訂北京專約，主旨有以下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後由清廷賠償日本50萬兩)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開山理番
清日簽訂北京專約後，清廷間接承認日本對琉球的治權，日本則直接承認也要求清廷對屏東番行使治權。
事件結束後，清廷開始積極治理台灣番地，重要措施包括：第一、增設恆春縣以及台北府。第二、「開山撫番」，派遣官兵分別修築北路 (蘇澳到花蓮奇萊，湘軍系統的羅大春率所部負責，光復後國府的蘇花公路即沿襲此路)、中路 (南投到玉里，由粵軍吳光亮率所部負責，即今之八通關古道) 、南路 (枋寮到台東卑南，由淮軍遊擊王開俊率所部負責) ，以打通台灣東、西之間的聯絡道路。
事件發生前清廷官府管轄止於枋寮，枋寮以南為番地。為了有效「約束」凶番，清廷打算在屏南恆春建城設縣，如此則須開通枋寮往屏南的道路，於是跟當地排灣族獅頭社發生衝突。
當時的瑯嶠 (今屏東南端) ，雖然是「治理不及，化外之地」，但海岸河口小平原已有許多福建移民的小村落（柴城、風港、崩山、莿桐腳），山邊則是客家移民的小村落（保力、統領埔），以及漢化的平埔小村落（社寮）。
從風港 (事件後沈葆楨改名楓港，今隸枋山鄉) 、崩山 (屏東縣枋山鄉的舊稱) 、莿桐腳 (隸枋山鄉，北為枋山，南為楓港) 到加祿 (今隸枋山鄉，枋山四村中最北一村，北為枋寮，南為內獅)，當時是大龜文族的棲地，漢人村落向他們租地耕作，每年大龜文頭目都會由下屬抬轎去巡視及收租，以宣示主權。
牡丹社事件時，日軍派兩百名士兵北駐風港，監視淮軍動態。風港的漢人頭目王媽守極力籠絡日軍，唆使日軍攻打大龜文。然而此時日軍顧忌北方的清軍，也無力兩面作戰，於是反而刻意籠絡大龜文，漢番關係惡化。其後莿桐腳村民更在衝突中綁架內獅頭目的兒子，沿海漢人與大龜文關係進一步惡化。
1874年12月3日，日軍盡撤回國，幾天後游擊王開俊就率部移駐風港。風港的河口平原很小，舉目就可以見到鯉龍山，鯉龍山上就是原住民「大龜文酋邦」的領域。
「大龜文酋邦」是個歷史悠久又強悍的部落群，曾經阻止荷蘭和鄭成功勢力進入。大龜文共20幾個部落，由兩大家族共治，大股頭是邏發尼耀（Rovaniyaw）家族，二股頭是酋龍（Tjuleng）家族。最靠近風港的兩個大龜文大部落分別被漢人稱為外獅頭社與內獅頭社（Kacedas）。
王開俊部進駐後，當地漢人仗勢揚言往後不再交地租予番目，引起番目對清軍的敵視。於是大龜文出草馘首了三個王開俊部的巡邏兵，王開俊大怒，村民更極力慫恿王開俊出兵。
光緒元年正月初8 (1875年2月13日) ，王開俊率所部沿阿士文溪北上，準備攻擊內獅社。早有準備的內獅社已將老弱婦孺疏散，男丁藏匿誘敵，王開俊下令燒了內獅部落。然而回程時卻被埋伏的內、外獅部落合擊，全軍潰敗，陣亡近半，王開俊被殺，頭顱被帶回內獅。
王開俊被襲殺後，清廷大為震驚，下令原駐鳳山的淮軍唐定奎部全部開入枋山、楓港、莿桐腳。自農曆2月22日開始，5000淮軍分三路進攻大龜文。而大龜文的老老少少也不過就是5000人，於是番人又使出老招，躲上山專事偷襲，雙方僵持了二個多月。到了5月10日（農曆）番人沒得吃躲不住了，番目遮碍（Ljakai，清代文書作「野艾」）向淮軍統帥唐定奎請降，雙方在莿桐腳訂立和約。
這場戰爭前後歷時四個月，史稱「獅頭社事件」。然而直到1895年台灣割日，大清軍隊與官員並未能真正進入部落，大龜文還是大龜文。大龜文真正綏靖要到1915年，日本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任內的「南蕃事件」後，大龜文一族被迫分散遷社，主要家族搬離今獅子鄉內文舊社，遷往台東安朔及其他各地。
老頭插嘴：
篇幅所限，「南蕃事件」另文詳述。
大龜文是母系社會，《傀儡花》作者陳耀昌稱當時大龜文大股頭是邏發尼耀家族的Tjuku，領導作戰是她的夫婿遮碍，是由內獅部落嫁過去的。戰爭結束之後，遮碍的最小妹妹璦玎（Eidyn）嫁給了楓港的一個漢人軍官。璦玎的女兒，應是蔡英文的祖母，蔡英文小時候的原住民名就叫Tjuku。
整個戰役中，淮軍陣亡加病死共1179人（主要還是病死）。另外，淮軍在戰前就已病死739人。總計淮軍來台五營6500人，只剩4000多人回鄉。約有上百傷兵滯台沒能返鄉。
獅頭社事件中殉職的淮軍，曾被分葬於鳳山和枋寮兩地的「昭忠祠」。鳳山「昭忠祠」在日治時代改建為神社，居民收拾了骸骨，蓋了一個小廟，叫「萬應祠」。昭忠祠的石碑，台灣總督府納入收藏，如今成為台灣博物館的文物。光復後，日本神社被拆除，改建為鳳山醫院；1950年，「萬應祠」舊址改建成一個大廟，叫「萬福廟」，就在今日鳳山博愛路鐵路地下化的路邊。
至於枋寮昭忠祠，又名「白軍營淮軍義塜」，目前依然留在枋寮鄉間。
「獅頭社事件」是清末「開山撫番」政策下的第一場戰役。而後打通往恆春的交通，漢人勢力開始從枋寮向南擴張。恆春縣城於光緒元年（1875年11月15日）開始動工，歷時近五年，至光緒五年（1879年9月1日）完工。
恆春縣城設有東西南北四座城門，周長2600公尺，外牆城高330公分。是清末修築的最後一個縣城，也是最小的一個，規模沒有台南、嘉義、鳳山、彰化和新竹大。
然而恆春古城卻因為地處偏遠、市區發展緩慢，除日治時代因都市更新拆除部分城牆外，南、北、東、西四門和大部分的城牆都意外的保留下來，反而成為台灣保存最完整城垣遺跡的古城。
拜訪恆春古城，南門是最容易到達的地點。它是通往超熱門景點墾丁的必經要道，也是恆春車流量最頻繁的一座城門。
恆春古城已經是台灣本島絕無僅有的古城遺跡，在東門，更有強烈的古城感受，不但城門、城牆保存完整。還能沿著城牆邊的階梯拾級而上。上到超過三公尺高的城牆，城牆上還有步道，步道寬約三公尺，長約三百公尺。城垣上的砲台、砲孔整修良好。三百公尺步道，很快走完百年歷史。東門城垣步道消失在恆春高工的籃球場邊。
北門的外觀和東門很像，都沒有城樓。北門與西門間的城垣已整修完成。
北門這裡，也許離恆春鎮中心更遠，即使城門洞開能讓小型汽機車通過，它和剛剛走過的南門、東門相比，依然顯得安靜。不過，北門旁邊正對著虎頭山，風景算是漂亮。遊客少，安靜亦是幽靜，自有它的丰采。
西門位在恆春鎮中山路上，這裡是以前的商業區，老街兩旁盡是蓋滿房子的店家，把城門擠地只剩下門洞。西門門洞旁有間「阿嘉的家」，它因為電影「海角七號」大賣座而受到矚目。
現在的西門只剩下立面的城門，城樓不見了，城垣和雉堞也多被拆除。有趣的是，西門附近的「猴洞山公園」，公園左近幾處民宅的圍牆上反倒看到城牆遺跡。詭異的景象，咕咾石砌造的城牆搬了家，不知是破壞公物還是廢物利用，官家城牆成為民宅圍牆已是事實。到西門遊訪的時候可以繞過來看看，這突兀但有趣的景象。
西門牆角邊還有一個更突兀顯眼的石碑，叫做「禁自盡圖賴碑」。翻成白話文就是：「禁止自殺後，還賴給別人」的告示碑。這個設立於清朝光緒二年 (1876) 的碑文上主文為「告示軍、民，人命至重，不可動輒輕生，而人死不可復生，然親屬聽人挑唆，告到官府，意在求財或圖洩忿，地方官未加勘審，致有人因此傾家蕩產或身係囹圄，官府為安分良民，讓被自盡命案牽連者，准予摹搨此碑文，到地方官呈訴，以免拖累。」碑文另陰刻大清律「如將祖父母、父母的死誣賴他人，首先將誣告犯杖打100大板外，還須服監牢徒刑三年。如是其他親人，則罰打80板，徒刑二年。倘若已告官審辦，若查出為誣告外，除統一100大板外，尚加重其刑流放邊疆。」
弄到官府需要立碑禁止『藉自殺來誣賴他人』，顯然這種事不時發生，這是什麼社會呀！
光緒二年七月，福建巡撫丁日昌立碑。石碑原本矗立於西門城牆下，為清光緒二年所立，距今已一百餘年，是一個六尺四方石碑，然而光復初期公權力不彰，恆春居民任意拆毀城牆，只剩這塊篆刻文字的牌碑，後被移往南門保存。民國99年鎮公所推動古城風華再現，將原碑保存於鎮公所，另以仿製石碑置回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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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16彙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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